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為什么不是“唐宋九大家”

在這場跨越百余年的古文復興接力賽中，脫穎而出的第一位文學巨擘和文壇領袖，無疑是歐陽修。

撰文丨陳季冰

今天的中國人，很少有不知道“唐宋八大家”的。但凡稍有些文化的，對那八個星光熠熠的名字還能如數家珍。這些分屬于兩個不同朝代的偉大文人，仿佛天生就應該被放在一起。

略有些令人不解的是，數百年來從沒有人問過這么一個問題：為什么非得是“唐宋八大家”，而不可以是“唐宋九大家”，又或者“唐宋七大家”？

難道是因為“八”這個數字吉利嗎？古人可沒有我們現代人的“發財崇拜”，他們也不會把“八”與“發”聯系在一起。相反，在中國古代數術中，“九”和“七”這兩個數字倒是非常不同一般的：九代表多、大、重要、圓滿……比如“三教九流”、“一言九鼎”、“九九歸一”；七則有周期、轉折、變化……等豐富涵義，故有“七步成詩”、“七年之癢”、“七日造人”之類說法。

當然，歷數唐宋數百年間那么多古文作家，若要在“八大家”里刪除一兩家，或許勉強還有可能；若要再增添一兩家，似乎極難。

這在一定程度上的確是事實，不然的話，“八大家”的概念出現以后不會被廣泛接受，更不可能深入人心。但另一方面，這恰恰也正是“八大家”概念形成以后，對后人思維的慣性塑造，越往后越如此。

01

在真實的時間長河中，“八大家”之名也像大多數歷史建構一樣，經歷了漫長的生成和接受過程。它是對展開于唐宋時代、對中國古代文學影響深遠的那場“古文運動”的人格化總結。

此處或許需要做一點點知識普及。所謂“古文運動”，其要旨就是遠紹先秦諸子、兩漢遷固的優秀散文傳統，力排六朝以來形成的只講形式、堆砌詞藻、言之無物的韻文體詞賦。

這里的“古文”，對應的是“時文”，也就是當時流行的那種文格卑弱、內容空洞的“駢儷之文”。客觀地說，“古文運動”中的確不乏某些復古成分，但它的實質卻是一場文學革新運動，而其終極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踐行先賢“文以載道”的理想。雖說不同的古文家在創作實踐中形成了各自鮮明的風格，但所有古文家寫作時都自覺追求以下幾條共同目標：文辭曉暢、語言精煉、言之有物。

“古文運動”所指之“古文”，與今人習慣稱的“古文”（意即文言文）完全不是一回事；正如唐人所言之“古體詩”、“近體詩”與今人理解的“古詩”、“新詩”更加南轅北轍一樣。

這場前后歷時數百年的“古文運動”大致可以分為兩段：它的肇始在唐代中期，韓愈、柳宗元是其杰出代表。特別是韓愈，其首創之功無論怎樣評價都不為過。蘇東坡贊頌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

然而韓柳之后，一方面唐朝政治衰敗、天下紛亂，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后繼乏人，“古文運動”剛冒了個頭，尚未真正成勢，很快就又熄滅了。一直要到二三百年之后的北宋中前期，才有一大批才華橫溢的古文家接過唐人的未竟事業，并憑借著他們群體性的努力，將“古文運動”推向了高潮。

▲韓愈（圖/《宗師列傳·唐宋八大家》）

“古文運動”始于唐而成于宋，如果沒有宋人的薪火相傳，韓愈和柳宗元的大名恐怕也不會有今天這么響亮。更重要的，此后，古文家倡導的那些文學理念便牢固地占據了中國古代文學傳統的主流地位，再也沒有動搖過。

不過，盡管北宋古文運動的先驅們自始便自覺地以唐代“韓柳”為圭臬，以他們的衣缽傳人自期，但有史可稽最早將“八大家”中的唐宋人物及其作品放在一起讓后人參照、學習的，很可能要遲至兩宋之交的學者呂本中。

他在啟蒙讀本《童蒙詩訓》中寫道：“學文須熟看韓、柳、歐、蘇，先見文字體式，然后更考古人用意下句處。”呂本中不但明確地把本朝的歐陽修、蘇軾與唐朝的韓愈、柳宗元并列，還將這四人評為“文章體例”第一等。

本中字元明，號“東萊先生”，是太宗、真宗兩朝宰相呂蒙正六世侄孫、仁宗朝名相呂夷簡五世孫、哲宗“元祐更化”時期宰相呂公著曾孫，家世極為顯赫。本中幼時深受呂公著寵愛，他的祖父呂希哲師從程頤，他自己也受教于二程門徒楊時、游酢、尹焞等人，是理學嫡系傳人。

