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映前必讀：日軍為何在哈爾濱建細菌實驗室？背后 三大毒計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的電影——《731》，終于定檔在9月18日公映。于是，日軍侵華犯下的極大罪行和血腥歷史，又一次暴露在陽光之下。在劇中，侵華日軍的731部隊的細菌實驗室，選址在哈爾濱平房區，絕不是偶然，這一決策背后隱藏著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的毒計和險惡用心，本文筆者將為您深入剖析這一歷史真相。

731部隊建立的背景

1935年深冬，在距離哈爾濱市區僅 16 公里的平房區，還是一片荒涼的農田，人煙稀少，冬天寒冷的風沙卷著枯草和雪粒，吹打在豎起的鐵絲網的架子上，時不時發出刺耳的嘎嘎金屬顫動聲。

在零下30度的寒冬中，在日本刺刀的逼迫下，中國勞工被迫澆筑水泥圍墻。他們不知道，自己也被侵華日軍威逼，修建一所屠殺同胞，二戰史上最恐怖的 “細菌武器工廠”和地獄實驗室。兩年后，也就是1938年的春天，基地主體工程完工，日本陸軍正式將其命名為 “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本部”，對外編號 “731”—— 這便是 “731 部隊” 名稱的由來。

當時，731部隊的細菌實驗室選址在哈爾濱的平房區絕非偶然的決定，乃是浸透著侵略者精心算計的陰謀，每一項選址條件都服務于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最為陰毒的戰略布局、以及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野心。

要知道731部隊為何選擇在哈爾濱平房建立基地，就得了解其第一個背蔭河實驗場的黑暗往事。

從背蔭河到平房：失敗實驗后的戰略轉移與陰謀升級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建立偽滿洲國。由于日本是資源匱乏的島國，發動侵略戰爭耗費了國力，對節省資源和能源的新式武器需求也是迫切。日本軍部經過一番研究，認為細菌武器被是一種可以以小博大、極具殺傷力的武器，能夠幫助日本在戰爭中獲得優勢。

于是，日本決定在駐扎東北的日本關東軍中，建立專門從事細菌戰研究和人體試驗相關研究的731部隊，并且主要負責人——隊長就是具有資深醫學細菌學知識和豐富人脈關系的京都帝國大學細菌學博士—石井四郎。

石井四郎

地理位置

于是，被委任的石井四郎，在1932年就帶著首批研究人員和設備抵達哈爾濱，在哈爾濱市郊的宣化街建立“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對外宣稱 “負責東北各地的防疫與水源凈化工作”。

從這個招牌上看，表面是駐扎在日本關東軍的防疫和給水的部門，也就是負責東北地區軍民的疾病防疫，以及水源凈化工作，幫東北軍民防疫疾病和提供優質的水源。

但是。這一切都是日軍的掛羊頭賣狗肉，打著防疫疾病和給水的招牌，實質卻是開展細菌殺傷性武器的研發。

但研究工作不久，石井四郎發現據點在宣化街由于靠近市區，樓房密集，難以擴大規模開展人體實驗。

于是，1933 年石井四郎就選擇在哈爾濱市區以南 56 公里的五常市背蔭河鎮的建筑樓，以此聲稱“中馬城”的據點為名義，建立了實驗機構，對外稱“關東軍防疫給水部背蔭河支部”，也就是防疫和給水的幌子。

內部設施

當時，731部隊在背蔭河鎮的實驗基地，占地面積大約四平方公里，四周都是架設三米高的高壓電網墻，配備憲兵守衛，四周也是四角炮樓。內部配有細菌培養室、活體監獄、解剖室等完善設施。

交通優勢

在日軍管理下，火車經過這地方的時候，旅客必須放下窗簾，嚴禁向外張望，已保持實驗室的隱蔽。實驗室的地理位置上處在哈爾濱與吉林之間的交通要道，以及四周茂密的森林和沼澤環繞的農村地帶，能封鎖消息，秘密的、順利的開展反人類細菌實驗。再加上靠近拉濱鐵路（拉法至哈爾濱），有利于運輸試驗設備和“活人”等實驗材料。關東軍部隊在附近的駐扎，也有了安保措施。

可是，沒多久在1934年，背蔭河基地發生囚犯暴動（史稱"中馬城事件"），部分被關押者成功逃脫并且揭露了日軍暴行。于是，日軍意識到這里的不再安全，因為實驗秘密的泄露造成受國際輿論的譴責，再加上農村的森林和丘陵地帶，有利于游擊隊員隱蔽偷襲實驗室，影響細菌實驗的研發。

