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份,就是在那個寒冷的冬季,我和同學們一起坐上了北京發往陜西的知青專列。我們那個車廂有十幾名八一中學的學生,大家不是太熟悉,但有兩名學生是高干子弟,我們同行的幾名同學都認識他倆。高干子弟也要到農村插隊落戶接受再教育,我們心里一下子就平衡了很多,之前的那種不情愿和怨氣一下子就飛到了九霄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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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自網絡
知青專列到達陜西境內的銅川車站后,我在那住了一晚,第二天吃過早飯乘坐汽車繼續前行,于1月16日下午到達了插隊落戶的目的地——陜北延安地區的延川縣郭家溝大隊,我們七名北京知青被分在郭家溝三隊,男女生分成兩伙借住在老鄉家中。我們四名男知青借住在郭隊長家一孔閑置的土窯里,三名女生臨時借住在烈軍屬高奶奶家。
那時的郭家溝可真窮啊,村子周邊都是起伏的丘陵和縱橫的溝壑,黃土坡上光禿禿的一片,幾乎沒有什么樹木和植被,甚至連一棵野草都看不到。散落在溝坡上的土窯洞破舊不堪,給人一種很蕭索的壓抑感感覺。從繁華的大都市來到了這樣一個窮山溝,我們心中落差很大,心理上也很難適應。新中國都成立二十年了,陜北作為革命老區,鄉親們的生活還如此貧窮,真的令人心里難受。
郭隊長當年五十歲上下,他家兩口人,有一個男娃。那個男娃叫憨成,當年十五六歲,長得很結實。后來我們才知道,郭隊長是個光棍,他的這個娃娃是在集市上撿回來的,那時娃娃還很小,也就三、四歲,已經跟著郭隊長生活了十二年。郭隊長把娃娃抱回家后才發現,娃娃長得憨頭憨腦(唐氏兒相貌),說話不清楚,眼神呆滯,明顯智力有問題。
我們在郭隊長家借住,也跟著郭隊長爺倆一起吃飯,郭隊長會做飯,天不亮就起來燒火做飯,做好了飯才叫我們起床吃飯,還要幫我們燒炕。憨成雖然不精明,可郭隊長很疼他,讓他跟我們吃一樣的飯,郭隊長自己吃的卻是摻了胡蘿卜纓子的黑面團子。
每天晚飯后,憨成就到我們知青居住的土窯里來,在腳地上一站就是半天,我們跟他說話,他只會笑,即便是回答我們,我們也聽不清楚他說的啥。他每次到我們居住的窯里來,我們都會給他兩塊糖或兩塊餅干,他接過我們給的糖塊或餅干轉身就走。原來他是拿著糖塊去送給他爸吃,他自己卻舍不得吃。每次郭隊長都是象征性地咬一點點糖塊,然后再把糖塊塞到憨成的嘴里。
忙完春耕春播生產以后,隊里給我們打了新窯,我們就不在郭隊長家借住了。每次出工勞動,憨成也跟著一起參加勞動,像擔糞挖地這樣的力氣活憨成能干,像鋤地、收割麥子和谷子這樣的活就不能讓他干,怕他傷到自己。他干活不多,隊里一天給他記三分工,也算合情合理。
后來憨成跟我們熟悉了,出工干活他和我們男知青在一起,晚飯后也到我們知青點來玩,我們看書或打撲克,他就在旁邊看,一句話也不說。估摸著我們該睡覺了,郭隊長就來叫他回家睡覺。有時看到我去挑水,他就幫我挑水,不讓他挑都不行。
那時城里的人們生活也很單調,沒有什么娛樂活動,農村人的生活就更單調了,特別是精神生活方面。勞動間歇時間,有幾位婆姨總愛戲弄憨成取樂。她們有時把土筐戴在他的頭上,有時將他的臉抹成大花臉,憨成也不急眼,總是嘿嘿笑。還有一次,幾個年輕婆姨把他的褲子扒下來,把一條毛毛蟲塞在了他的褲襠里。婆姨們咯咯地笑著跑到一邊,憨成不追也不惱,嘿嘿地傻笑著脫下褲子,把毛毛蟲抖落在地上,再把褲子穿上。幾個年輕女子看到這一幕,都臊得滿臉通紅,用手捂著臉再也不敢抬頭看。
