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精粹｜2025年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廣州智庫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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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9月27日，“‘老城市新活力’與城市高質量發展”——2025年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廣州智庫論壇在廣州召開。本次論壇由華南理工大學主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廣州智庫、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華南理工大學廣州決策咨詢研究基地共同承辦。

圍繞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廣東重要講話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精神，聚焦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推動廣州實現老城市新活力、“四個出新出彩”的生動實踐，國內知名專家學者展開了深入交流和研討。特摘編如下，以饗讀者。

《廣州日報》第A12版理論周刊《建設現代化人民城市，打造國際一流灣區》

控制“城”的過度擴張，加大“市”的發展力度

鄭永年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學術委員會主席

對城市的理解不能僅停留在“城”的層面，即居住與管理的功能，還要看到“市”的本質——開放與交易。如果城市的發展只追求高端人口和功能配置，就難以滿足多元群體的需求，最終也會失去活力。一是“城”與“市”失衡，不少城市“有城無市”“城大于市”，城市服務單一，缺乏多樣化消費場景，難以滿足多元需求。二是開放性不足，戶籍制度改革緩慢，異地務工人員難以獲得城市居民權利，而居民國際化程度低，且城市心態封閉、文化環境欠佳，難以吸引外籍人才。三是城市更新思路存在偏差，忽視“市”的價值。

老城市要煥發新活力，必須以高水平對外開放為牽引，將規則、標準和制度落實到實踐之中，把城市化、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放在一個整體中統籌謀劃。中國的城市新增人口多來自外部，農村資源單向流向城市。在城市發展重點上，應加大“市”的發展力度，控制“城”的過度擴張，借鑒歐洲經驗，打造“宜居、宜業、宜游、宜育”的城市。其中，尤其要關注“宜育”的問題。

同時，廣東要重視縣域城市的發展。以實施“百千萬工程”為契機，推動縣域城市現代化，為年輕人提供低壓力的生活環境，激發生育意愿。促進城鄉雙向開放，推動社會資本下鄉，實現城鄉要素流動。加強區域協作，在省級政府協調下優化勞動分工，參考江蘇、浙江城市均衡發展的經驗。此外，珠三角應依托港澳優勢，充分利用其國際通道功能，積極引入全球的人才、資本和技術，推動大灣區可持續發展。

影響產業鏈穩定的三大核心因素

江小涓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國務院原副秘書長

當前全球產業鏈正經歷一場深刻變革，呈現出紊亂、重構與升級并存的復雜局面。受科技進步、產業分工深化及地緣政治等多重因素影響，全球產業鏈處于不穩定的重組狀態。在此背景下，產業鏈發展趨勢多元交織，既有收縮與擴張、重構的動態變化，也存在向國內閉合與向區域、全球開放的并行態勢。

影響產業鏈穩定的三大核心因素包括：第一，地緣政治型產業鏈紊亂造成的干擾。第二，數字技術驅動產業鏈升級。以5G、AI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大幅降低運輸、匹配與交易成本，推動產業分工不斷細化，成為推動全球化重啟的關鍵力量。第三，綠色發展引領產業鏈重組。全球對低碳生產的需求日益迫切，歐盟等地區不斷提高貿易與投資中的排放標準，促使產業鏈“向綠而行”。

面對復雜形勢，一方面，要堅持高水平開放，構建競爭性合作關系。以高質量產業鏈與海外高水平環節對接，實現技術互補與學習，提升產業綜合競爭力。另一方面，要強化風險防控與自主創新。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加強攻關，避免因外部技術限制陷入被動；同時，充分利用國外先進技術，在更高起點加快自主品牌建設。產業技術水平的提升也為引進更高水平合作資源奠定了基礎。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我國產業發展的龍頭區域，憑借顯著的產業優勢、區位優勢與體制優勢，在全球產業重組中肩負重要使命。未來，須持續堅持高品質開放道路，以開放升級支撐經濟高質量發展，為中國不斷提升在全球產業鏈中的競爭力作出貢獻。

