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第一才子，被活埋了

有的人命里帶墨，黑起來要命。

明永樂十三年（1415），正月十三。錦衣衛指揮使紀綱，給朱棣呈上一份準備赦免的囚徒名單。

朱棣從密密麻麻的名字里，一眼瞥見一個人的名字，就問了一句：

“縉猶在耶？”

解縉還活著嗎？

僅憑文字記載，我們無法揣度朱棣口吐這幾個字時的語氣：是輕聲感慨，還是重語責問？

但紀綱沒有這個疑惑，他當時就在皇帝面前，對于朱棣的語氣乃至意圖的理解，毫無障礙。

紀綱回到監獄里，用酒把解縉灌醉，隨后命人將他埋在積雪當中。

當天，城中大雪。

解縉，卒。時年47歲。離重獲自由，僅隔著皇帝的匆匆一瞥。

命中劫數，終難消除，可悲可嘆！

▲解縉，被譽為明朝三大才子之一。

如果以長度來衡量生命的價值，解縉不可能在歷史上留名。但以厚度來標識生命的意義，解縉短短的一生，就是厚厚一本大書。

他出生在江西吉安府一個世宦家庭。少年時，就被人稱為“才子”。后世將他與楊慎、徐渭合稱“明朝三大才子”，這三人除了才氣爆棚，命運也都顛沛流離，曲折離奇，恐嚇著你。

唐伯虎：我為啥沒入選“明朝三大才子”？

這哥仨：你還不夠慘！

在解縉死后很多年，他當年的同僚好友楊士奇為他寫墓志銘，追憶往事，說他七歲就能賦詩，還寫得相當不賴，十歲日誦數千言，能終生不忘。

宋明時期，江西是科舉強省。

洪武二十年（1387），18歲的解縉參加鄉試，輕而易舉拿下全省頭名——解元。歷史上有名的解元不多，唐伯虎算一個，解縉也算一個。

第二年，解縉一鼓作氣，高中進士，是同榜中年齡最小的一個。

才氣逼人+運氣爆棚，人生的路太順當，年少疏狂，奠定了解縉的生命底色。

20歲不到就步入仕途，而且是隨侍皇帝左右。

老皇帝朱元璋一生殺伐無數，突然對青春的后備官僚力量頗多好感。一日把解縉召到身邊，談論時政，還鼓勵他說：

“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

解縉也就不把自己當外人，當天寫成萬言書，上呈朱元璋。

這篇著名的《大庖西封事》，大到朝廷用刑太苛、用人不當、聚斂無度，小到朱元璋應該讀什么書，不該讀什么書，洋洋灑灑都寫到了。

后世史家大多認為，一個青年見習官員撿了皇帝一句話，就當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典型的官場幼稚病。后來解縉的命運沉浮，似乎在此時就寫好了結局。

不過，史學家商傳則認為，萬言書中所述的建議，很多都是朱元璋正在做，或者考慮做的事情，很難想象這篇萬言書不是出于朱元璋本人的意圖而成。

事實可能是，朱元璋選擇了一個初涉官場、不諳世故的青年官員，作為政策推動的一個切入口，作為針砭時弊的一個典型。

解縉當然被蒙在鼓里。他畢生的人格理想，就是做帝王師，因而熱情高漲，完全憑借才氣推動文章的寫作，當天就交了差。

朱元璋很滿意，夸他有才。

人一旦受到正向激勵，就會大著膽子一直往前沖，全然忘記評估前路的安危。此后不久，解縉又呈上精雕細琢的《太平十策》。

解縉的疏狂之氣，是在此時才逐漸激發出來的。指點江山，運籌帷幄，仿佛就在自己的尺寸紙筆之間。他把帝國的治理和官場的應付，想得太簡單了。

這位大名鼎鼎的才子，顯然沒有重溫本朝政界往事。十多年前，一個叫葉伯巨的官員，上了《萬言書》，提及“封藩太侈”，朱元璋大怒，說他居心不良，故意離間皇家親情。結果，葉伯巨被逮捕下獄，活活餓死。

