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李世民的帝位來之不正,但是李世民在中國歷史上不管是文治還是武功都是排在前列的。
李世民在位時,唐朝由隋朝時天下打亂迅速的安定下來,經濟得到了快速的恢復和發展,這和李世民的治國理政的思路是分不開的。
李世民統治時之所以國家能得到快速和穩定的發展,這和李世民非常清楚自己的地位和財產都是從何而來有關,他深刻的認識到只有百姓富裕了國家才會富裕,所以他輕徭薄賦,以百姓利益為重,所以李世民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忠實踐行者。
我們今天就來讀一段《資治通鑒》上記載的李世民治國理政的一段歷史,來聊一聊李世民的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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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資治通鑒》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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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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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收獲與反思
我們的權力從哪里來?我們的財富從哪里來?其實這應該是每一個人都應該好好思考的問題。
為什么說中國五千年的文化源遠流長,中國儒家即使到了現代依然有現實意義?是因為中國古代上千年,不斷的有人在思考這樣的問題,并不斷的將這思考結果上升到了理論,從而指導社會的運行,從而在歷史上有出現了無數人的實踐的反饋,證明前人的思考是有價值的,這才有了中國儒家學說的不斷完善的過程。
而在這其中,民本思想的發展就是特別典型的一個例子。
民本思想實際上是隨著農業經濟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在原始社會時農業不發達,還靠捕魚狩獵為生,普通人很難對抗自然的力量,所以就把這種自然的力量神話了,變成了神的力量,所以在原始社會是神權主導的社會。
而隨著農業技術的發展,農業的產出越來越穩定,而且產生了剩余,從而就能養活更多的不需要生產的戰士和管理者。所以這個時候統治者逐漸意識到老百姓跟土地一樣,都是自己財富的來源,也是自己權力的來源。擁護自己的百姓越多,愿意給自己繳納的賦稅越多,自己才能有更多的糧食去養軍隊等,自己的權力才越大。所以這個時候就出現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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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概念的提出其實是非常有進步意義的,這就證明在中國遠古時期,古人就已經意識到財富是如何產生的,有了財富才有了國家,而國家最根本的基礎就是百姓。
所以到了春秋時期,才有了儒家正式提出了民本思想,包括孔子的仁愛的觀念,包括孟子的民貴君輕的概念,其實看下來是一脈相承的。
比如我們看孔子的仁愛的觀念,就是提倡統治者要施仁政,反對苛政,他認為統治者應該像愛護子女一樣愛護自己的百姓。其實這里面就在教育當政者,老百姓才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國家的財富來源于老百姓的稅收,所以作為統治者,這有讓老百姓安居樂業,關心百姓的福祉,才能富國強兵,國家才能發展。
孟子的民貴君輕其實也是同樣的道理。老百姓是一個國家的基礎,任何人有了百姓民意的支持,就可以成為統治者,但是老百姓不支持你,統治者也就會被趕下臺。其實這也是春秋戰國時期政治的真實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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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看李世民這個人對于中國的傳統文化的學習是非常到位的,他是非常看重儒家的文化的,而且學習到了其中的精髓,所以才會拿來所用。
比如第一個案例中李世民反對嚴刑重法,他認為為什么百姓會去做盜賊,核心還是因為賦稅太重,讓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才不顧風險和廉恥去做盜賊。
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就要輕徭薄賦,給老百姓減負,老百姓日子過得好了,自然就不愿意冒風險去做盜賊,自然社會風氣也就變好了。
其實李世民這個思路是來源于管子的: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也就是說一個人只有人吃飽了飯,才會考慮禮義廉恥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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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個道理很容易理解,人其實是動物進化而來,自然遵循動物性,也就是說人首先要滿足自己的生理需求比如吃喝和保暖的需求,才可能談的上其他的需求。如果飲食都不能保證,人就要餓死了,其他需求也就談不上。
所以原始社會抓來的俘虜被吃掉是很正常的事情,在生存都無法保證的時候,談什么人性呢?