本中還有一個名氣很大的從孫（侄孫），即南宋著名理學家呂祖謙，號“小東萊先生”，與朱熹、張栻并稱“東南三賢”。“東萊呂氏”在政壇和學界的影響力綿延貫穿有宋一代始終。由黃宗羲起筆、黃百家、全祖望等人歷時百余年接續完成的一百卷《宋元學案》中，呂氏一門先后十七人赫然有學案在列。而呂本中的這部《童蒙訓》【前述《童蒙詩訓》即從其中部分文（詩）論內容輯成】，本身也是中國古代最普及的啟蒙讀本之一。

大約自那以后，便有了“唐宋古文四大家”的說法。漸漸地，南宋人但凡論及古文，莫不稱韓、柳、歐、蘇。不少現代學者還認為，文學史上鼎鼎大名的“江西詩派”之得名，也是源自呂本中。看來這位“東萊先生”的確是提煉概念的好手。

▲蘇軾（圖/《宗師列傳·唐宋八大家》）

到了明代，歸有光、王慎中、茅坤等所謂“唐宋派”，因不滿“前七子”李夢陽、何景明等人推崇的“文必秦漢”的機械的擬古復古思潮，大力倡導與自己時代相去不遠的唐宋古文。他們除了自己投身散文寫作，也提出一整套文學理論，還花了不少力氣編纂唐宋作家的文集，作為寫作范本。其中最出名的當屬唐順之的《文編》和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鈔》，而后者尤為家喻戶曉。它于呂本中的“韓、柳、歐、蘇”四家之上，又加入了王安石、曾鞏和蘇洵、蘇轍父子，從而在史上首次提出了“八大家”概念。

以今人的視角來看，《文鈔》的最大優點在于，它選取的作家數量與作品篇幅恰當，涵蓋面廣而又重點突出。四庫館臣評價說：“八家全集浩博，學者遍讀為難，書肆選本又漏略過甚，坤所選錄尚得煩簡之中。”（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九《唐宋八大家文鈔》提要）它還很重視縱向溯源與橫向比較，探討各家文章的傳承淵源與風格異同，對后生學者有很強的指導作用，故而一經面世很快就流行開來。《明史·茅坤傳》稱：“……坤選《八大家文鈔》，其書盛行海內，鄉里小生無不知茅鹿門者。”

茅坤自己的文學創作成就或許比不上同時代的歸有光等人，如今聽說過他大名的非專業人士并不多。然而他編的《文鈔》卻成了中國文學史上家喻戶曉的一本文集兼教材，讓“唐宋八大家”之名傳遍天下，后世無人不知。《文鈔》的成功固然展示出茅坤精審的文學鑒賞力，但更為根本的還在于：他的提煉與總結很好地契合了天下公論，這是“唐宋八大家”之說被廣為接受的內在根源。

02

真要深入琢磨推敲，同時代身負文章盛名的人當然還有不少。

蘇軾在為《六一居士集》所作之《敘》中，將歐陽修比為“今之韓愈”，對其在北宋中期振興古文創作、振作古典學術和振奮士大夫精神的開拓性貢獻給出了無與倫比的褒揚：

宋興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佑極矣，而斯文終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佑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蘇軾：《六一居士集敘》）

歐陽修是蘇氏父子三人的伯樂，蘇軾、蘇轍兄弟一生都視其為恩師。蘇軾對歐陽修的稱頌里帶著些許夸張和溢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謂“（韓）愈之后三百余年，而后得歐陽子……天下翕然師尊之。”為了突出歐陽修，把北宋古文運動的傳統和延續作了簡單化處理。

事實上，歐陽修這顆中國中古文學史上的巨星并非橫空出世，亦非孤星閃耀。在他之前，有柳開和穆修兩位篳路藍縷的先驅。他們大力破除晚唐、五代以來一統文壇的那種空洞無物、氣格卑弱的駢儷文體。

柳開，字仲涂。從現存的一些關于柳開的記載看，他為人豪放落拓、喜談兵事，嘗于契丹及吐蕃邊境為武職，頗有作為。然其膽大妄為、不拘禮法，經常做一些違法之事，甚至可能還殺過人。

穆修，字伯長，曾任職泰州司理參軍。他是一個性情剛介、負才傲世的狷狂之人，每不見喜于權貴。據說宋真宗曾在西京洛陽的一處題壁讀到他的詩，大為賞嘆，問左右公卿大臣，有這好的詩文，為什么不推薦來為朝廷做事？權臣丁謂回答說：“此人行不逮文。”真宗只好作罷。