解縉在《太平十策》里，也提到明初分封諸王的隱患。從歷史上看，這是一個正確的預言；但從政治上看，這又是一個禁忌的話題。

這次算他命大。《太平十策》遇冷，帝王無情，朱元璋陡然不滿，但蘊于心，還未表現出來。

帝國官場也都把解縉看成一個狂妄的書生。

真正讓朱元璋對解縉失去耐心的是，老皇帝突然意識到，規規矩矩、模式化的官僚群體中，出現了一個愛管閑事、刺頭式的官員。

他仗義疏狂，以筆為劍，硬是把官場變成了江湖。

解縉憑借自己過硬的筆頭和一腔熱血，在朝廷中代人寫辯詞訴狀，儼然是一個俠客。

洪武十三年（1380），丞相胡惟庸案發，被殺。這個案子牽連達1.5萬人，是洪武朝的重大案。洪武二十三（1390），韓國公李善長被迫自殺。

解縉站出來，替虞部郎中王國用起草為李善長辯冤的奏疏。文章恣意汪洋，精彩絕倫，不愧為大明第一才子的手筆。據說連怒火中燒的朱元璋，都不自覺地重讀一遍。

“竊見太師李善長，與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為勛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志愿亦已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謬不然矣……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事亦不過功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于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幸求，取天下于百戰而難危也矣！”

道理說得再明白不過：早已位極人臣的李善長，除非篡位自立，絕無可能輔佐胡惟庸謀亂的理由。

奏疏接著說，李善長已經死了，只希望陛下警戒于將來。現在天下人都說“功如李善長，尚且如此”，我怕四方人心因此瓦解啊。

這樣直白而直戳痛點的警告，簡直大膽。

解縉說，我也知道“言出而禍必隨之，然恥立于圣朝，而無諫諍之士”。表達了赴湯蹈火、死而無憾的決心。

盡管措辭猛烈，解縉并不忌諱別人知道自己代筆的事，所以朱元璋很快知道，這把“匕首”是解縉遞出去的。

緊接著，又發生了解縉撰文彈劾都御史袁泰的事。

袁泰依仗權勢，多行不法，大家心懷憤恨，但各有畏懼，敢怒不敢言。只有解縉嫉惡如仇，大義凜然，揮筆而就，把袁泰的罪與罰寫得入木三分，“天地不容，人神共怒”。

朱元璋顯然已對朝廷上出現的這名“俠士”非常不滿，他全然不理會解縉的奏疏，不僅寬宥了袁泰，而且指責解縉缺乏涵養。

不久，解縉的父親解開入京覲見朱元璋。朱元璋說，把你兒子帶回家，讓他繼續讀書，十年后，大器晚成，大用未晚也。

換句話說，皇帝用一種體面的方式，把耿直硬氣的解縉解雇了。

這是洪武二十四年（1391），離解縉入仕不過三年多。

解縉后來反思他第一次入仕，從高點到低谷，都是因為自己不懂得屈膝，太狂太傲，導致誹謗污蔑不斷。

22歲，意氣風發、睥睨一切的年紀。一肚子學問的有為青年解縉，卻只能遵照最高指示，跟著父親返鄉回爐，接受再教育。

鄉居生活唯有詩書相伴，胸中郁悶無處言說。

時間一晃就是七八年。解縉再次回到歷史的聚光燈下，是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閏五月，朱元璋病逝。

聽聞消息，解縉立即趕往南京。他的悲傷，或許不在于朱元璋的去世，而在于朱元璋應許的十年后大用的諾言，如今一同被埋葬了。

解縉此次入朝的結果，十分不幸。

朝廷上，大家都記著朱元璋打發解縉返鄉的時限是十年。現在十年未到，解縉冠帶來朝，于是有人彈劾他違背遺詔，不僅如此，還對他的家庭情況摸得一清二楚，說他母親死了沒下葬，父親九十高齡，他竟然跑到京城來要官？

