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偉，一個非著名作家得了句子病 | 二湘空間

作者：老那，本名董志謀，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著有長篇小說《生死海關》《面朝大海》《城市蜿蜒》《九龍破》《三元里》，小說集《百事可樂》。

有能力的寫作者

討論這個問題有些多余，好在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毫無疑問，我要講的就是有能力的寫作者，包括本書的作者和書中眾多主人公的若干原型。本書作者范偉，非著名演員，非著名作家，1988年畢業于北大中文系。這里特別點明年代和院系是有意義的，那時作家還受人尊重，北大中文系還能招到狀元。但已有聰明人看清了這個年代的黃昏和中文系的沒落，轉投法律、經濟、金融，甚至國際政治。一九八O年代行將過半，但個別老師依然如茅坑里的石頭又臭又硬。我們這些懷揣作家夢的各省狀元、榜眼、探花，入學見面會上就面對打擊，有老師說，中文系不培養作家。

好在這是一個眾聲喧嘩且讓后人不時要瞻仰一下的年代，沒人把此人的狗屁話當真。正如《走起書》書中人物“杜克”所言，不能因為你丫說了幾句，我就泄氣。諷刺的是，兩年后北大就招了一個作家班，把全國沒有文憑的牛逼作家招來跟我們同學。那些有能力的寫作者從來就沒停止過在燕園興風作浪，北大有五四文學社，中文系有《啟明星》作者群。比較蹊蹺的是，當年在校園特別活躍的那些人——當然也是有能力的寫作者，似乎早具慧眼，看到了文學的窮途末路，毅然轉向，另謀出路，我當年看好的兩個有能力的寫作者，一個成了老編輯，一個成了老股神。這些老掉牙的文學故紙堆當然地被掃進了本書的垃圾桶里。

逯水枝問寧大為，為什么在最近幾期《廢稿》里沒有看見他的文章，寧大為說：“我的文章全都爛在肚子里了，根本不值得寫出來。”

朱涵說寧大為：“我討厭你這種滑頭話，如果你對眼前的生活不滿意，就應該自己虛構一個，創造一個。”

寧大為笑道：“我哪有那本事，我這號人，隔三差五喝個醉，不給黨和政府添亂，就是對國家最大的貢獻。”隨后端起酒杯，“來來來，誰跟我喝一個。”

朱涵笑：“我跟你喝。你這人，只要跟你說一句正經話，就趕緊拿酒蓋臉。”

郝春陽酒喝得有點猛，一直垂著眼皮喘粗氣，這會兒突然睜開眼說朱涵：“朱涵，別人允許你干事，你也得允許別人不干事。我覺得你就是個女獨裁者，你要是上了臺，比誰都壞。”

朱涵忍不住大笑：“呸，你才上臺呢！”

王樸舉起酒杯招呼大伙干杯：“得了，都別做夢了，在座的誰也上不了臺，想都甭想！”

“上臺”和“當作家”，都成了罵人的話，寫小說就是沒能耐的標簽。如今回想起來，來自石家莊的燕趙三杰——刀爾登、繆哲和范偉極少出現在燕園的文學現場。本書中提到的何騷騷據說從未出現過。

我突然想起了P大中文系師兄何騷騷，忍不住笑了起來。何騷騷要是聽到我問出如此幼稚的問題，一定會笑掉大牙。這個從大學校園走出來的大名士，如今已經是文化界舉足輕重的大人物——綽號也從“何騷騷”變成了“何現場”——這個近年來一直呼喚文學家和文學批評家一定要抵達“文學現場”的家伙，這輩子從來也沒有抵達過文學現場，只抵達過各種各樣的文學會場和文學酒場。

可悲的是，上述引文并非專指何騷騷，在這個“錢先生時代”，“跑獎”的時代，“小圈子”的時代，“朝中有人”的時代，誰又能真正抵達文學現場呢。

說回本書作者。作為一個有能力的寫作者，范偉發表的作品實在不足觀。

處女作《惡蟒谷》1990年發表于《河北文學》某期。

短篇小說《孤燈棋局》1991年發表于《天津文學》第10期。

中篇小說《走起書》2022年發表于《花城》第1期。

中篇小說《戰牧野》2024年發表于《莽原》第3期。

長篇小說《我的倒兒爺生涯》2000年10月出版，中國科學出版社。

長篇小說《走起書》2025年6月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話劇《反串》2015起連續三年在北京人藝小劇場上演。