《宋史》本傳稱：

自五代文敝，國初，柳開始為古文。其后，楊億、劉筠尚聲偶之辭，天下學者靡然從之。修于是時獨以古文稱，蘇舜欽兄弟多從之游。修雖窮死，然一時士大夫稱能文者必曰穆參軍。（《宋史》卷四四二《文苑傳（四）·穆修》）

與歐陽修同時略早一點，還有比柳、穆二位成就更高的古文家尹洙（字師魯）相伴。他可以說是把“早工偶儷之文”的歐陽修引入“古文正道”的領路人。“公（指歐陽修）為古文，則居師魯后也”（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十五），歐陽修本人也一直視尹洙為亦師亦友。尹洙不幸早逝，歐陽修在為他撰寫的墓志銘中稱贊他的文章“簡而有法”。《宋史》本傳也高度評價了他與柳開、穆修三人對于北宋古文的開創之功：

洙內剛外和，博學有識度，尤深于《春秋》。自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開始為古文，洙與穆修復振起之。（《宋史》卷二百九十五《尹洙傳》）

雖說有后人認為“然洙之才不足以望修”，但正如家學深厚的邵伯溫（作者注：邵伯溫系北宋理學先驅邵雍之子）頗不以為然地指出的那樣，“前輩文字淵源自有次第也”（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十五）。

如果將視野放得更大，不局限于狹義的“古文”寫作，那么北宋早期還曾涌現過像王禹偁（字元之）這樣“詞學敏贍，時所推重”（《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九“真宗咸平四年六月丁巳”）的詩文革新大家。歐陽修本人于慶歷六年（1046）謫知滁州期間，因觀瞻禹偁畫像而作《書王元之畫像側》一詩，有“想公風采常如在，顧我文章不足論”之句，對這位文學前輩表達了無限景仰之情。

此外，高揚“道文一體”、力攻“西昆體”（作者注：“西昆體”是北宋前期的一個詩歌流派，以晚唐詩人李商隱為宗，追求辭采華麗、音律和諧、用典精巧，楊億、劉筠、錢惟演為其骨干）的理學先驅石介（字守道，號徂徠先生，與孫復、胡瑗并稱“宋初三先生”）雖不能算純粹的文學家，但他的文學理念也對歐陽修產生過很大影響。

文學藝術這樣的人類創造性精神活動，成功往往是群體性和排浪式的，唯有擁有一個能夠相互碰撞、激蕩、啟發、扶持的持久的共同體，才可能在歷史的某一階段取得劃時代的重大突破。如果沒有柳開、穆修，就很可能沒有尹洙；如果沒有尹洙，即便有歐陽修，他也幾乎肯定不會有我們看到那么高的成就；而如果沒有歐陽修，則更不會有后來的曾鞏、王安石和三蘇父子……

可惜，不論“倜儻重義”的柳開、“好論斥時病”的穆修、“內剛外和”的尹洙，還是“遇事敢言”的王禹偁、“奮然敢為”的石介，縱使他們名盛一時，但都沒能超越自己的時代，邁向永恒。

▲歐陽修（圖/《宗師列傳·唐宋八大家》）

在這場跨越百余年的古文復興接力賽中，脫穎而出的第一位文學巨擘和文壇領袖，無疑是歐陽修。這不只是因為歐陽永叔自身的文學成就，還因為他是一個醒目的旗手，為當時尚在混沌中摸索的宋代文學發展奠定了方向、樹立了標桿，并提攜了一個又一個才華橫溢的后繼者——曾鞏、王安石、蘇氏兄弟……他們將他所開創的事業發揚光大，照亮了后世千年的文學天空。

如同他追隨的先驅和偶像韓愈一樣，歐陽修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式人物。不夸張地說，歐陽修的偉岸身影籠罩了有宋一代文壇。

03

以我個人接觸過的時人以及稍后人的各種評論來看，在宋代，除了歐、王、曾、三蘇，最有希望躋身“八大家”之列的，應該是以博學通經稱譽一時的劉敞（字原父，或原甫，世稱“公是先生”）。他是歐陽修同時代人，與歐陽修、曾鞏、王安石一樣也是江西人，同歐、王、曾、蘇諸人交往也很多。時人多將歐劉二人并列，