以“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驅動創新發展

王一鳴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當下，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重塑產業和金融發展生態，迫切要求加快構建與科技創新相適應的金融體系。近年來，廣州科技創新進入活躍期，但科技創新仍存在短板弱項。一是原始創新能力有待提升，基礎研究投入和頂尖人才儲備仍顯薄弱；二是關鍵技術自主可控能力不夠強，缺乏具有全球話語權和產業控制力的國際一流創新型企業；三是金融體系仍不適應科技創新需求，股權融資和風險投資不夠發達；四是“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尚未形成，金融支持科技創新的作用尚未充分發揮。

廣州需要實現發展模式的轉型，轉向“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的創新驅動模式，即由債務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轉向以股權融資為主、支持科技創新的金融體系。第一，強化科技創新的核心地位，從跟蹤追趕轉向部分領域引領超越，從終端產品創新拓展到關鍵零部件和中間品突破，從集成創新轉向原始創新。第二，推動科技與產業的深度融合，建立專業化科技成果轉化機構，建設專業化技術經理人隊伍，布局一批中試和應用驗證平臺；強化企業的科技創新主體地位，打造科技與產業緊密結合的創新生態。第三，推動金融供給體系作出適應性調整，拓展商業銀行支持科技創新的空間，優化投貸聯動模式，發展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加大對科技型企業、股權投資機構和金融機構等發行科技創新債券的支持力度，鼓勵發展創業投資，增強資本市場支持科技創新功能，同時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提升金融機構風控能力，建立多元化融資擔保和風險補償機制。

以新合作模式破解大灣區發展的瓶頸問題

葉嘉安

中國科學院院士、香港大學教授

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快速發展，中國已經出現多個多中心的超級特大城市群。它們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與轉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回顧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在早期的“前店后廠”模式下，香港與深圳等內地城市實現了互惠互利、共同發展。隨著科技革命的發展，原有的經濟合作模式面臨挑戰。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出臺，意味著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開啟了經濟合作的新階段。今天，合作模式正從過去香港單向投資內地，轉向協同發展。

未來，大灣區的發展愿景將是建設成為“曼哈頓+硅谷”的金融與科技創新中心。但目前大灣區的發展正面臨一些瓶頸問題。首先，管轄權的不同導致大灣區內部各個城市之間競爭格局仍需優化。要應對這些挑戰，需要進一步加強對智慧系統的應用。其次，城市行政區域與功能區域不匹配。經濟活動和人口的跨區域流動，對傳統的基于行政區域內居住人口的靜態規劃、管理模式帶來挑戰，要求各地在人口管理、公共服務上加強城際合作，并進行配套的戶籍制度改革。再次，大灣區內部仍存在人流、貨流、資金流交流不夠便利、通關效率不夠高等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化行政服務便捷化改革，打造便捷商貿通道，加強地區交流，營造優良環境，打造世界級特大城市群的標桿。最后，需要進一步加強大灣區品牌的塑造，通過爭取舉辦奧運會、世博會等全球性大型活動，進一步提升大灣區的全球知名度。

以“灣區大治理”撬動大灣區大發展

何艷玲

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講席教授、二級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理解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意義，應基于“城市崛起—區域繁榮—國家繁榮”的發展邏輯。從全球視角看，城市群的發展格局不僅承載著產業鏈三級分工體系“內部化”的趨勢，更體現了大國在發展過程中增強自主性的國家戰略意圖。

在此背景下，大灣區在世界、國家與區域三個層面均承擔重要使命：在世界層面，需探索超大城市的治理新路徑；在國家層面，要建設具有中國特色和全球競爭力的現代化人民城市；在區域層面，則應發揮增長極與示范區的雙重功能。大灣區作為多座重要城市聚合發展的關鍵區域，必須全面踐行人民城市理念。當前，大灣區發展的關鍵任務之一，是有效平衡制度多樣性、發展均衡性與認同統一性之間的張力。為此，要有灣區大治理觀，并以構建系統化的“軟基建”作為重要抓手——通過打造“連接、流通、融合、協同”與“制度、服務、場景”相結合的“4×3矩陣”路徑，推動大灣區逐步發展為功能整合、共建共享的有機共同體。

