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公司面紗”，許家印77億美元全球禁制令，釋放了什么信號？

清盤人于2025年4月向法庭提出申請，要求委任清盤人作為許家印全部資產的接管人。

9月16日上午，香港高等法院開庭審理此訴請，并作出了一項重要裁決：判令由清盤人黃詠詩、杜艾迪作為接管人，接管恒大創(chuàng)始人許家印的資產。法院同時發(fā)出全球財產禁制令，禁止許家印方面處置價值不超過77億美元的資產。

黃詠詩和杜艾迪兩位大名鼎鼎，前者是著名析產大師，曾主持賭王何鴻燊家族遺產糾紛的處理，而后者曾擔任雷曼兄弟亞洲業(yè)務首席清算人。

香港高等法院此次批準的接管范圍廣泛，既包括許家印名下的財產和資產，也包括他控制的公司。

2021年伊始，恒大集團積重難返的債務危機便接連爆發(fā)，關于恒大的一場場大戲持續(xù)引發(fā)公眾關注：

許家印被指將恒大財富的巨額資產轉移至家族名下，將債務困境留予上市公司。

其本人不惜采取“技術性離婚”等手段進行資產分割，丁玉梅起訴其親生兒子……

深陷債務泥潭的中國恒大，為延緩清盤程序，曾多次表示將制定新的債務重組方案。

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沒改變最終的結局，恒大于去年1月29日被清盤，于今年8月12日被除牌退市，留下了巨額的債務窟窿。

前一段時間，環(huán)環(huán)寫了有關夏海鈞動向付出水面的文章，其身影在美國爾灣的豪宅中被發(fā)現(xiàn)，以及背后所牽扯的隱匿資產等逃避法律責任的行為。

在那篇文章里，環(huán)環(huán)提到，恒大退市不是故事的終結，而是司法追索的開始。

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高等法院的判決可謂一場早已注定的清算，而且對于中國企業(yè)的治理及跨境執(zhí)行都有著一定的意義。

首先，當許家印名下價值77億美元的資產被實施全球凍結，意味著監(jiān)管力量越過公司實體，直接觸及到了創(chuàng)始人個人的財產領域。

一般而言，公司股東僅以出資額為限承擔有限責任，公司與個人在法律上具有相互獨立的身份。然而在本案中，法院認定許家印作為實際控制人濫用公司獨立人格，未能履行法庭此前要求的資產披露義務，不能躲在“公司面紗”之后逃避其應負的責任。

所以，香港法院此次裁決的突破性在于，它實質上挑戰(zhàn)了傳統(tǒng)公司制度中“有限責任”這一根本原則。

其次，恒大債務總額超過2萬億人民幣，但截至今年7月，其在境外可變現(xiàn)金額合計僅有2.55億美元，而清盤人回籠的只有1.67億美元。

香港高等法院此次祭出全球禁制令這一“核武器”，使得香港法院的判決能夠產生全球性的法律效力，而無論許家印的資產位于地球上的哪一個犄角旮旯何。

最后，在涉及巨額債務和可能隱匿資產的情況下，一般性的救濟已不足以保障債權人利益，有必要采取更為強有力的措施。

針對許家印方面提出的“任命接管人過于嚴厲，將會干涉私人事務”的抗辯理由，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明確駁回了這一主張。

通常情況下，清盤人的權限集中于公司層面，個人資產的卻允許清盤人直接接管個人資產，這一做法突破了清盤程序的傳統(tǒng)邊界。

同時，法院設立了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要求清盤人必須定期向監(jiān)督律師報告，并回應其所有合理詢問。這一安排既賦予了清盤人必要的職權，也通過外部監(jiān)督確保了程序的透明性與公正性，防止權力濫用，增強了整體處置過程的公信力。

長期以來，有一些企業(yè)創(chuàng)始人將公司視作個人“私人保險箱”，視公司治理機制為可有可無的形式流程。他們隨意挪用企業(yè)資金，出具違規(guī)擔保，通過復雜隱蔽的關聯(lián)交易轉移資產……嚴重模糊了公司財產與個人財產的界限。

香港法院此次對恒大債務問題及許家印個人資產的處理，重新定義了企業(yè)家的責任邊界，也在一定程度上為這些企業(yè)家敲響了警鐘：

企業(yè)架構不能成為逃避責任的擋箭牌。一旦公司陷入重大債務危機，實際控制人不能再隱身于有限責任公司之后，而必須為其經營決策、資金使用乃至公司治理的失范行為承擔個人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