面對細菌戰計劃的受挫，石井四郎沒有沮喪，反而把這一次“失敗”作為細菌實驗基地升級的契機。1935年，石井四郎親自率領關東軍的測繪隊，在哈爾濱周邊勘察一番，最終選擇距離市區16 公里的平房區為新地址。

現在，看看石井四郎在選731部隊新址上更為陰險的算計：

毒計一：進可攻退可守的戰略位置

退可守

當我們看1935年731部隊在哈爾濱的平房區地圖，就會發現這里每一項地理特征，都蘊藏日軍的侵略野心。如平房距離哈爾濱市區僅僅16公里，這個距離既能保持與城市必要聯系，也能保證實驗室的足夠隱蔽性。可以充分借用哈爾濱市區的設備和人才資源弄實驗。同時，又遠離人口的密集區，一旦又細菌泄露的現象發生，可以立即封鎖該區域，保住實驗室的機密。

同時，松花江支流在這里流過，既提供實驗用水，又形成天然隔離帶。如人體活體實驗的慘叫聲，連風都吹不出這片死地。731實驗區的布置，乃是在平房區劃定120平方公里軍事禁區，用高壓電網和崗哨圍出3.6平方公里的專用實驗室。

日軍在731實驗區構建四道防衛線：空中禁飛區由高射炮與戰斗機封鎖，陸地防線包括2米高高壓電網、5公里長土墻與地下暗堡。基地內有監獄、實驗室、焚尸爐通過地下通道相連。內部劃分甲、乙兩區，設置三道防衛線，確保無死角監控。未經許可的飛機一旦飛越上空，會立即遭到基地的高射炮射擊，這種與前線戰場相媲美的防御配置，乃是暴露了日軍將平房基地作為戰略永久防御的野心。

通過這些層層布置，形成一套“殺人流水線”——活人被從監獄押送至實驗室，經過一番實驗后直接送入焚尸爐，骨灰就地掩埋，全程無外界目擊。

對待731實驗區這與外界隔絕的“國中之國”。如石井四郎在日記中得意寫道：

“這里連烏鴉都飛不進來，最適合‘特殊研究’。”

進可攻

如此封閉的地方，乃是退可守。但另一方面，也是進可攻。1930年帶，日本與蘇聯在遠東地區的矛盾日益尖銳，日軍一直把蘇聯視為爭奪遠東地區，以及在華利益最主要的假想敵人之一。

哈爾濱距離中蘇邊境僅僅500余公里，對日本軍方具有特殊戰略價值。731實驗室又位于拉濱鐵路線（拉法-哈爾濱）樞紐，北可以到蘇聯遠東邊境，南可以抵達華北平原。日在這里布置731細菌研究實驗室，乃是一箭雙雕的戰略布局。如針對中國戰場，可以研發適合在中國各地條件下使用的細菌武器，可沿鐵路網向中國內地投送細菌武器。

如1940年浙江寧波細菌戰時，731部隊的細菌彈正是通過鐵路從哈爾濱運至沿海港口，再由轟炸機撒播鼠疫細菌源體。

而且，哈爾濱與蘇聯氣候相似，可以研究在西伯利亞嚴寒環境中存貨的特殊菌種。一些檔案顯示，731部隊在這里設置了“耐寒細菌實驗班”，開展冬季人體凍傷實驗研究，就是為將來與蘇聯開展做準備。檔案顯示，731部隊曾用盟軍戰俘模擬蘇軍，測試鼠疫彈在極寒環境中的殺傷力。

可以看到，如此戰略布局正所謂是進可攻、退可守，充分暴露了日本軍國主義擴張的勃勃野心。更狡猾的是，日軍給這個實驗室魔窟居然披上防疫和給水的合法外衣，還在外圍設立了一些真正的凈水設施作為裝飾和掩護，這一種掩耳盜鈴的做法，是外界很難察覺在這里進行是滅絕人性的人體實驗，即使從實驗室基地有零星消息傳出，也容易被日軍封鎖。

毒計二：鐵路與機場構建的“死亡運輸網”

平房區的地理位置具有得天獨厚的交通優勢。這里毗鄰哈爾濱至大連的鐵路干線，距離最近的周家火車站僅3公里。日軍在此基礎上，還專門修建了全長4公里的專用鐵路支線，北直通731部隊的倉庫內部，中間設置三處臨時站臺，形成了完整的運輸網絡。

