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產能過剩，合肥為何“逆勢”豪賭？

合肥的“風投之城”敘事，再添儲能新章。

隨著全球光儲龍頭陽光電源赴港上市步入臨門一腳，即將為合肥的產業版圖注入新的資本活水。

這既是企業全球化布局的關鍵一躍，更是“合肥模式”在繼面板、半導體、新能源汽車之后，于儲能領域的又一經典落子。

合肥的野心遠不止于參與當下儲能的規模化競賽。

其志在構建一個引領全球的新能源產業生態。為此，它亟需打通“車儲聯動”，以筑牢產業發展的能源基座；

同時，為固態電池等顛覆性技術提前鋪設商業化跑道，搶占未來技術制高點。

然而豪賭之下風險暗涌。

固態電池的終極路線之爭尚未收斂。區域競爭的硝煙愈發濃烈，產能過剩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已然高懸。

合肥的儲能豪賭，是再造一個千億級支柱產業，還是陷入技術與產能的雙重困局？

風投之城的新賭注：全面布局儲能生態

洞見產業先機，傳遞智庫思想

合肥這場圍繞儲能的“風投”新敘事，正是在全球能源爭奪戰全面升級的宏大背景下展開的。

面對歐美《通脹削減法案》的產能圍堵和碳邊界調節機制的綠色絞殺，中國新能源產業遭遇前所未有的外部壓力。

這種倒逼效應正在催生一場深刻的戰略轉向：從單一產品輸出轉向全產業鏈能力構建。

儲能已成為這場博弈的勝負手——它既是風光電力的“穩定器”，更是國家能源安全的“戰略基座”，決定著未來能源的調度權與分配權。

這種戰略轉向已顯現出顯著成效。

2024年，“發展新型儲能”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新型儲能功能定位是發揮其在新型電力系統中的調節作用。

產業實現跨越式發展：2024年新型儲能裝機規模突破7000萬千瓦，五年間增長超20倍，占全球比例超過40%、位居世界第一。

據國家能源局預測，到2027年裝機規模達到1.8億千瓦以上，預計帶動項目直接投資約2500億元。

在這場關乎國運的產業競速中，合肥再次祭出經典的“政府引導+科研創新+資本賦能”組合拳，以政府與資本的雙輪驅動，構建產業生態基座。

以鋰離子電池為壓艙石，同步競逐鈉電、液流、氫儲能等多條技術路線。

通過設立專項基金、引導政策性及社會資本（如引入小米系資本），精準投向儲能全產業鏈。

目前合肥已集聚國軒高科、陽光儲能、中創新航等一批鏈主企業，產業鏈企業超百家，形成了從材料、電芯到系統集成與回收的完整閉環。

其中陽光電源儲能系統、儲能變流器出貨量世界第一，國軒儲能電芯出貨量位居國內前五、全球前十。

計劃到2027年，集聚新型儲能產業鏈企業150家，營業收入達到1500億元以上，爭創國家級新型儲能產業集群。

在打造當前產業優勢的同時，合肥更將研發觸角伸向未來。

其依托合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等平臺，采用“揭榜掛帥”機制，聚力攻克長時儲能、超導儲能等前沿技術。

尤其在全固態電池這一顛覆性賽道上，合肥已率先卡位：

國軒高科其“金石固態電池”已正式裝車路試，已進入預量產階段。

寧德時代全球首條5GWh固態電池產線在肥投產，優良率已達65%，明年產能將擴至50GWh，從實驗室快速躍入規模化商用階段。

合肥豪賭背后的三重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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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對儲能產業的重倉布局，絕非追逐風口的短期投機，而是一場深謀遠慮的“攻防一體”戰略行動。

其背后，既包含著應對當下產業危機的防御性考量，更彰顯出搶占未來能源話語權的進攻性野心。

驅動這一戰略行動的最深層次焦慮，源于其能源饑渴。

從新能源汽車到人工智能，從動力電池、低空經濟到量子計算，合肥精心培育的每一個新質生產力集群都是前所未有的“電老虎”。

華為預測，未來十年AI算力需求將暴增10萬倍，這將把本就緊張的電力供需矛盾推向臨界點。

合肥這座“科創之城”的經濟發展命脈，正面臨被能源供給“卡脖子”的現實風險。筑牢本地化的“能源基座”，已成為合肥一場輸不起的安全保衛戰。

更嚴峻的是，作為傳統鋰電重鎮，合肥雖坐擁寧德時代、國軒高科等頭部企業，卻不得不直面行業凜冬。

液態鋰電池性能逼近物理極限，關鍵材料“卡脖子”問題懸而未決，價格戰的血腥絞殺早已蔓延至每一個環節。

合肥的鋰電產業已走到轉型升級的懸崖邊緣。

與此同時，合肥在沖擊新能源汽車“第一城”的道路上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2024年產量達137.6萬輛，位居全國第二，但要實現2027年300萬輛的目標，困難和挑戰不小。

