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六七十年代的人那么窮，還可以養五六個孩子，如今生活富裕了，卻連養一個孩子都覺得壓力山大？

六七十年代 物質匱乏卻能養育多個孩子，如今生活富裕但養娃壓力陡增，這種反差本質上是 經濟模式、育兒邏輯、社會結構和價值觀念 發生根本變化的結果。兩個時代的養娃早已不是同一概念，背后的支撐體系和成本構成有著天壤之別。

六七十年代的集體化經濟中，人口與勞動力直接掛鉤，孩子是家庭的生產資源；而現代市場經濟中，孩子更多是消費主體，兩者的經濟屬性完全不同。

當時農村實行工分制，孩子長到 10 歲左右就能參與集體勞動，掙半勞力工分；成年后成為全勞力，是家庭經濟的核心支柱。對農村家庭來說，多一個孩子等于未來多一份收入，并且養育成本遠低于其未來創造的價值。城市有單位制保障，國企或集體企業職工子女可享受單位福利，且子女頂替政策讓多子女家庭有更多機會獲得 “鐵飯碗”，孩子是家庭長期保障的一部分。

而如今市場經濟下，勞動價值與學歷、技能深度綁定，孩子從出生到成年的 20 多年里，幾乎完全是純消費：奶粉、學區房、早教、補習班、大學學費、婚戀支持等，每一項都是高額支出，且投入與產出的關聯極不確定。家庭不再依賴子女的體力勞動，反而需要為孩子的腦力競爭支付高額成本，養娃從創造收益變成持續投入。

六七十年代的育兒成本停留在 “活下去” 的基礎層面，而現在的成本覆蓋 “教育、發展、階層維持” 等多重維度，兩者的 “成本量級” 不可同日而語。

過去粗布舊衣老大穿完老二穿，粗糧野菜管飽即可，而現在品牌童裝、有機食品、個性化飲食，成本是過去的幾十倍；過去學費極低，課本循環用，無課外培訓，如今早教、學區房、興趣班、私立學校，成為家庭主要支出；過去孩子生病有赤腳醫生、草藥為主，診療費低廉，依賴集體互助，如今定期體檢、進口疫苗、私立醫院，兒童醫療支出高昂；過去農村住土坯房、城市單位分房，人口多反而易分大房，現在為教育資源買高價學區房，住房成本成養娃最大負擔。過去孩子自行玩耍，通常是大的帶小的，現在家長需要接送孩子上下學，輔導作業，投入過多的時間和精力。過去養娃是喂飽穿暖就行，現在是從胎兒到成年的全鏈條品質競爭，成本自然呈幾何級增長。

六七十年代社會保障幾乎空白，家庭必須靠多子女抵御風險；現在社保體系完善，但育兒的核心責任仍由家庭承擔，且標準被大幅拉高。

那時沒有養老金、醫保，農民老了全靠子女贍養，城市職工退休工資也極低。多子女能分擔贍養壓力，甚至一個子女有出息，全家能沾光。這種養兒防老的現實需求，讓多生成為家庭的生存策略。如今養老金、醫保解決了老無所依的問題，家長無需靠子女養老，但社會競爭倒逼育兒標準升級：別人家孩子學鋼琴、出國游學，自己的孩子不能落后；別人買學區房，自己也必須咬牙跟進。這種階層焦慮讓養娃從保障需求變成階層維持需求，壓力自然增大。

六七十年代的多子女是集體主義與傳統觀念的結合，現在的少而精是個人主義與競爭邏輯的結果，兩者的育兒目標完全不同。

六七十年代，社會普遍貧困，大家的目標都是 “活下去、不挨餓”，育兒沒有攀比壓力。孩子只要長大成人、能勞動，就是合格的，且多子女符合 “人多力量大” 的集體主義價值觀，被視為光榮。現在社會強調個人價值實現，家長對孩子的期待從養活升級為養好、成才，不僅要考上好大學，還要有競爭力、幸福感，甚至實現階層躍升。這種對質量的極致追求，讓每個孩子的養育都變成一場高風險、高投入的精英養成賽，養一個孩子的壓力遠超過去養五個。

六七十年代的多子女是集體化經濟下 “低成本生存 + 勞動力儲備” 的必然選擇，孩子是家庭應對貧困和風險的 “工具”；現在的少子女是市場經濟下 “高成本競爭 + 個人發展” 的結果，孩子是家庭實現幸福和階層期待的 “載體”。前者的 “窮” 是普遍物質匱乏，但育兒的功能單一；后者的 “富” 是物質豐富，但育兒的功能過載。兩者的對比，本質上是中國從生存型社會走向發展型社會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