蟄居八年的解縉，當當當當，甫一亮相，燈就全滅了，一下子被樹立為不忠不孝的雙面典型。

這心情，真是喪到家了。

新君建文帝對他的處分傳達下來了，將他貶到陜西臨洮的河州衛，充當普通吏員。這么鬼遠的貶謫，幾乎跟充軍無異。

年近三十，解縉更感人生悲戚。他再次反思自己，覺得平生為自己的名聲所累，為自己的驕傲埋單，遂在詩中感嘆道：

早歲攀龍客天府，浪得聲名滿寰宇。

歸來自分閉門過，豈料更為名所苦。

八年之間，連栽兩次大跟頭，解縉對人生信條有所懷疑。

西北苦寒，郁悶的他很快就病倒了。無奈之中，他終于低下了孤傲的頭顱，向禮部侍郎董倫寫信求助。

這封信言辭凄苦，足以感動朝野。特別是在信的開頭，解縉結合建文帝削藩的時事熱點，說他當年就數次上萬言書，提出分封諸王可能重演漢初七國之亂，但沒人聽，現在不幸真被言中了。

解縉提起這事兒，等于向朝廷表態，他不僅是新皇帝削藩政策的堅定支持者，而且早就發出過預警。

很多人說，才子往往命途多舛，是因為他們不諳世事，不懂官場潛規則，實際上并非如此。

不是他們不懂，是他們不屑罷了。只要他們愿意折盡傲骨，洗卻傲氣，他們不會混得比人精差。

解縉的信，打動了董倫。董倫向建文帝推薦了解縉，解縉隨即被召回京城。

但解縉并不受重用，在建文朝幾年，始終是一個品級最低的小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身上還有太多的士氣與俠氣，盡管在家八年，盡管被貶邊區，盡管人到中年，仍未改造徹底。這導致他與當時整個官場的氛圍格格不入。

因此，終建文一朝，解縉郁悶地失聲了，成為歷史中的靜默者。

直到朱棣奪了侄子的帝位，政治變革，解縉才避免了被歷史紅塵埋沒的命運。

靖難之變是明初政治最大的一輪洗牌。站隊，是帝國每個官員必須做出的抉擇，而站隊的結果往往關乎生死。

最典型的是株連十族都不懼的方孝孺。

朱棣要建文朝的文膽方孝孺，替他草擬《登極詔》，方孝孺誓死不從，殺身成仁，成為建文朝盡忠的典范。

而在建文朝頗受冷遇的解縉，則跟著一些翰林院官員，主動迎附新主。

很多人常以方、解的抉擇作對比，來觀照當時最著名的兩個才子的人品高低。一些史料甚至說，解縉在決定投奔朱棣的前一天晚上，還在友人家中慷慨陳詞，誓與舊主共存亡。這些極有可能是為了強調解縉是一條可惡的變色龍而編排出來的故事，未必可信。