話劇《圓明園》2016年獲得曹禺杯優秀獎（未上演）。

此君日常寫劇本謀生，合編電視劇若干。1990年發表處女作，也是個不成器的資深老作家了。一嘆。

不難看出，從2000年起，范偉就不在文學現場，也不在文學會場和文學酒場，在長達二十二年的時間里，他為生計奔忙，字兒沒少寫，都是電視垃圾。江郎才盡不是傳統，范偉偶一出手，就是精品，他要不是迫于生計，哪怕像某些人一樣硬寫下來，上面的創作年譜就不至于一眼看光。

個人命運與時代洪流

說到本書的結構，其實非常簡單，就是主人公方小明打著尋人的名義到處漂泊的個人史。作者故弄玄虛，搞了個編者按，好像這書真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不難看出，方小明流浪的地方與作者的過往是高度契合的，半生漂泊，瘋瘋癲癲，下過海南、闖過莫斯科，做過北漂，說它是作者的自傳也不過分，只是生活的豐富程序和細節實在難分伯仲。方小明和方小亮是對孖寶，一個在P大，一個在T大，隔一條馬路，互為鏡鑒。在父母、同學和熟人眼里，方小亮永遠是值得驕傲的那一個，方小明自然是他的反面。這兩個活寶，作者一再聲稱是虛構的，但顯然有生活的原型。當年的老同學里，不乏這樣的兄弟。本書的幾個主人公郝春陽、艾勇，高眾兄弟的原型，甚至作者本人，都是哥倆，都有其不堪言說處。這種現象相信大家早已見多不怪，其中的人生意義和社會學現象我也不想討論，奇怪的是身處P大的那一個，多是“廢物”，倒是值得好好研究。

“走起”的書名，“走起”的行動，緣于畢業時在P大圖書館草坪上唱了一夜歌，喝了一夜酒，大家都穿著錢晨曦用毛筆大書了“走起”兩個字的體恤衫，四川人錢晨曦本意是要鼓動同學們大膽行動勇往直前，而已經肄業的方小明奉父母之命即將踏上尋找弟弟方小亮的征程。方小明因弟弟失蹤而荒廢了學業（不妨視為托詞），也因為弟弟的失蹤而找到了“走起”的方向（也不妨視為托詞）。有用的弟弟從小就知道自己該干什么，方向在哪里，他一往無前，做自己該做的事，甚至不屑于跟親人打招呼，也不記得“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的古訓，而“廢物”的哥哥則經常找不到方向，而且必須盡可挨近父母身邊以便隨時聽命，盡責盡孝。

弟弟的失蹤讓方小明終于可以遠離父母，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所以他的海南之行是以愉悅開頭的。由于錢晨曦正在海南的官僚體制內打基礎，方小明剛到海南的日子得以衣食無憂，也深刻地體會到了體制的優越性。然而好景不長，作為同學們的帶頭大哥，錢晨曦怎么可能把自己困在荒島上，不久就設法把自己調走了。這是錢晨曦的宿命，也是作者的結構安排。

把方小明放到海南，當然要跟那些到特區闖世界的牛鬼蛇神打交道，作為一個無文憑而有能力寫作者，他能做的自然是為書商掌控，編一些無用的書。那些年書商是用麻袋裝錢的，賺了第一桶金就開始買地買房買股票，或者進軍實業，成為時代的弄潮人。方小明得風氣之先，卻注定了只能混個吃喝。所謂尋找弟弟，這時已淪為落魄和遠離父母的借口，證據是他還能跟陶紅談戀愛，過起了有一天是一天的男女生活。

陶紅是多么精明的女人啊，她輕易就看穿了身邊這個男人的底細，理智地攀上了潮流的大船，撇下方小明在濁世沉浮，順便饋贈他一頂“欺騙感情”的桂冠。好在他還有底線，知道有所為有所不為，黃賭毒不沾，擦邊球少打，在那個特殊時代，抱有這樣的人生態度，加上堪憂的“情商”，好事輪不上，壞事逃不掉，所以他在海南的結局只能是落荒而逃。海南不過是到此一游，特區的發展、沉淪，乃至日常，都跟他無關。他也成為那波人中的蕓蕓眾生，泥沙俱下，泯然不知所終。

接下來是千年商都廣州，同樣是得風氣之先的沿海開放城市，也是一個最接地氣的大城市，方小明在這里自然如魚得水。作者安排了兩個大學同學與他交集，一個是在海關工作的董大寬，一個是開廣告公司的高眾。眾所周知，當時最好的機關是海關，最賺錢的職業是賣廣告。很可惜，這兩個得風氣之先的弄潮兒最終也給白頭浪吞沒了。高眾因哥哥執意要搞實業而破產，董大寬后來還要靠與方小明合作寫劇本養家。方小明靠兩個同學的蔭蔽得以安居，一邊尋找方小亮一邊與某高校在校生張英楠談情說愛。這場所謂的戀愛沒什么可說道的，張英楠要找一個躲避舍友迫害的居所，方小明需要體驗一場校園里缺失的戀愛故事，這兩個人畜無害的人雖然走到了一起，卻注定要各自東西。因為高眾的破產，生活無著的方小明得以進入某水資公司，完成了一次遠赴南海宣示主權的波瀾壯闊的偉大事業。

