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瘟疫：法西斯主義的自我認知迷思

獨立評論人 鄧啟金

八十年光陰流轉，二戰硝煙早已散盡，但歷史深處傳來的警示卻愈發清晰。當我們凝視法西斯主義這一人類文明史上最黑暗的章節時，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浮現：法西斯知道自己是法西斯嗎？這個問題不僅關乎歷史真相，更是一面照向現實的明鏡，映照出極端主義如何以新面具悄然復活。

法西斯主義從未自稱為“惡”。希特勒宣稱要“讓德國再次偉大”，墨索里尼高呼“國家至上”，東條英機打著“大東亞共榮”的旗號——這些口號包裹著集體榮譽與民族復興的糖衣，內核卻是排外、專制與暴力。歷史告訴我們，極權主義的恐怖從不以真面目示人，它總是借助愛國主義、民族復興等崇高詞匯偽裝自己，讓執行者沉浸在自我正義的幻覺中。納粹分子不會自認為是反人類的罪犯，而是將自己想象成德意志民族的拯救者；日本軍國主義者不認為自己在實施侵略，而是自以為在進行“解放亞洲”的圣戰。這種自我欺騙的機制，正是法西斯主義最具迷惑性的特征。

漢娜·阿倫特曾精辟地指出“平庸之惡”的概念——那些實施暴行的普通人，并不認為自己是在作惡，而只是在履行職責、服從命令。這種自我認知的扭曲使法西斯主義如同一場無聲的瘟疫，在集體狂熱的裹挾下，個體失去了道德判斷能力，將異常正常化，將邪惡合理化。法西斯主義最可怕的不是它承認自己的殘暴，而是它將自己的殘暴重新定義為美德、定義為必要之惡、定義為歷史使命。

八十年來，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法西斯主義的幽靈并未遠離。當下，我們看到極端主義正以新的形式復活：某些政客將排外政策包裝為“愛國”，將壓制異見美化為“維護穩定”，將歷史修正主義稱為“弘揚傳統”。民粹主義領袖通過制造假想敵來凝聚民意，利用社交媒體煽動群體狂熱，這一切與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法西斯崛起有著令人不安的相似性。

語言成為極端主義的第一受害者也是第一工具。當“清除”“凈化”“最終解決方案”這樣的詞匯被重新啟用時；當移民被比作“害蟲”，反對派被稱為“叛國者”時；當歷史被系統性篡改，戰爭罪行被美化為“自衛行動”時——我們聽到了法西斯主義的密碼正在被重新激活。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警告我們的“新話”系統，正是通過控制語言來控制思想，這一預警在當今世界某些地方正變為現實。

紀念二戰結束八十周年，我們最大的敬意不是儀式性的默哀，而是保持不懈的警惕。我們要警惕那些將復雜問題簡化為非黑即白的敘事；警惕那些將特定群體妖魔化為“國家問題根源”的言論；警惕那些要求絕對服從、壓制獨立思考的權力訴求。真正的愛國主義不是盲從，而是以批判性思維愛護并改善自己的國家；真正的集體榮譽不是排斥異己，而是在多樣性中尋求團結。

面對歷史我們當捫心自問：如果我生活在那個時代，我會成為抵抗者還是合作者？會成為覺醒者還是沉睡者？這個自我拷問在今天同樣緊迫。阻止法西斯主義復活的最好方式，就是培養公民的批判思維和歷史意識，建立強大的民主制度和人權保障，讓極端思想失去滋生的土壤。

八十年后的今天，我們紀念那些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犧牲的生命，最好的方式就是識破極端主義的新偽裝，拒絕重蹈歷史覆轍。唯有保持清醒，認識到法西斯主義最危險的時候正是它打扮成愛國者和保護者的時候，我們才能真正實現“永不重演”的誓言，守護來之不易的和平與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