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川衛生院一職工，工資引起爭議

事情要追溯到 2001 年臘月，伊川某基層衛生院職工李某，前往單位領取當年 7 至 9 月工資。負責薪資發放的出納王某，出示了一份轉抄工資底單，對李某說：“8、9月的基本工資都沒發，7、8月的夜班費（124元）雪某領了（又要出了50元），9月的文某領了（已給李某），其它的工資冊上未造。”并告訴李某，工資冊已經送到了衛生局

實則工資冊共兩份，一份送衛生局，一份留存衛生院。出納王某與單位會計隱瞞留存情況，妄圖以此阻攔李某查證 —— 可李某并未妥協，堅持要求會計前往衛生局核查，且去年的時候還在衛生院查閱過留存的工資冊。2002 年 9 月，單位財務相關人員（會計張）前往衛生局辦事時聯系李某，李某這才見到衛生局留存的工資冊。核對發現，冊中缺少自己兩項薪資記錄，其余已登記項目均有出納王某簽字，涉事金額合計千余元 —— 對當時月收入僅四百多元的李某而言，這筆錢并非小數。李某就此事正式舉報。在此期間，出納王某不僅在單位內尋求他人協助，還在非工作時間前往縣城協調，此事在單位內部已有不少人知情。2003 年 3 月前，張某乙曾對出納王某作出初步處理，可后續卻轉而給出納王某出主意，讓其找 “證人” 佐證。其中一名證人因無法說清關鍵金額，反倒讓事件更顯混亂。之后，張某乙安排部門工作人員劉某（現已退休，劉某當時五十多歲，如今約 75 歲），在一個周六與李某約談。約談中，劉某采用施壓與勸導結合的方式，最終迫使李某按其意愿認可 “自身表述有偏差”。此后，對出納王某的初步處理被撤銷，反而生成了針對李某的處理文件 —— 這份文件被復印多份，發送至當地多家同類機構，卻未給李某原件，僅讓她短暫查看后便收回。自此，李某背負 “不當反映問題” 的評價，一背就是 24 年。“你是咋例行你的職責的？就是只要見錢管它啥正義非正義的都干？” 劉某答 “嗯”；李某再追問 “你就是那樣例行你的職責的？” 劉某明確回應 “我就是”2021 年 4 月，兩人因過往爭議再起爭執，李某錄下對話，她認為這段錄音可佐證當時處理過程中的不當傾向。2006 年，距離初次爭議已過去五年，李某對處理結果的不滿從未消解。更讓她身心俱疲的是，劉某竟因過往矛盾，以 “李某違反當時相關政策” 為由舉報，試圖用政策施壓。時間來到 2022 年，李某與已退休的劉某在街頭偶然相遇，20 余年積怨瞬間爆發，雙方發生言語沖突。“他趁我不注意，在監控盲區對我動手。” 李某說，沖突導致她確診腦震蕩，可事發監控因角度限制和劉某刻意遮擋，僅能拍到模糊背影，無法清晰還原現場。

考慮到劉某年事已高，僅進行口頭調解，未采取強制措施，還建議劉某賠償數千元，但劉某始終未支付。李某不解：“既然因年齡不采取強制手段，為何賠償時他不主動配合

隨后，李某就沖突及過往爭議，向原主管部門整合后的機構反映。該部門稱劉某已退休，不追究其法律責任，僅要求書面道歉。從反映到現在，已過去三年，道歉卻始終未兌現 ——“職能部門說會督促，卻沒人正式通知劉某履行；劉某那邊也沒動靜，反倒是之前涉及薪資問題的出納李書見，在我們要求道歉、返還貪占款項時總說‘再考慮’‘再商量’，好不容易才拿回貪占的錢，可后續要求一萬元精神損失費，李書見僅答應給兩千，至今沒談妥。”更讓李某難以接受的是，她認為劉某的行為符合枉法裁判標準，可相關處理卻始終 “輕拿輕放”。如今，李某仍保留著腦震蕩的醫院檢查報告、報警回執等材料，但這些證據在爭議解決中從 2001 年工資異常、2002 年舉報，到 2003 年處理波折、2006 年被舉報施壓，再到 2022 年肢體沖突、此后三年道歉無果，李某的維權路已走了 24 年。如今她雖領到了當年有爭議的薪資，可這份遲來的補還，填不滿 24 年的精神壓力與身體傷害。“我只是個普通職工，面對這些年的委屈，常常感到無助，但我始終相信法律和公平。”李某說，她會繼續通過合法途徑反映問題，希望能得到一份明確、公正的處理結果，讓過往的爭議有個清晰的了結，也盼著未來不再有人因類似情況，陷入漫長的等待。她堅信，只要不放棄，公平終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