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檢察院已經認罪認罰了還能做無罪辯護嗎？

在當下的刑事司法實踐中，超過90%的犯罪嫌疑人會選擇認罪認罰。一個隨之而來的現實問題，頻繁地困擾著當事人和律師：“當事人已經簽署了認罪認罰具結書，律師還能在法庭上為他做無罪辯護嗎？”

有人認為，當事人既已認罪，律師再做無罪辯護是自相矛盾，會激怒公訴人、得罪法官，甚至導致當事人喪失從寬機會。也有人認為，律師享有獨立的辯護權，理應不受當事人意志的約束。

一、 問題的根源：認罪認罰與律師辯護權的潛在沖突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本質，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放棄部分訴訟權利（如程序抗辯權），以換取司法機關在程序上從簡、實體上從寬的處理。其核心在于當事人的“自愿性”和“明知性”。

而《刑事訴訟法》第37條明確規定：“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這賦予了律師獨立的辯護權。

當律師基于專業判斷，認為案件存在無罪可能時，這種獨立性就與當事人“認罪”的表態形成了表面上的沖突。

二、 實踐亂象：各地司法機關態度迥異

長期以來，對于這一問題的處理，全國各地做法不一，形成了“同案不同處理”的尷尬局面：

1、“否定派”——律師無罪辯護，當事人從寬泡湯

· 目前否認態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但辯護人作無罪辯護的，不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這意味著，一旦律師做無罪辯護，檢察院可能會直接撤回具結書，當事人將無法享受量刑優惠。

· 也有部分司法機關態度稍緩和，但其也指出此種情況“檢察院可以不主動開展量刑協商”。

· 這種模式實質上將律師的辯護行為與當事人的認罪態度進行了“捆綁”，給律師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迫使一些律師為了保住當事人的“從寬利益”而放棄做無罪辯護。

2、“肯定派”——律師獨立辯護，不影響當事人認罪

·明確持支持態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表示自愿認罪，但辯護人作無罪辯護的，不影響‘認罪’的認定?！?/p>

· 這種模式區分了當事人的態度和律師的職責，更符合法律原理，保障了辯護權的獨立行使。

3、“模糊派”——未有明文規定，實踐中隨機應變

·多數地區對此沒有明文規定，導致司法實踐中主要依賴法官和檢察官的個人理解，不確定性很強。

三、相關判例

人民法院案例庫首批收錄的（入庫編號2023-11-1-340-010）案例，其裁判要旨明確指出： “辯護制度是一項基本刑事訴訟制度，辯護人提出罪輕、無罪或者量刑意見系其職責所在。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是一項憲法性權利，辯護人依法發表辯護意見不能當然視為被告人拒不認罪，亦即辯護人的獨立意見并不當然推翻被告人的認罪認罰態度。”

在該案中，公訴機關因辯護人當庭指出取證程序違法這一關鍵瑕疵，便試圖撤回認罪認罰具結書并加重量刑建議。法院堅決否定了這一做法，認為辯護人依據法律和規范提出有理有據的辯護意見，是其職責所在，不應因此對被告人產生不利后果。

這一案例清晰地傳遞出司法機關的立場：

1. 律師獨立辯護權是原則：律師基于事實和法律提出的專業意見，無論是否為無罪辯護，都是其法定職責的體現，不應受到不當干涉。

2. 當事人認罪態度是核心：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考察的是被告人本人的主觀意愿和悔罪態度，而非其辯護人的觀點。不能因為律師依法履職，就懲罰“食言”的被告人。

3. 程序正義必須保障：允許律師提出程序瑕疵或證據問題，有助于督促偵查機關規范辦案，從根本上防范冤錯案件，這與認罪認罰制度提高效率的初衷并不矛盾。

四、 給當事人和律師的實務建議

法院入庫案例的觀點為律師執業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但為了最大限度地維護當事人利益，在實踐中仍需講究策略：

1. 對當事人而言：

· 應充分理解，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不等于“封了律師的嘴”。你可以基于自身利益選擇認罪認罰，同時也有權獲得律師提供的全方位、最專業的法律辯護。

· 在與律師溝通時，應坦誠交流，理解律師可能采取的無罪辯護策略及其潛在利弊，建立充分的信任。

2. 對律師而言：

· 敢于辯護：應摒棄“做無罪辯護會害了當事人”的陳舊觀念，依法大膽地提出所有有利于當事人的辯護意見，尤其是涉及證據合法性、事實認定等關鍵問題。

· 善于溝通：

· 庭前溝通：在決定做無罪辯護前，可與檢察官、法官進行有效溝通，說明辯護理由并非否定當事人的認罪態度，而是基于案件證據和法律適用的獨立專業判斷，爭取理解。

· 庭上說明：在發表無罪辯護意見時，可向法庭明確說明：“本辯護意見是基于律師的獨立辯護權提出，不影響我的當事人自愿認罪認罰的態度和希望獲得從寬處理的意愿?！?/p>

· 精準辯護：策略上，可以側重于證據不足之辯、法律適用之辯（此罪與彼罪）或程序違法之辯，而非直接挑戰當事人已承認的基礎事實，從而在維護當事人認罪利益的同時，最大限度地爭取更好的辯護效果。

五、結語

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最終捍衛了律師獨立辯護這一刑事訴訟的基石性原則。它明確告訴我們，認罪認罰制度與律師的無罪辯護并非水火不容。一個健康的司法體系，既要鼓勵真誠悔罪的被告人通過合作提升效率，也要保障律師毫無顧慮地行使辯護權來守護正義底線。

對于律師而言，這意味著更大的執業空間和更重的責任；對于當事人而言，這意味著更全面的權利保障。在認罪認罰的大背景下，律師的獨立辯護權，依然是防止冤錯、保障公正最重要的安全閥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