一想到可以到大海中展開新的尋找和游蕩，我立刻激動起來，覺得這份工作簡直就是為我準備的。我問高眾去不去應聘，高眾告訴我，他打算年底遷居四川，離開廣州這塊傷心之地，回老家贍養年邁的父母。

作者一口氣把方小明塞進了“神龍號”遠洋船，劈波斬浪，日行千里，最終到達并受困于“未名礁”。因為他的“神”全在海上，在尋找方小亮的征程里，他在船上表現得像個老水手，比誰都能經得起風浪，經得起饑餓，經得起非人折磨。最終終死里逃生，從那個“無窮大的熱水泡”里活著回來，船長符尊虎親切地叫他兄弟，讓他感覺這艘莊嚴無比的艦艇是他的蘧廬，是他即將永遠失去的家。經此一役，方小明受到英雄般的禮遇，本來可以在水資公司扎根，像董大寬一樣在大廣州過上衣食無憂的日子，可他拿了幾個月的工資和雙倍獎金（當時也是一筆巨款，如果拿來炒樓炒股自然可以發達）就再也不去上班了。

南海之行是書中的另類結構，與個人經驗和時代洪流不太相干。它是少數專業人士的工作，是作者電視劇生涯里一個小插曲，硬放到方小明尋找弟弟的旅程里，顯然有違尋人的常識。不過可以把它理解為一種象征，告訴那些在文學會場和文學酒場的人，山河無恙是有人在無私地付出。

接下來的莫斯科之行，無疑是拾《我的倒兒爺生涯》之牙慧，不談也罷。至于北漂的日子，那是作者和方小明的宿命，躲不開，賴不掉。作者花了大力氣來寫，我也要費些口水來說。

毫無疑問，方小明這幫人是北漂的老祖宗。錢晨曦逃離海南，留京的如意算盤落空，不得已回老家發展，后來成了地方大員，他算是第一個短時的北漂。接著是方小明，然后跑回來的大都是體制外的老傻瓜，費羅、朱涵夫婦從成都，杜克從鄭州，袁軍從石家莊，雖然情況各有不同，卻全都不約而同做了北漂，過上了雞飛狗跳的動蕩生活。杜克一有機會就有意無意展示自己以“110”打頭的身份證號碼，好讓人相信他原本就是一個資深北京人，不是普通意義上的北漂。

方小明賴以謀生的手段就是碼字。按杜克的說法，與其說這是謀生，不如說是給自己送終。所以方小明不得不做起兼職，給某個要人圈子講古詩詞，因這個關系，又給一個貴族學校和一個打工子弟學校的孩子們講古詩詞，他在這里找到了存在感和人生的價值，并得以換回蝸居的房租和衣食無憂的生活。可惜的是，這些無用的古詩詞改變不了那些打工子弟的命運，也改變不了那個要人圈子，這就意味著方小明的教師生涯是不可持久的。縱觀方小明的一生，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已然成為他活著的目標，他終于把自己活成了一個普羅大眾的代表，也活成了這本書得以出版的意義。

這些日子里，方小明有兩個女人，一個是神秘的姜麗，一個是現實的大葉荷。作者給方小明安排這么兩個女人，無非要是拓展方小明的生存邊界。姜麗聯系的是某個神秘的不便言說的特殊階層，大葉荷聯系的是老北京的底層百姓。這也是小說情節發展的潤滑劑，是灰色人生的若干點綴，也是人之常情。在方小明心里，他跟自己的每一個女人都在戀愛，熱愛，欲罷不能，唯有大葉荷是性，可悲的是，唯有大葉荷真心愛他，愿意伴他一生。

有必要提一下方小明北漂時身邊的老同學老酒友老文友，這些人也是本書的眾多主人公，他們跟方小明一起無限豐富了小說的現實生活，構成了時代潮流下的所謂“宏大敘事”。“象征迷”錢晨曦是官員代表，作為地方大員，他跟方小明交集不多，方小明的第一個女友陶紅面臨投資陷阱時，他幫忙過問過。他在主政的地方搞了一個詩詞大會，似乎只是要證明自己也是一個有能力的寫作者，方小明及一眾老同學作為嘉賓有幸參與。

