偽大師胡適：民國公知的造神之路（3）

投機政客

胡適到了五四運動后期就逐漸失去了對學術研究的熱情，開始投身政界，或者說，作為學者的胡適一直都有一個政治投機者的欲望和沖動。成為政治家，是胡適一生所熱衷的事情之一。

1922年5月17日，在紫禁城深宮之中的清遜帝溥儀給胡適打了一個電話，他在報紙上看到關于介紹留美博士的文章，非常的好奇，他開門見山的對胡適說：“我是皇上，我還不知道你長什么樣，你有空到宮里來叫我瞅瞅。”

接到溥儀的電話，胡適又驚奇又詫異，他連忙去會見了溥儀的老師莊士敦，還專門托莊士敦給溥儀送了一本自己的《嘗試集》，于是在5月30號，胡適去拜訪了溥儀，在會面中稱溥儀為“皇上”，還認為“皇上好好讀書，大有前途”。對于這次會面，胡適本人是非常興奮激動的，在日記里多次記載相關的信息，并在給莊士敦的信中寫道:“不得不承認，我很為這次召見所感動。我當時竟能在我國最末一代皇帝——歷代偉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在日記里，他還動容地寫下一首小詩《有感》：

咬不開，捶不碎的核兒，

關不住核兒里的一點生意。

百尺的宮墻，千年的禮教，

鎖不住一個少年的心!

1924年，胡適又一次進宮拜訪溥儀，不久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要求溥儀搬出紫禁城，修改《清室優待條例》，胡適這個時候突然跳出來反對，認為不應該“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堂堂一個新文化運動的代表，卻為溥儀哭喪，活脫脫一副滿清遺老的心態。

少年溥儀

胡適曾經說過“打定二十年內不談政治的決心”，但卻從來沒有放棄自己對政治的好奇與追逐。

1915年，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后來我們從胡適日記中發現，當時胡適在日記中對《二十一條》夸贊道：“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 能柔亦能剛，此則歷來外交史上所未見。吾國外交其將有開明之望乎？”

不僅如此，胡適還公開發表《致留學界公函》，反對抗議《二十一條》的愛國學生運動，罵愛國學生得了“愛國癲”。極力地為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洗地。

胡適兩面派的做法引起了許多人的不滿，連曾經在新文化運動時和他并肩戰斗的魯迅也對此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1925年，女師大風潮，魯迅旗幟鮮明地站在了進步學生方面，甚至被教育部長免除了職務，但他依舊堅持抗爭，寧愿義務授課，也沒有放棄發聲。反觀胡適，則呼吁“學校為教學的機關，不應該自己滾到政治漩渦里去，尤不應該自己滾到黨派政爭的漩渦里去”，如此諂媚的發言引起了魯迅的反感，在文章《答KS君》中直接怒斥：“將自己的魂靈梟首通衢，掛出了原想竭力隱瞞的丑態。丑態，我說，倒還沒有什么丟人，丑態而蒙著公正的皮，這才催人嘔吐。”

魯迅畫像

胡適與國民黨的淵源

1912年，還在美國讀大學的胡適聽聞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在日記里寫道：“梁任公乃吾國革命第第一大功臣，如無梁之筆，雖有百千孫中山，豈能成功如此之速！”為了吹捧梁啟超，而忽略了孫中山革命的功績，令人不解。

在民國成立以后，1922年，胡適提出“省自治的聯邦制”，要效仿美國，建立聯邦制的國家，對此，孫中山表達了自己批評的意見，認為像胡適這樣的文人“不拿中國和美國的實際國情比較，卻拿美國富強的結果來比較，是在是謬誤！”

在陳炯明事變后，胡適站在了陳的陣營，認為他的行為是一種“革命”，把這種倒行逆施的行為與蔡鍔起兵反對袁世凱的行為混為一談，令孫中山大為震怒，久久不能釋懷。

既然胡適與國民黨之間有這樣的積怨，那為何胡適又倒向了蔣介石的陣營呢？說到底，還是利益使然。

胡適在北伐時期，就對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有很高的期待，認為他在軍事上有很高的才能，期待他在政治上也會有很優秀的表現。認為蔣介石是一個“好人”，能夠組建一個好政府。打心底里是一副“擁蔣”的態度。