變局之中，解縉沒有選擇方孝孺的道路，顯然難逃中年油膩的苛責。但應該注意到，一生孤傲清高的解縉，為何突然變得油膩了呢？

這與他在建文朝長期坐冷板凳不無關系。

方孝孺死忠是有理由的，因為他本就是建文帝的近臣。而解縉卻明顯不甘心，如果讓他以死去蹭建文帝落難的熱點，估計他自己都會看不起自己——你算哪根蔥，也配死忠嗎？

在大明第一家族內部的權力轉移中，解縉毫無負罪感地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轉換。

他唯一需要掩飾的是，在洪武朝、建文朝極力鼓吹的“分封肇禍”的預言，到永樂朝已然變成政治不正確的言論。這時，他閉口不再提當初預言的先驗性。

朱棣嗜殺，在歷史上是出了名的。在其以追究奸黨之名大肆屠戮舊朝官員的時候，解縉卻一路升遷，走到了人生的巔峰。

若活在這個年代，估計人生得意的解縉，忍不住要唱一句“野百合也有春天”吧？

根據史學家商傳的考證，當時與解縉一起組團歡迎朱棣入主南京的官員們，地位大都在解縉之上，但都未能得到解縉一般神速的升遷。

其他官員基本只官升一級，只有解縉像是坐了直升機，一下子由從九品的翰林待詔，超升為正六品侍讀。

解縉到底對朱棣施了什么魔法，以至于這名殺人不眨眼的新帝，非要為其官升八級才能表達他的寵愛？

史書沒有明確記載。

商傳認為，很有可能是因為解縉為朱棣草擬了《登極詔》。

對，就是方孝孺寧死不從的《登極詔》。

解縉的友人后來在追憶時，都說朱棣入嗣大位之初，所有朝廷的重大公告和重要講話，都出自解縉的手筆。

雖然沒直接提及《登極詔》（想來是因為方孝孺的抵抗事跡，使得后繼者草擬《登極詔》成為一件不光彩的事），但這份奠定朱棣上位正當性的重要文獻，舉朝望去，恐怕唯有解縉有能力執筆駕馭了。

《登極詔》如此解釋朱棣取代朱允炆的位置：朱棣援引“祖訓”，起兵靖難清君側，欲效仿周公輔成王的故事，哪知道攻到南京，建文君已自焚而死。無奈之下，迫于眾議，推辭再三，只好勉強即位。

朱棣對這個解釋，相當滿意。此后整整五年，都把才氣逼人的解縉當成寶，寵上天。

解縉“陰差陽錯”地成為明朝第一個閣臣，是朱棣最受信任的近臣。

有一個事例可以證明解縉的受信任程度：繼位之初，朱棣找來解縉等人，讓他們檢閱建文朝時臣僚所上的上千件奏疏，并明確指示，除涉及帝國經濟數據有用的留下，其他有關靖難、削藩等事的一概焚毀。

其中，應該就有解縉當年所上的削藩建議書。朱棣此舉，表明了他對解縉的絕對信任，不算舊賬。

才子能獲得重用，終歸還是因為有才。

解縉在永樂朝的主要工作，大概相當于宣傳部長+文化部長。

一個是重修《太祖實錄》，這套建文朝修撰的官方文獻，涉及靖難之變的全部內容，需要重新刪削美化，你懂的。這其中，解縉的“生花妙筆”不能少。

另一個是主持編纂《永樂大典》。盛世修史編書，這事是解縉的長項，他也愿意做。

從當時的歷史看，解縉避免不了成為皇權宣傳文治、粉飾太平的工具的文人宿命。

然而，他要是這么老老實實地藏起性格的棱角，余生平平穩穩做個油膩官員，等著光榮退休，也是一種現實的活法。

解縉偏不。

性格決定命運，這句話時常讓人不得不信。

一直以來，解縉是有帝王師情結的。

立儲，是王朝政治的頭等大事，歷史上有許多立不好儲君導致權力內斗乃至顛覆的教訓。解縉作為皇帝身邊的紅人，不希望看到悲劇重演。因此，他主動介入并干預立儲之爭。

恰恰在這件事上，再次暴露了文人才子的傻白甜。

歷來儲位之爭是最敏感的政治議題，哪怕是皇帝再親近的大臣，都避之唯恐不及，紛紛以皇帝家事為由，避免牽涉其中。

解縉不可能不知道觸及這類政治議題的危險性，但他不能坐視皇帝在這個問題上猶豫不決，導致帝國生變，于是果斷撲了上去。

朱棣喜歡在靖難之變中征戰有功的二子朱高煦，不喜歡身體肥胖、性格柔仁的長子朱高熾。解縉卻在多個場合向朱棣委婉進言，說服其早立長子朱高熾為太子。

一次，朱棣私下問他對儲君之事怎么看。解縉沒有回避，也沒有玩文字游戲，直接答：“皇長子仁孝，天下歸心。”他看出朱棣對這個答案并不滿意，接著說：“好圣孫。”意思是，雖然您認為朱高熾一般般，但他有個好兒子，也就是您的長孫朱瞻基，讓朱高熾繼位，朱瞻基將來才能接棒當皇帝。

