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山企業投資億元，卻因“一刀切”政策被關停，該如何有效維權？

近日，楹庭礦業律師團隊接待了多位來自西藏的礦業企業主。其中一家企業在某砂石礦項目上累計投入超過一億元，涵蓋基礎設施建設、設備采購、山體剝離、道路開挖等多項工程。然而，就在項目進入運營階段不久后，企業卻在未被告知具體原因的情況下，被地方行政機關“一刀切”式強制關停。

據企業主反映，此次關停并非個案，而是當地地級市范圍內對同類礦山的統一行動——所有相似類型的礦產項目均被無差別關閉。當企業向行政機關詢問關停依據時，對方并未提供明確的法律文件或具體理由，僅表示“上級有要求”。這一做法不僅缺乏程序正當性，更讓企業陷入巨大困境：前期巨額投資血本無歸，員工安置、債務償還等問題接踵而至。

這起案件并非孤例。近年來，隨著生態文明建設的深入推進，全國多地開展了環保整治、礦山整合等專項行動。在此過程中，不少合法合規經營的企業因政策調整或區域規劃變動而被關停。這些企業往往已取得完備的行政許可，完成了大量前期投入，形成了對行政行為的合理信賴。一旦被強制終止經營，損失極為慘重。

以本案為例，該企業所開采的礦種雖具較高經濟價值，但其地理位置臨近雅魯藏布江，屬于生態敏感區。結合近年來國家對三江源地區生態保護力度不斷加大，此次關停極有可能是基于公共利益考量的行政決策。此外，2022至2023年間，全國范圍內展開了大規模砂石礦山整治整合行動，旨在優化資源配置、遏制無序開發。因此，該企業的關停大概率屬于政策性調整范疇，而非個別領導的主觀意志或地方權力濫用。
但必須強調的是：出于公共利益需要關停企業，并不意味著可以無視法律程序和補償義務。恰恰相反，越是涉及重大公共政策調整，越應依法行政，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

根據《行政許可法》第八條明確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依法取得的行政許可受法律保護，行政機關不得擅自改變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準予行政許可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的，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機關可以依法變更或者撤回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由此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造成財產損失的，行政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補償。”

這意味著，即便行政機關因生態保護等公共利益需要收回礦業權，也必須履行法定程序，并給予企業合理、充分的補償。這是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也是構建良好營商環境的核心要素。

然而，在現實中，許多企業在面臨關停時，遭遇的最大難題不是“不補”，而是“補不足”——即補償金額遠遠無法覆蓋實際損失。

本案中，在企業主持續反映和多方呼吁下，地方政府最終同意啟動補償程序，并委托評估機構進行資產評估。但評估過程存在嚴重問題：評估范圍僅限于“地面上看得見的資產”，如廠房、設備等有形動產和不動產，采用的是原始成本折舊法，完全忽略了以下關鍵部分：

其一，地下工程與不可移動設施投入。包括山體剝離、巷道開挖、排水系統、通風設施、降噪工程等已形成的不可移動工程量。這些工程耗費了大量資金和人力，且無法搬遷或變現，理應納入補償范圍。

其二，前期綜合成本。設計費、勘探費、環評費、審批費用、人工成本及資金利息等，均屬于企業為項目落地所支付的真實支出，不應被忽視。

其三，礦業權本身的價值。這是最核心的部分。礦業權是一種用益物權，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強制收回未到期的礦業權，本質上是對企業財產權的剝奪，必須依法給予充分補償。

其四，預期可得利益。根據《民法典》及相關司法解釋，因行政行為導致合法經營中斷的，應對合理預期收益予以適當補償。最高人民法院在多個判例中已確認，行政機關因公共利益需要撤回許可，應對被許可人的“信賴利益損失”進行賠償，其中包括合理的未來利潤。

最終評估結果僅為三千多萬元，扣除生態修復基金、各類稅費后，實際可得補償不足一千五百萬元，尚不足總投資的15%。這種“象征性補償”不僅嚴重違背公平原則，也違反了《優化營商環境條例》《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等文件中“對因公共利益需要征收或限制使用的，應依法給予合理、充分補償”的明確規定。

這類案件背后反映出一個深層問題：部分地方主管部門仍將PPP、特許經營、資源開發類項目視為“零成本財政工具”，忽視社會資本的合理回報訴求。而在環保整治中，又容易陷入“寧可錯關、不可漏放”的極端思維，導致合法企業權益受損。

事實上，真正的法治化營商環境，應當讓投資者敢于投入、安心經營、依法維權。對于因政策調整而受損的企業，行政機關不僅應依法補償，更應主動作為，建立透明、公正、可預期的退出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