胡適1932年與蔣介石在武漢相識，與蔣介石有了直接的接觸，從此就不再掩飾自己的政治立場，開始為國民黨反動派賣力。在得知胡適與蔣介石的結交之后，胡適就曾諷刺到：“見了宣統叫皇上，見了蔣介石是不是要叫總統。”

九一八事變之后，胡適蛇鼠兩端的文人性格展露無疑，他在9月19日的日記中寫道：“今早知道，昨夜十點，日本軍隊襲攻沈陽，占領全城，中國軍隊不曾抵抗午刻，見《晨報·號外》證實此事。此事之來，久在意中，八月初與在君（丁文江）都顧及到有此一著。中日戰后快四十年了，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面對敵人的侵略行徑，卻把罪責丟到中國人自己的身上。

面對民族危亡，胡適宣揚甘地式不合作主義，反對對日作戰和對日絕交，主張中國政府應該依據日本政府提出的五項原則，與日本直接交涉東三省問題和善后，避免戰爭擴大。而在此后的幾年里，胡適繼續推廣他的“投降主義理論”。胡適說：“我情愿亡國”，“決不主張對日作戰”。

早在1932年的“一·二八抗戰”之后，周佛海就在南京的西流灣8號花園洋房里，造了一個大地下室。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顧祝同、朱紹良、梅思平、陶希圣、羅君強、胡適、陳布雷、陳立夫等人，經常到這個地下室來躲避空襲。在那里，他們討論戰局，大多對中日戰爭持悲觀態度，認為“戰必敗，和未必大亂”。

為了表示對當時主戰派的不滿，胡適把這個群體起名為“低調俱樂部”，自己更是以“主和派”自居。多次以“諍友”的名義勸蔣介石與日本講和，引得蔣介石非常的不滿。

但是蔣介石又注意到了胡適的留學背景和在文化界的影響力，1937年7月，胡適應蔣介石之邀參加“廬山談話會”；同年8月，又被聘為“國防參政會”參議員。他逐步調整了“準備好了再打”的心理，接受蔣介石的委派赴英、美從事非正式的外交工作，決心變妥協為抗爭，“雖步步敗而步步戰，處處敗而處處戰。”這時的胡適，面對日益高漲的抗日情緒，終于是放棄了講和的幻想。

1937年7月胡適接受蔣介石的委任正式出任駐美大使，胡適開始在美國四處演講，宣傳蔣介石的主張，為自己撈了幾十個博士的帽子，但是蔣介石對他的工作表現并不滿意，胡適到了美國之后，竟然采取“四不”政策，也就是“不宣傳、不借款、不購軍火、不辦救濟事業”。蔣介石忍無可忍，1942年，蔣介石在日記里寫道：胡適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結果，不惜借外國之勢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損害國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1942年9月，宋子文接替了胡適的職務。沒有辦法的胡適只能繼續留在美國留學、演講，靜待時局變化。

胡適與羅斯福

1945年9月至1949年4月，日本投降之后，蔣介石政府推定胡適為北京大學校長，得到了蔣介石的賞識，胡適非常的感激，胡適這一時期的擁蔣立場是十分鮮明的。他說：“蔣先生在近今的六個大巨頭里夠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環境比別人艱難，本錢比別人短少，故他的成績不能比別人那樣偉大，這是可以諒解的。說出如此不堪的話，實在令人不恥。他擁護蔣介石為消滅中共而制定的“戡亂動員令”，在1848年，也曾極力的勸北大的教授和自己一起去臺灣，但是北大的教授已經認清了蔣介石的真面目，回應胡適的人寥寥，委屈的胡適為此大哭一場。

出于團結知識分子的目的，我黨曾經發表聲明，如果胡適不去臺灣，解放之后可以繼續任北大校長，但是胡適面對我黨的爭取無動于衷。

1948年12月25日，新華社發布了43名戰犯名單，胡適的名字赫然在列，一生沽名釣譽的胡適終于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可空憐胡適有文學家、思想家的帽子，到頭來，卻還是個被人所不齒的政治投機分子，連個政治家的名頭都沒有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