據說，朱棣因此才最終定下了儲君。

但多嘴多舌的解縉，顯然也因此得罪了儲位旁落的朱高煦。

朱高煦屢次在朱棣面前說解縉的壞話。或許是出于補償心理，朱棣明知是朱高煦的構陷之辭，還是逐漸疏遠了解縉。

解縉勸諫，要朱棣注意約束朱高煦。朱棣怒喝，說解縉是“離間骨肉”。最終，朱高煦造謠解縉將儲位之爭泄露到了外廷，朱棣遂將解縉貶謫到了廣西。

這是永樂五年（1407）春天的事。解縉的好日子，自此到頭。

厄運卻僅僅開了頭。

隨后，解縉又從廣西被貶到了更遠的交趾（今越南北部）。

到永樂八年（1410），解縉入京奏事，朱棣恰好帶兵北征，不在京師。解縉就謁見了太子朱高熾，然后返回交趾。

朱高煦得知此事，向朱棣報告說，解縉故意在皇帝外出的時候私自見了太子。言外之意，太子和解縉或有不軌圖謀。

朱高煦這招夠陰狠，想一箭雙雕。

結果，解縉因為這個莫須有的罪名，在次年被逮捕入獄。

在解縉遭遇貶謫、下獄的時候，朝中沒有人站出來替他說話。一個原因可能是，永樂朝的嗜殺氛圍，嚇壞了官員們，他們都沒有解縉的膽氣，自然也不敢出來多管閑事。特別是涉及皇帝家事，大家都知道里面水太深，寧愿三緘其口保平安。另一個原因則是，解縉平時放蕩不羈，喜歡臧否朝中同僚，無所顧忌，從而得罪了很多重臣，這些人不僅不會幫他說話，還在關鍵時刻對他落井下石。

在楊士奇筆下，解縉卻是一個人緣頗佳的俠義書生：

“平生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于心，盡意為之。篤于舊故及名賢世家后裔，而襟宇闊略，不屑細故，表里洞達，絕無崖岸，雖野夫稚子，皆樂親之。”

或許解縉這種人的性格就是這樣，跟他交集不多的人會很喜歡他，但與他同朝為官的人，難免對他的才華與疏狂產生忌恨。

沒有任何一種性格，可以避免得罪任何人。解縉才不會為了落難時有一雙手伸出來，去強迫自己變成另一個人。

他視李白為偶像，在為人、作詩等方面，處處從李白身上找到了精神的自我：

我非尋常流宕人，等閑不遇閑悲辛。

讀書學得萬人敵，直將富貴輕埃塵。

看，這樣一股糞土榮華富貴的氣魄，不失為李白附體。

可惜，解縉所處的時代，對士人個性的扼殺，要比李白身處的唐代猛烈得多。李白在唐代很容易找到朋友拼酒，解縉在明代卻難覓知音。

他在一片整肅的官僚中，那么特異獨行，那么鳳毛麟角。

李白式的名士風度，壓根兒就不是明初政治的產物。只能說，有些人天生就不是凡鳥，但也為自由和天空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從永樂九年（1411）六月起，解縉開始了長達三年半的獄中生活。直到永樂十三年（1415）正月，朱棣最后一次提起他的名字，全然不顧舊時恩寵，或許還滿含恨意。

最是無情帝王心。

錦衣衛指揮使紀綱心領神會，回到監獄里，用酒把解縉灌醉，隨后命人將他埋在積雪當中。

當天，城中大雪。

解縉，卒。時年47歲。離重獲自由，僅隔著皇帝的匆匆一瞥與隨口一問。

他原本是作為準備赦免的囚犯，被提名上去的。可堪造化弄人。

解縉或許已無數次在腦海中構想了自己的死亡，對于這樣一個“李白式”的結局，他一定覺得死得其所：

學士不須笑我儔，磊落與爾同千秋。——解縉《采石吊李太白》

參考文獻：

1.（清）張廷玉等：《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

2.商傳：《論解縉》，《明史研究》第1輯，黃山書社，1991年

3.孟森：《明史講義》，中華書局，2006年

4.陳冬根：《試論明初才子解縉的創作》，《文化學刊》，2013年第6期

5.圖片來源：攝圖網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