在這一條鐵路上不僅專門運送實驗器材和燃料，更是運輸實驗室的活體實驗材料—如無數中國平民、抗聯戰士的“特殊移送”的死亡通道。同時，在哈爾濱日軍修建了專用機場，讓東京與平房之間的人員和物資能快速周轉。如隊長石井四郎本人，每日能經常在哈爾濱吉林街的白俄豪宅與基地之間往返，既享受都市生活，又不耽誤指揮實驗，生活工作兩不誤。

據戰后披露的資料，日軍通過這個鐵路網絡，每月可運送數百名“實驗材料”，確保了人體實驗活體材料的“持續供應”，也能將研發的細菌武器快速投送到各個戰場。

毒計三：掠奪東北資源的“人體實驗流水線”

石井四郎在731部隊的選址邏輯中，最冷血的算計就是能充分掠奪人力資源。731實驗基地建立之后，哈爾濱平房區和周邊的勞動力，都成為731部隊實驗材料的最佳“狩獵場”。如當時日軍強征千余名當地百姓晝夜趕工，稍有懈怠就遭鞭打，許多人由此累死在工地上，尸體被直接填埋在地基之下。

可以看到，這一座“地獄實驗室”從誕生之初，就是充分浸泡著中國人的鮮血。

更令人發指，就是平房區相對封閉的環境，為日軍抓捕人體實驗對象提供了便利。731部隊將人體活體實驗對象，稱為“馬路大”（日語“丸太”，意為“圓木”），乃是日軍對中國人生命的極端蔑視，就是把具有生命的人當下賤的木頭對待。

根據幸存者回憶，他們本人也不知道這是人體實驗室，只是平方周邊村莊經常有人“突然失蹤”，或者被日軍以“反滿抗日”的罪名逮捕，然后不經審判就送入基地。

然后，在實驗區四方樓地下通道連接的監獄里，這些被抓來的人被編號管理，按實驗需求分類儲存，在日軍指揮下遭受細菌注射、冰凍、毒氣等殘酷實驗。日軍如此慘無人道，就是因為平房區遠離國際視線，偽滿洲國的殖民統治國家機器，也能幫助日軍掩蓋這些反人類的罪行。

通過平房區附近完善的交通網絡，日本也建立了完整的“人體供應鏈”。如由關東軍憲兵隊、特務機關和偽滿警察共同建立逮捕網絡，主要目標就是抗日武裝人員（占約40%）、普通平民（占約30%）、蘇聯、朝鮮戰俘（占約20%）、婦女兒童（占約10%，用于特殊實驗）。

通過專用鐵路支線、全程武裝押運的封閉式卡車運輸、“特殊移送”代號構成的運輸網絡體系，每月向731部隊輸送量約400-600人，高峰期達800人。

東北地區豐富的生物資源，也容易被731部隊轉化為細菌武器的“生產原料”。731部隊在實驗室里建立當時亞洲最大的跳蚤養殖場，每月可培育約1000萬只跳蚤、專門培育攜帶鼠疫的“印鼠客蚤”、以及開發特殊品種提高鼠疫傳播效率的老鼠養殖工廠。甚至建立了從菌種培養、載體繁殖到實戰測試的“細菌生產流水線”的完整鏈條。

同時，731部隊還探討如何用現代化管理方式研發細菌武器，經常舉辦學術交流會，分析如何高效利用生化武器資源。對細菌研發達到了“工業化”的規模，殘忍程度遠超過同時期的納粹德國。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看到731部隊在哈爾濱平房區簡單的地理選址，實質是日本軍國主義侵華陰險的算計，每一個地理特征都是被日軍利用為反人類罪行的工具，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

731部隊的罪行被淡化

1945年蘇聯出兵東北，日本關東軍潰敗之時，731部隊遵循日本本部的命令，毒死剩余囚犯，炸毀基地，銷毀證據。更令人發指的是，美國看中了731部隊研究數據，對美國生物武器計劃具有“參考樣本”的價值，與日本達成秘密交易，讓石井四郎等核心成員免于審判，這一交易直接推動了冷戰時期美蘇的生物戰軍備競賽，而731部隊的罪行卻被刻意淡化。

直到1990年代，日本政府仍拒絕承認731部隊的存在。中國學者2015年在哈爾濱平房區，發現731部隊《留守名簿》，記錄了實驗組的3497名成員的姓名與職務，證明的確是存在。

今天，在哈爾濱平房區的731遺址紀念館，也成為愛國主義的教育基地。紀念館一切展示品，都在對民眾無聲地控訴著日軍侵華的罪惡歷史。

結語

歷史的警鐘永遠長鳴。我們在回顧731 部隊選址背后的侵略邏輯，必需認識到戰爭的殘酷，以及和平歲月的珍貴，堅決反對戰爭和暴力，共同維護世界的和平、穩定和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