記得是我們來陜北插隊落戶的第三年,憨成看到女知青去廁所,他就在后面跟著,女生進了廁所,他就站在廁所門口看,有時嚇得女知青都不敢上廁所。郭隊長聽說這個事情后,狠狠打了憨成一頓,打的他走路一瘸一拐的。自那以后,憨成再也不敢尾隨女知青,到我們知青點來的次數也明顯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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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中秋節前夕,那天我們要吃晚飯的時候,憨成拎著半筐紅棗來到知青點,站在窯門口喊我:“長安哥,長安哥。”我接過他手里拎著的土筐,讓他進來,他看我們在吃飯,就站在窯門口沒進來,我把半籃子紅棗倒進一個搪瓷盆里,把空籃子遞給他。一名女知青拿著一塊月餅(北京寄來的)遞給了憨成,憨成接過月餅,挎著空籃子就走了。自從郭隊長打了他以后,他就不好意思到我們知青窯里來了,特別是看到女知青,感覺他的身體就會不由自主地顫抖一下。
晚飯后,我拿著兩瓶燒酒還有一包月餅去了郭隊長家,只見郭隊長家的炕桌上放著一塊月餅,正是憨成拿回來的那塊月餅。郭隊長說有一塊月餅就行,明天過節的時候,他爺倆一人一半。
郭隊長家院子里的棗紅了,他都想著我們知青,年年都給我們知青送大半筐紅棗。一次憨成在山上摘了半筐紅彤彤的酸棗,他沒舍得吃,也給我們送來了。郭隊長家的日子雖然窮,可他有一個雞蛋,也想著我們知青,我們都很感動。憨成雖然不精明,可他每次看到我擔水,碰上我挑柴,他都會替我挑回知青點。鄉親們都說憨成是個憨憨,是個瓷腦,可我覺得憨成并不憨,他心里明白誰對他好,每次我們知青給他一點好吃的東西,他都會拿回家給他爸吃。
1974年秋后,我被推薦到北京農學院讀書,離開郭家溝那天,鄉親們都到知青點來為我送行。那天憨成也來了,他用水瓢給我端來一瓢紅棗。當我坐上隊里的毛驢車離開時,憨成在后面追著毛驢車跑。追了一會子,他看追不上我了,趴在地上號啕大哭起來。那一刻,我心里就像針扎一樣,有一種說不出的疼痛感。
后來我同學回北京探親,他對我說,憨成看到他就問:“長安哥回來沒?想哥哥……”聽了我同學的話,我有一種想流淚的感覺。
大學畢業后,有了一份可心的工作,第一個月開了工資,我給憨成買了一身城里年輕人穿的衣服寄回了陜北,還給郭隊長買了一條大前門香煙。逢年過節,我也會給郭隊長寄上十塊二十塊錢。后來因為結婚成家再加上工作比較忙,我也就漸漸淡忘了郭隊長父子倆。
1993年春天,我去延安開會學習,會議結束后,我專程去了一趟郭家溝,我想去那里看看郭隊長父子倆和鄉親們。到了那才知道,郭隊長一年前就去世了。我就問老鄉:“憨成好嗎?他家的院門咋上鎖了?”“郭隊長死后沒幾天,憨成就死了,他是活活餓死的。郭隊長去世后,鄉親們給他送吃的,他一口都不吃,天天坐在郭隊長墳前哭,沒幾天就死在了郭隊長墳前。”聽了那位老鄉的話,我心里就像刀割一樣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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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去了這么多年,每當想起郭隊長和他的義子憨成,我心里就很難受也很愧疚,當時要是早兩年回去看看,也就不會留下沒見到郭隊長父子倆最后一面的遺憾。陜北是我的第二故鄉,那里的父老鄉親都是我的親人,我永遠不會忘記第二故鄉,更不會忘記那里的鄉親們。
作者:草根作家(講述人:劉長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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