他最終在“錢先生時代”淪陷了，這個多年來節節勝利、慨嘆工作太忙、活得太累、責任太重的家伙，終于有時間體驗寧靜，有時間嘗試他一直掛嘴邊的禪修了。老同學馬用，是電視臺的中堅力量和領導成員，一度裝成抑郁癥患者，結果“心想事成”，不得不雇用方小明作伴，是文化圈的錢晨曦，最終跳樓身亡，不說也罷。必須說說《廢稿》圈。這是以P大一群有能力的寫作者為中心組織起來的一個“廢物”圈子，是“廢物”的大合集，是京城文化界或者說京城庸俗世界的一個另類存在。發起人為費羅、寧大為、艾勇，喬小春、袁軍、郝春陽、張森等人，方小明和他的同班同學杜克、馬用都是成員。方小明的稿子，大都登在這本同人雜志上，可說是名副其實的“廢稿”。馬用是“廢稿”圈里屈指可數的成功人士，有一天聚會，他喝多了酒，突然沒頭沒腦對方小明說：“你不是人，我也不是人，咱們都是廢人，都是死魂靈。”

他媽的

對這個圈子，陶紅的評價比較到位：“你們這些人最大的毛病就是長不大，永遠生活在青年時期。以前都是學霸不假，現在也都是真正的老廢物！還好意思自稱什么藝術家！藝術家要靠作品、靠實力說話，不是靠吹牛皮！”“辦《廢稿》還算有自知之明，我看你們這些人就是一群毫無用處的廢稿！”方小明在京參與的大多數聚會都是同人見面會，《廢稿》的出版有個原則，每一期《廢稿》必須有每一個原始發起人的稿子，哪怕那個人的稿子只有一個字，一個標點。在張森看來，聚齊原始發起人的稿子是個原則，是當年定好了的，決不能違背，除非那個人死了，否則一個都不能少。方小明參加過兩次在張森的農家大院的飯局，討論要不要違反這個原則。這里有必要引用一段原文，給大家一個現場感。

費羅反對張森的原則：“如果某一個人一直拖著不交稿，《廢稿》就不出了？你這是以原則面目出現的制度化暴力。”

“沒有人說不交稿，人家暫時交不了稿肯定另有原因。”

寧大為也認為張森的原則是扯淡：“少廢話，趕緊出，再不出就老了。”

“出了就不老了嗎？”

“出完老了還有個念想。”

最后艾勇、張森、費羅幾個人在折中意見上達成了一致：給尚未交稿的朋友一個最后期限。同時，張森也表示，鑒于這項決定與自己的理念有悖，又鑒于他認為這期稿子“缺乏真正的創新精神，已經有意無意墮落到了一向不齒的庸俗的邊緣”，他要把自己的稿子撤回，不再參加這期《廢稿》，或者說以拒絕的方式參加這期《廢稿》。

作為思想隨筆的小說

洪子誠老師在評論王安憶1990年代的兩個短篇小說時對“作為思想隨筆的小說”作了簡單總結。一、重視敘述，將現代小說朝“講故事”的方向靠攏，并在虛構的故事框架中嵌入“真實”的人、事——生活和文本難以截然分判。二、賦予敘述以“無限”的權力，可以聚攏、處理所需的廣泛信息，打破敘述的時空限制，讓各種情景、材料處于對比、互否以至拆解的關系中，模糊虛構與寫實的邊界；“敘述”功能、權力的擴張，也為敘述人留出推論、闡釋、評論的余地。三、重點不是典型環境、典型人物，而是要對某個時代、某類人物進行概括。在這里，“紀實”展示了現實批評指向的犀利，“虛構”則是對“時代人格”思考的提升。

范偉這部長篇小說從文本看，有其獨特的個性，與傳統小說和現代小說都有顯著的區別，他似乎把一生的個人經驗和終生思考都強塞進了小說敘述里，暗中契合洪子誠老師對思想隨筆小說的論述。本書既可視作主人公方小明的成長史，也可部分看成范偉的自傳，其中的虛實相當不好分清。書中所謂的“廢稿”圈與現實中的“手稿”圈也難分伯仲，那些對話、細節、飯局同時存在虛擬和真實世界里，如影隨形，強大的“敘述”張力足以將寫作過程中的一切障礙碾成齏粉。故事的起承轉合、人物的命運發展、場景的轉移、思想的跳躍全都無跡可尋，每一章都可能是結尾，每一段又可能是開頭，只有“走起”是永恒的主題，永不停息。

