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輝 | 賈植芳：周揚也是一個悲劇人物

文 | 李輝

時間：1991年10月2日

賈植芳——作家、教授

李輝：你跟周揚有沒有什么直接交道？

賈植芳：我生平只與他打過一次交道。1953年周揚到上海，在“人民舞臺”做報告，過后指定一些人到文協聯吃茶，其中有我。不過沒有什么交談。

李輝：雖然如此，你是胡風冤案的直接受害者，與周揚也算有不解之緣。你是否可以拋開個人恩怨，客觀地評價一個周揚。

賈植芳：周揚是一個“五四”以后時代的人，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但后來他做行政工作，學而優則仕，當官了，就有了變化。在上海時，四條漢子與魯迅鬧矛盾。魯迅是個很苦悶的人。他們一會兒打他的招牌，殘酷地利用，一會兒又批判他。他們這幫人就是搞權術。

李輝：我的理解，他一直在民主自由這種“五四”時代的精神周圍徘徊，最終還是基本上拋棄了，被官場政治所同化。

賈植芳：“五四”傳統的最大貢獻是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他的內心一定是矛盾的。但是，現實卻是很厲害的。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身上有個人主義的東西。這是一個矛盾，他有內心痛苦，這不同于別的對歷史錯誤從不懺悔的人。他翻譯托爾斯泰、車爾尼雪夫斯基，對民主的東西還是有所了解。

賈植芳先生

李輝：忘掉“五四”傳統，恐怕也不是個別知識分子的問題，帶有廣泛性，是值得研究的歷史現象。

賈植芳：封建主義的東西在中國知識分子身上根深蒂固，這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劇，我們這代人都受到這種影響。我不能接受“改造”這種說法。我認為我們這代知識分子應該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李輝：在研究周揚時，我老想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問題，談到思想改造，究竟改掉的是什么，增加的是什么。我也曾想到應該寫一本關于50年前后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書，不過工作量很大，也不知是否能夠進行。但這個題目值得有人去做。

賈植芳：是應該研究這個問題。

李輝：周揚和胡風積怨很深，你能否簡單談談這兩個人。

賈植芳：他們都是從事左翼文藝的，在一些方面，帶有共同的局限。胡風和周揚最初關于“典型問題”的爭論，還是學術問題。后來才發生變化。胡風始終認為黨是信任他的。

1945年毛澤東到重慶談判，與文藝界聚會，周恩來對毛主席介紹到胡風時，毛主席說：“是辦《七月》的胡風同志吧？”周恩來說：“不，現在在辦《希望》了。”可見毛主席對胡風的情況還是有所了解。

舒蕪1946年在上海告訴我，當時毛主席還敬了胡風一杯酒。

賈植芳任敏夫婦

賈植芳、任敏夫婦與李輝

李輝：胡風悲劇也許就在于一直相信毛澤東對他是信任的。

賈植芳：胡風梗直，但太偏頗，愛憎太分明。一次碰到田漢，就不理他。他不喜歡的人，從不愛理。范泉辦刊物，約他寫稿，他不理睬，他說：“他是什么東西？”“三十萬言書”中，他說范泉是南京特務，害范泉為此挨整。《新文學史料》發表時，沒有加注，我向范泉賠禮道歉。

李輝：左翼文藝界在很多時候，都存在著這種片面性。

賈植芳：我的一些朋友有這個缺點。唐湜說阿垅、方然到處罵人，我們又不惹他們。的確存在這個問題。方然當年寫文章，掃蕩文壇，我不同意發，胡風也不同意。

我們的左翼文藝，從創造社、太陽社到左聯，一直好斗。“五四”時代知識分子沒有糾紛，譬如與新月派就沒有個人間的矛盾。李大釗的墓是胡適、劉半農他們幫忙修的，我的嫂子、李大釗的女兒受過周作人保護，幫忙。

左派文人差不多都好斗，像錢杏邨、郭沫若、成仿吾，還有周揚。

李輝：這種現象一直延伸到1949年以后，而且越來越厲害。

賈植芳：大家斗來斗去，幾乎都是左派文人在斗。周揚斗胡風，斗馮雪峰，斗丁玲，斗完別人斗自己。

李輝：你自己還是沒有逃脫這種命運。

賈植芳：我開始并不想卷進來，我教書，是無意之間掉進來的。但我一直有警惕性，還覺得大學是個避風港。1948年我出獄后，胡風讓我給《螞蟻》雜志寫文章，反駁當地香港的左翼文藝界對他的批評。我沒有同意。我認為香港的批判一定有背景。為此，胡風、方然、阿垅都不高興。

周揚

周揚與胡喬木

李輝：你對周揚可不可以概要地作個說明。

賈植芳：我看周揚也是一個悲劇人物。他不同于一般的延安人物。他還算“五四”青年。“五四”青年是反對文化專制主義的，夏衍和他也有些相似。他們都曾是理想主義者、浪漫主義者。

周揚也不同于丁玲。丁玲愛出風頭，一個中學生出身，文化素質低，但有反封建精神。周揚的文化素質高，是有一定修養的知識分子。對這種人，我們要理性地看，不能單純感性地看。

總之，他是非常復雜的，值得你花工夫研究。

李輝：我想，其實寫他也是寫一代人，寫一段漫長的歷史。

賈植芳：你應該站在更高的歷史高度來看他，來寫這代人。

（根據談話記錄整理，經本人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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