深圳憑借華為、比亞迪的數字化生態，護城河愈發寬廣；重慶等傳統汽車重鎮瘋狂轉型，后發勢頭兇猛，讓這場競賽成為“不進則退”的殘酷競速。

此外，固態電池作為下一代能源存儲技術的核心，未來將重塑低空經濟、具身智能等多個萬億級產業。

合肥顯然不愿錯過這些機遇，志在從產業源頭掌握話語權。

正是在這多重矛盾的擠壓下，儲能產業的價值被放大，成為了那把破局 “關鍵鑰匙” ：

于城市發展，它是保障電力安全的“壓艙石”，通過建設大規模獨立儲能電站、推廣用戶側儲能，為AI數據中心、量子實驗室等“耗電巨獸”構建本土化的“能源緩沖帶”；

于鋰電產業轉型，它是跳出內卷紅海的“躍遷引擎”。

合肥不僅消化了現有產能，更將產業鏈價值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用系統集成能力和技術服務壁壘，重構競爭優勢，擺脫低端價格戰。

于汽車產業競爭，它是鞏固新能源汽車地位的“勝負手”。

合肥以“車儲聯動”，將車輛從用電終端升級為參與電網調節的移動儲能單元，在提升用戶收益、鎖定用戶生態的同時，旨在強化對區域能源系統的協同調度能力。

以固態電池技術確立硬件壁壘，旨在從動力電池這一產業源頭奪取定義下一代電源標準的話語權，從而掌握對整車廠的供應鏈主導力。共同構成了問鼎“第一城”的終極差異化優勢。

于未來產業，它是開啟低空經濟與具身智能的“先行官”，固態電池等下一代儲能技術的突破將直接決定其能否在這些萬億級新賽道上搶占先機；

于技術引領，它更是通往能源終極解決方案的“橋頭堡”，通過大規模落地儲能應用，積累數據、經驗和標準，實現從設備制造商向能源系統解決方案提供商和標準制定者的轉型。

合肥的儲能豪賭，是一場“輸不起”的戰爭：

短期看，是擺脫傳統內卷、開辟新增長極的生存之戰；

中期看，是鞏固新能源汽車優勢、筑牢能源基座的固本之戰；

長期看，是搶占未來產業入口、定義能源標準的霸權之戰。

在這場多重戰略意圖交織的復雜棋局中，合肥不僅要與其他城市賽跑，更要與時間賽跑。

突圍路上的三座大山：技術、生態與產能

洞見產業先機，傳遞智庫思想

合肥儲能產業的躍進之路，遠非坦途。在其宏大敘事背后，潛伏著多重挑戰與風險，考驗著這座“風投之城”的戰略定力和應變能力。

技術路線的迷霧尚未散去。雖然合肥以鋰離子電池為當前產業壓艙石，并同步布局鈉電、液流、氫能等多條技術路線，但下一代儲能技術方向仍存在不確定性。

特別是在全固態電池領域，硫化物、氧化物、聚合物等不同技術路徑各有優劣，全球尚未形成統一的技術共識。

合肥依托中科大科研團隊，主攻硫化物路線并引入小米等資本加持。然而，該路線面臨材料穩定性差、充放電效率低、成本高昂（當前成本為液態電池2-3倍）等產業化難題。

更嚴峻的是，豐田、三星SDI等國際巨頭已在該領域構筑了堅實的專利壁壘，合肥后續突圍可能面臨高昂的專利許可成本甚至訴訟風險。

與此同時，上海、深圳等競爭對手采取了更為靈活的策略。

深圳依托比亞迪、華為等企業，在氧化物、聚合物等多條技術路線上廣泛布局；上海則憑借其強大的國際化資源整合與先進制造能力，加速技術中試與產業化落地。

區域競爭的硝煙愈發濃烈。深圳憑借“軟件生態”與“硬件核心”的雙重護城河，構建全域智慧能源解決方案；上海則依托其國際化優勢，目標直指全球級的能源管理與交易中心。

面對這些“全能型選手”與“生態型玩家”的降維打擊，合肥以政府產業資本驅動的模式，在資金持久力和人才吸引力上正遭遇極限考驗。

產能過剩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隨著各路資本大量涌入儲能賽道，產能擴張速度已經超出市場需求增長。

2024年中國新型儲能裝機規模雖突破7000萬千瓦，但規劃產能已遠超實際需求。價格戰初現端倪，行業利潤率持續走低。

合肥規劃的2027年1500億產值目標，建立在持續高速增長的需求預期上。一旦全球市場增速放緩或貿易壁壘高筑，可能會重蹈光伏、液晶面板等產業“從藍海到血海”的覆轍。

合肥的儲能豪賭，既是對其產業判斷力的考驗，也是對其戰略執行力的挑戰。在這場關乎城市未來的產業競爭中，唯有保持清醒頭腦，既敢為人先又不失謹慎，才能在儲能新賽道上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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