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曹雪芹的《紅樓夢》：盛世背后的幻滅與覺醒

《紅樓夢》

在中國文學史上，《紅樓夢》不僅是一部小說，更是一面照映時代真相的鏡子。它的作者曹雪芹，生于清王朝最為鼎盛的“康雍乾盛世”，卻以一部悲劇史詩，穿透繁華的表象，揭示出專制社會內在的腐朽與必然崩潰的命運。他并非站在邊緣的批判者，而是從統治階層內部走出的清醒者，以自身的家族命運為藍本，寫就了一部關于幻滅、關于人性和關于時代的宏大寓言。

曹雪芹約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卒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正是清王朝國力最強、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的時期。歷史教科書常稱這段時期為“康乾盛世”——一個疆域遼闊、人口激增、貿易發達、文化似乎昌明的時代。

曹雪芹出身江寧織造世家，自幼生活在江南富貴溫柔之鄉，親眼見識過鐘鳴鼎食、詩禮簪纓的貴族生活。然而雍正年間曹家被抄，家道中落，使他從云端跌入塵泥。這種劇烈的人生轉折，讓他不僅親歷繁華，更深刻體會到世態炎涼與制度之弊。正是這種雙重的生命經驗，賦予他超越同時代人的洞察力。

《紅樓夢》以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興衰為背景，以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之間的情感糾葛為主線，繪制出一幅恢宏的社會圖景。它表面上寫的是閨閣閑情、詩酒風流，實則筆鋒直指封建社會的倫理虛偽、政治專制與精神困境。

書中的“大觀園”，是乾隆盛世的微縮模型。它極盡奢華、精致典雅，仿佛一個與外界苦難隔絕的烏托邦。然而園中人的命運卻并未因這種“保護”而獲得真正的自由：黛玉淚盡而亡，寶玉最終出家，探春遠嫁，迎春慘死……每一個人的結局都在訴說同一個主題：即便是在最繁榮的環境中，個體仍然無法逃脫被體制吞噬的命運。

曹雪芹借寶玉之口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其背后不僅是對性別命運的思考，更是對舊倫理秩序的質疑。而他描寫賈母、王夫人、王熙鳳等女性在家族中的權力運作，也暗示了即便在父權結構的夾縫中，權力如何異化人性。

盛世背后的幻滅與覺醒

乾隆時期的確呈現出某種“繁榮”。人口突破三億，國內市場規模擴大，白銀大量流入，城市生活豐富多彩。但從更深的層次看，這種繁榮是脆弱且不均衡的。

土地兼并嚴重，流民問題日益突出；科舉制度僵化，社會上升通道愈發狹窄；貨幣經濟快速發展，卻并未帶來制度的現代化，反而加劇了社會的浮躁與道德的潰敗。而皇權專制的強化——通過軍機處的設置、密折制度的推行、文字獄的頻繁發生——使得思想空間極度壓縮，知識分子要么陷入考據避世，要么沉溺于官場鉆營。

曹雪芹雖未直接批判朝政，卻通過家族敘事映射出整個政治體系的危機：賈府的垮臺，直接源于抄家——這正是皇權無限擴張、法律淪為工具的體現。而賈雨村、門子等官僚的塑造，則徹底揭穿了所謂“清明政治”的假象。

曹雪芹的偉大，在于他在盛世之中敏銳地捕捉到了系統性的危機。他不僅批判現實，更進一步對整個文化傳統提出深刻反思。

書中寶玉厭惡功名、批判八股、質疑儒家倫常，其實正是曹雪芹對傳統文化價值的幻滅。而他推崇的，是人性中真摯的情感、藝術的純粹、女性的才智、以及超越世俗功利的精神追求。這些價值在舊體系中無法立足，卻預示了一種新的倫理可能。

盡管曹雪芹未能提出明確的政治替代方案，但他的作品卻喚醒了對“人應當如何生活”這一根本問題的思考。這種思想上的異質性與現代性，使《紅樓夢》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古典小說”，成為一部具有啟蒙意義的作品。

《紅樓夢》寫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左右，正值清王朝國力巔峰。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曹雪芹以“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寫下這部看似逃避現實、實則直面危機的大書。

他沒有高聲疾呼，沒有直接反抗，卻以極高的藝術完成度和哲學深度，完成了一場靜默而徹底的文化批判。他寫的是家族命運，卻預言了一個制度的終結；他描寫的是個體悲劇，卻道出了普遍的人性困境。

真正偉大的文學，從不僅是時代的產物，更是時代的診斷者與啟蒙者。《紅樓夢》之所以跨越二百余年仍能震動人心，正是因為它所揭示的問題——權力與人性、繁榮與虛無、自由與束縛——至今仍在以不同形式重演。

曹雪芹和他筆下的大觀園，提醒每一代人：真正的危機，往往隱藏在盛世歡呼聲的背后；而真正的覺醒，始于對虛假繁榮的清醒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