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治論》：犯其至難，圖其至遠

“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出自蘇軾所作的《思治論》一文，意思是向最難之處攻堅，追求最遠大的目標。

公元1063年，蘇軾任鳳翔府判官。北宋立國已近百年，受困于冗員、冗兵、冗費等問題，國家長期積貧積弱，很難與北方的遼國抗衡。有感于此，蘇軾以古為鏡，寫下了《思治論》。

所謂“治”是與“亂”相對而言的，即指社會安定、天下太平。如《荀子·天論》中說：“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意思是說禹憑借農作物按時生長、收獲等條件使天下安定，而桀沒有處理好這些條件使得天下混亂；天下“治”或“亂”不是由天，而是由人決定的。在先秦的儒家學說中，十分看重“人”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隨著漢代董仲舒所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漢武帝所接受，儒家學說的影響力日益擴大，“治”一詞在政治上的含義也越來越明確。如古代將政治清明、軍事強盛、人民生活富足的社會稱為“治世”。在蘇軾生活的時代，無論從政治上，還是經濟、軍事上，國家與儒家倫理中的“治”都有較大差距，所以蘇軾才有“思治”一說，表達了他對國家政治運行的整體構想。

如何能達到“治”？蘇軾認為核心在于改革。他首先提出了國家目前存在的三個最主要的問題，即“無財”“無兵”“無吏”，財政運行機制混亂、軍隊戰斗力低下、官吏素質不高。國家雖多次變法圖強，但“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蘇軾認為，在方法論上最值得關注的問題有兩個，即“規摹先定”“所施專一”。首先，對改革應該有一個長遠清晰且執行性高的規劃，并且應該予以全盤考量；其次，針對改革中朝令夕改的問題，其解決方式在于由具有才干的專人負責，絕不能因觸及某些人的利益半途而廢。

《思治論》中強調，“是故不可以無術”。“術”即技巧和方法。宋神宗登基以后任用王安石進行大刀闊斧的變法，卻以失敗而告終，這與王安石變法中“術”的不善脫不開干系。對于復雜的情況，王安石沒有考慮周全，看似理想的新法在實施階段反而搞得一團糟。蘇軾亦是反對者之一。在此之前已作出《思治論》的蘇軾當然不是認為“祖宗之法不可變”的老古董，而是蘇軾觀察到王安石的變法“求治太急”，過于激進，反而適得其反。他認為，“規摹”倉促“先定”，脫離實際；宋神宗在一片反對聲中亦左右搖擺，政令亦無法“所施專一”。歸根結底，王安石并沒有一個令變法得以穩定進行的“術”。四面楚歌聲中，王安石變法失敗了。

在對舊制度、舊事物進行改造的同時難免觸及一些人的利益，但社會在不斷發展，沒有任何一項政策能夠永遠與社會發展相適應，這是客觀規律，因此在很多時候，改革勢在必行。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無數失敗的改革都因改革的不徹底而失敗，其原因大多在于改革者意志的不堅定。在自上而下的改革過程中，往往有人產生畏難情緒，敷衍了事，無法將政策落實，改革流于形式。蘇軾在《思治論》中提出“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倦，三則去之矣”，意思是一般人如果沒有一舉成功則開始自我懷疑，再而倦怠，最后放棄。

對于改革中所遇到的困難與阻力應如何解決，蘇軾給出了他的見解，即“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以充分的勇氣發起改革，以堅定的信念進行改革，以強大的勇氣將改革進行到底。我們所熟知的“商鞅變法”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秦國本為戰國七雄中貧弱的西陲小國，在與東方諸國的競爭中落于下風。秦孝公即位后，重用商鞅，變法圖強。當時的秦國舊貴族曾以“法古無過”為由阻撓，商鞅則用“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予以反駁。后來，經過秦孝公與商鞅長時間的謀劃，秦國在十數年的時間內進行了兩次大規模變法。其中措施如廢除舊的世卿世祿制，改變由貴族管理地方的分封制。這些改革極大地觸犯了舊貴族的利益，因而無論是在變法前還是變法中，在國內都遭到了很大的阻力，這就是“至難”。但秦孝公卻“圖其至遠”，在改革中“其人專，其政一”，對商鞅給予堅定不移的支持，保證政令的延續性，即使太子犯法也未予包庇，可見其變法圖強的信念。秦國也逐漸成為戰國中最強大的國家，為秦始皇時“奮六世之余烈”、一統天下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

改革歷來都是艱難的，但改革也是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身為貫徹落實改革措施的改革實施者更應該將責任扛在肩上，堅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沖鋒向前，敢于改革并善于改革。面臨困難愈來愈多、愈來愈深的改革現狀，是否能夠“犯其至難”，堅定信心、凝聚力量，敢啃硬骨頭，確保改革措施落地生根，決定著改革的成敗，也決定著我國的發展能否“圖其至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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