而當生存的問題解決了,才會有秩序的需要,因為涉及到了分配的問題,而有了秩序之后才有了禮節。也才有了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和所謂的面子的問題。
所以當你的生存都無法解決的時候,對于這樣的人秩序對他而言就沒有太大的約束力,因為結果都是死,為什么不吃飽飯再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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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李世民才提到嚴刑重法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百姓如果都吃不上飯,你用再嚴厲的法律可能也無法遏制犯罪。而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從給老百姓吃飽穿暖開始。老百姓吃飽穿暖了,他就要有更高層次的需求,就需要社會認同等需要,這時你讓他犯罪他就會覺得成本太高了。
所以我們看李世民很聰明,他能從復雜的事情當中抓住解決問題的根本。雖然說讓老百姓吃飽穿暖并不能說完全杜絕犯罪的問題,但是其比例將會大大的降低,這樣國家才能逐步穩定下來。
所以經濟發展始終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事情,讓所有人吃飽飯是最重要的事情。一旦經濟下行,很多人吃飯都成了問題后,一定帶來的就是社會治安的迅速惡化。
我們看現在世界上治安好的地區都是經濟發展比較好,財富相對均衡的地區,而治安差的地區都是經濟發展出現問題,而且貧富懸殊,最后很多老百姓鋌而走險,甚至發生整個國家持續的動亂。根源也是在此。
所以從這個角度而言,為什么中國的發展也是如履薄冰,就是因為我們目前的人口還是太多了,人均資源太少了,一旦我們的經濟陷入停滯甚至倒退,在十多億人口的壓力下,就很可能會出現吃飯的問題,而隨之而來的很可能就是持續的動蕩,中國的歷史中有無數的教訓都是如此。
核心問題就是我們的農業養活不了這么多人口,我們目前主要是靠工業的發展和全球化來滿足大家的生活的提升。如果未來中國制造向海外擴張受阻,中國本土是無法消化如此高的產能的,大量企業的破產也就意味著大量的人要回農村和土地,而農村和土地已經承載不了如此多的人口。所以社會的風險才會非常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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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國家領導人為什么要搞一帶一路,我們為什么要開放,為什么要大力的開發亞非拉國家的市場,培育親華勢力,讓產品走出去,核心都是因為我們沒有回頭路,無法回到農業社會去,那樣只能會導致社會的動蕩和混亂以及殺戮,這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我們看到李世民是有很強的自制力的,因為他清楚:君主依靠國家,國家仰仗百姓。剝削百姓來奉養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來充腹,腹飽而身死,君主富了而國家滅亡。所以君主的憂慮,不來自于外面,而常在于自身。凡欲望多則花費大,花費大則賦役繁重,賦役繁重則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則國家危急,國家危急則君主地位不保。朕常常思考這些,所以不敢放縱自己的欲望。
從這段來看,李世民對于自己的財富來源于哪里,自己的權力來源于哪里是有清晰的認知的。
正是因為百姓的賦稅,才供養了整個國家的體系,而有了國家,才有了國家的統治者,所以李世民這個態度是非常端正的。也正因為對此理解很到位,所以李世民才提出要約束自己的欲望,
其實李世民也是吸取了當年楊廣的教訓。隋朝在楊廣時期其實也是非常強大的,因為社會穩定導致生產力迅速提升。楊廣當年的經濟政治政策還是非常不錯的。
但是在逐漸充實的糧倉面前,楊廣沒有守住初心罷了,他沒有約束自己的欲望,想讓自己在青史上留名,所以好大喜功,才導致百姓的賦稅和勞役成為沉重的負擔,最終很多百姓活不下去才造了反,這其實就是隋朝滅亡的教訓。
所以不管是當政者,還是從事商業者,都要清楚自己的權力從哪里來,自己的財富從哪里來的問題。
只有老百姓手里有錢,國家才會有錢,國家有錢,才會有經濟的更進一步的發展,做商業的人才有更多的機會和發展。
但現在的社會有很不好的趨勢就是有錢人忘記了自己的錢是從哪里來的,對于底層的百姓不斷壓榨其生存空間,榨取最后一顆銅板,滿足自己收斂財富的欲望。最終很多小生意者的生意被壓垮,老百姓的生存越來越艱難,而富人卻越來越富。但是富人沒有意識到如果百姓沒錢了,自己的產品和服務賣給誰的問題,不明白自己的財富來源于哪里的問題,他們不斷利用自己的經濟地位去影響政策,最終導致涸澤而漁,從而導致整個社會出現系統性的風險。
其實李世民發現了這個問題,但是在儒家的文化體系下,也只有他這樣的通過戰爭實現了集權,在國內有超高威望和影響力的人才能實現。但其他的帝王即使也明白這個道理,但是對于內耗嚴重的官僚體系和權貴勢力其實是沒有太多好的辦法的。
其實現在的世界又何嘗不是如此呢?表面的各種制衡依然無法遏制資本的膨脹對政策的挾制和對底層的壓榨,所以這個世界才始終處于動蕩的邊緣。
我們看到了歷史的問題和教訓,但我們很難解決現實的問題,現實再次變成歷史的反復,人類幾千年的歷史其實就是在不斷的重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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