（劉敞）望歐陽公稍后出……其學問文章，勢不相下……（邵博：《邵氏聞見后錄》卷十八）

到了南宋后期，大學者葉適的門生吳子良也曾略帶可惜地說：

劉原父文，醇雅有西漢風，與歐公同時，為歐公盛名所掩……幾與歐、曾、蘇、王并。（吳子良：《林下偶談》卷三）

現存宋人筆記中關于劉敞的事跡頗多。據說，劉敞的博聞多識不但當時天下無人可敵，甚至“前世無及”。人們有任何難解的問題，都會找他去求教，而他多能對答如流。在舍人院當值時，有一次朝廷追封九位皇子和公主，他一天里擬成所有冊封御制。“立馬卻坐，一揮九制成。文辭典麗，各得其體……”連歐陽修讀了也贊嘆不已，稱他的制詞乃西漢以來第一，更在唐朝王勃等之上。歐公在撰寫《新唐書》、《新五代史》時遇到疑難，也總是“多問……于原父”（王辟之：《澠水燕談錄》卷六；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一）。

《宋史》本傳稱：

敞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略……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焉。為文尤贍敏……歐陽修每于書有疑，折簡來問，對其使揮筆，答之不停手，修服其博。（《宋史》卷三一九《劉敞傳》）

還有人認為，王安石自視極高的新學“蓋本于原父……”其實是由劉敞發軔的（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二“事始”；亦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四）。王安石還曾與人書，論劉敞晚年之文非蘇軾所及（見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十六《跋王介甫帖》），對其評價之高無以復加。

但劉敞性情狷狂、心高氣傲，看不上任何人。他曾私底下嘲諷歐陽修：“好個歐九！極有文章。可惜不甚讀書。”這話傳到蘇東坡耳朵里，他只好苦笑著說：“軾輩將如之何！”（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一“惜歐不讀書”）這種做派自然不會招人喜歡。王安石早年與劉敞交游甚篤，后來也不太待見他（見趙令畤：《侯鯖錄》卷三、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一）。

將近兩百年后的南宋后期，豪放派詞人劉克莊途徑昔日歐陽永叔、劉原父和王介甫的江西老家時不禁有詩感嘆道：“每嘲介甫行新法，嘗恨歐公不讀書。浩嘆諸劉今已矣，路傍喬木日凋疏。”（劉克莊：《湖南江西道中十首（其一）》）

當然，劉敞最終未能加入歐、王、曾、蘇，中選“八大家”，肯定不是因為受到了誰的排擠。最重要的原因或許還在于，通古知今、見解精深的他被人更多視作學術大師，而非純粹的古文家。宋英宗有一次問及劉敞，宰相韓琦稱贊他有文學，一邊的歐陽修說得很中肯：“劉敞文章未甚佳，然博學可稱也。”（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二“事始”）

后人一念之間，前人上天入地。劉敞鼎鼎一時的大名也幾乎湮滅于歷史長河中。

暢想過了“九大家”之后，再推敲一下“七大家”。

如果一定要從現在的“八大家”里減去一個，我個人也許會勉強同意刪去這張榮譽榜上的蘇轍名字。其他人，我認為一個都不能動，具體理由這里就不展開了。總之，加入劉敞或減去蘇轍，都不是基于我個人的偏好，我也并沒有通讀過他們倆的所有存世文章。我依據的是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他們自己所處時代的眾議。

▲蘇轍（圖/《宗師列傳·唐宋八大家》）

茅坤身后又百余年，清初人魏裔介評論道：

宋初無文，迨仁宗之世，涵育已及百年，乃有韓稚圭（琦）、范六丈（仲淹）、歐陽永叔（修）、司馬君實（光）出，而曾子固（鞏）與眉山父子（三蘇）起而羽翼之，雷轟電掣，云蒸霞變，宋文之盛，至此而極也（魏裔介：《兼濟堂集》卷四《宋文欣賞集序》，《畿輔叢書》本）

作為程朱理學的一位正統傳人，魏裔介大概是很不喜歡王安石，所以刻意把他排除在了曾鞏和三蘇父子之外。另外，將一代名相韓琦拉進這個作家學者圈子也很勉強。韓魏公（韓琦封魏國公）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也確實對北宋中期的教育和學術事業做出過杰出貢獻，但他本人畢竟不以文見稱。因此，如果用王安石替換掉韓琦，上面這段評論就十分到位了。

在魏裔介這份名單里，范仲淹的詩文絕對不會遜色于“宋六家”中的任何一家，但這位“有宋第一名臣”一生奔忙于政事，留下的文學作品數量畢竟有限；司馬光的文章也非常好，文采史識皆直追漢代司馬遷和班固，故王安石曾稱贊“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但他的成就主要在于史，純粹的文學作品畢竟也不多。

說來說去，最大公約數還是“八大家”！

將這份“八大家”名單局限于唐宋兩代，對一個明朝人而言，是他自己身處的時代使然；對我們這些又過去五百年的后人來說，卻似乎更加理所當然。

那是中華文明史上群星璀璨的高光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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