四面八方都是道路，任何一個地方既是起點，也是終點，而何去何從完全依靠冥冥中那個神奇的力量指引，它可能是父母的同一個夢，可能是某個主人公的一次談話，也可能是姜麗的神秘失蹤，也可能是陶紅的借腹生子。我在閱讀時曾經試圖弄清作者的伎倆，后來發現是白費力氣。“編者按”里已經告訴你，這是一個瘋子的作品，他能以尋人為生，他有時以為失蹤的是弟弟，轉頭又覺得失蹤的應該是自己。他腦袋里裝滿了自己的、弟弟的、自己的那些女人的、自己的老同學的、自己的老熟人的各種過往、信息甚至思維，一時這個冒出來，一時那個冒出來，按下葫蘆冒出瓢，永無止境，折磨得他毫無辦法，只好像弟弟一樣不知所終。走前他還知道把文稿留下來，交給可以信賴的人。

下面引用“句子病”的相關敘述，驗證作者在“敘述”功能、權力擴張上的特點或毛病。

句子病的定義：

我得的是“句子病”，這是一種習而不察的心理疾病，一種語言上的過敏癥，是變態詞語在頭腦中的過度淤積，是語言長期交流失效造成的心理變形和心理硬化。聽我有些疑惑，師妹進一步解釋說，其實這種病古已有之，差不多是和語言一起誕生的，只是之前沒有明確定義和歸類罷了。

竟然如此！詞語一向是我生活中唯一堅實可靠的礁盤，現在居然早已坍塌，詞語的血管早已發生了病變、堵塞，而我竟不自知——瘸腿師妹的話著實嚇了我一跳。我這個糙人身體一向頑健，沒想到竟得了這么一種細膩、隱秘的頑癥，雖然不痛不癢，但這是要奪去我的飯碗呀！簡直跟要了我的小命差不多！

我向師妹請教致病的原因、有沒有什么特效藥，師妹告訴我，“句子病”可說是一種原罪病、原債病或者基因病，對付這種成因不明的疑難雜癥，臨床上還沒有什么特效藥，只能忍著，慢慢康復，盡量遠離過敏源。

馬用的句子病：

我不由想到，莫非這就是瘸腿師妹說的“句子病”的極致特征、最后階段？“句子病”的晚期？馬用久處粥樣硬化詞語的中心，加上生性敏感，很難扛住不病。

方小明的句子病：

我感覺到我的“句子病”痊愈了。看著自己手下流淌出來的夢囈般的文字符號，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失去了存在感的傻瓜，同時也是一個永恒的存在，一粒蒸不爛、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響珰珰的銅豌豆，一粒滿世界跳蕩的動畫豌豆——作為一個偶然來到這個世界的受造之物，一個出生本身就給世界添了亂的昏昧、愚癡之物，走起、勞作、沉默和歌唱就是我的存在，像個半瘋兒似的領受造物主的創造、化育和喜樂，就是我這顆小小豌豆存在的全部意義——也許造物主本人就是一個瘋狂的、有待完善的字和豌豆，也許宇宙本身就是一個混亂的、永遠無法完善的句子和豌豆，誰又能說不是呢？——其實哪里有什么“句子病”？病的是我自己；其實哪里有什么“我自己”？有的只是一個各種因緣和合而成的假我——說起來，“我”這輩子竟然從來沒有為宇宙的完善冒過什么風險，從來沒有為造物主的幸福和瘋癲做出過一丁點兒貢獻，從來沒有為造物主撰寫的劇本增添過一個字符、一個筆畫乃至一個空格，真是可恥，真是羞死個人。

誰來拯救我們

說方小明是個瘋子，并不意味作者神智不清，他顯然還沒有老糊涂。時隔二十二年后，在大好青春歲月都用來寫“廢稿”之后，非著名老作家范偉還能拿起筆，寫下這洋洋三十萬字的長篇，說明他還知道如何拯救自己。方小明一生糊涂，卻在教育打工子弟的孩子們時找到了自己的價值，在拯救大葉荷的獨生女兒時發現了錢用在什么地方才值得。這看似庸常的拙劣的情節安排可能成為某些人的笑點，顯然是作者有意為之，彰顯出一個有能力的寫作者的文學擔當和良心，是作者為這本書和這個時代留下的一抹亮光。在畢業三十周年大聚會后，在小蘿莉在視頻里叫他“老爸”之后，在眾聲喧嘩中，方小明聽到了一個屬于自己的聲音，那是一個缺筆字的聲音，一個銅豌豆的聲音。這個聲音告訴我，我還有更多的路要走，還有更要緊的東西要去發現，去尋找。

范偉：燕園的黃金時代，我是怎么認識這些人的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