具體而言，可推進以下舉措。在規則銜接方面，建立制度性“連接器”，如共同發布大灣區規則差異清單（涵蓋金融、醫療、建筑、社工等領域），并試點推動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的對接，共同打造“灣區標準2.0版”。在數據流通方面，提升要素跨境流動效率。對個人數據可采用“用途清單”管理模式，清單外默認可流通，工業數據則可借助“灣區工業數據空間”實現跨境模擬與訓練。在社會融合方面，向著灣區社群轉型，持續建設“灣區生活圈”。在創新協同方面，推動科研、產業、資本同頻共振，建立“灣區科技經紀人”機制。

以引領型創新激發城市經濟新活力

王 珺

廣東省政協經濟委員會原主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原黨組副書記、院長

城市經濟活力體現在要素、人口、企業的密度與凈流入方面。產業作為這類流動性的載體，是城市經濟活力的決定因素。受供需結構影響，產業興衰導致城市經濟活力變化。新產業、新動能的快速崛起，成為城市可持續經濟活力的關鍵。

當前，廣州可從三個方面推進。一是推動創新機制從線性向多樣化轉變。諸如依托產業鏈在大企業與中小供應商之間形成鏈式聯動，鼓勵民企聯合科研院所等主持或參與“兩重”建設，面向中小專業集群構建有效的專業服務機構。二是推動城市從創新苗圃向創新樞紐擴展。以大學科技園、創新街區為抓手，推進“五個一”建設（一個創投基金、一批成果轉化、一批明星企業、一個創新網絡、一個專業服務機構）。以成果轉化激勵新創企業孵化，以孵化新創企業支撐科技成果轉化。三是推動創新從注重增量集聚向釋放存量活力擴展。

文化引領城市發展的生動實踐

劉士林

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中國城鎮化促進會副主席

作為改革開放以來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廣州在國家發展規劃中被明確賦予建設“美麗宜居花城、活力全球城市”、打造具有經典魅力和時代活力的中心型世界城市的目標愿景。廣州需在加強社會治理與保持城市活力之間探索形成更好的平衡。聚焦“經典魅力”與“時代活力”，要加強文化遺產保護與活化利用，推進文化體制機制改革與創新，將文化活力城市建設納入城市現代化總體框架。

圍繞推進活力城市建設，提出以下建議：一是要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二是突出經濟活力的基礎支撐作用，為彰顯城市文化活力與精神魅力提供堅實保障；三是處理好文化創造和文化消費的關系，注重發展生產性文化活力，避免將文化活力片面理解為消費活力。

文化生產的本質是流動與包容

范 周

北京京和文旅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文化產業協會副會長

當前，廣州亟須實現從傳統要素驅動向創新生態系統驅動的根本性轉變。這要求城市治理范式從產業政策轉向創新生態培育，通過制度創新激發內生動力。要挖掘嶺南文化特色，推動產業向高質量、高附加值方向轉型。要優化創新策略，強化數據要素對數字創新的支撐，加速創新成果落地轉化，提升產業集群競爭力。此外，通過完善城市治理，以城市更新為契機，系統性規劃基礎設施建設。

推動文化產業發展，要注重流動與包容，避免形態僵化；要推動文化價值向經濟價值的創造性轉化，形成良性循環；要注重重構文化空間功能，強化自我造血與場景創新；要精細化利用城市空間，做好精致化管理；要警惕技術至上對城市文化遺產闡釋權的窄化，始終結合廣州實際，讓文化賦能真正適配城市發展需求。

做好廣州城市名片的培育與傳播

吳志才

華南理工大學旅游發展與規劃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廣州打造“一城二都三中心”六張城市名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基于2000多年城市發展脈絡自然生長的結果，深深植根于文化魅力、產業實力與民生活力之中。然而，目前廣州的城市品牌名片仍面臨缺乏合力、聯動不強、共鳴不夠的問題。

在品牌理念層面，應以“四共融合”為引領，實現城文共生、文產共融、多方共建與主客共享；在品牌生態層面，推動生活化、場景化、體驗化“三化”聯動；在品牌體系層面，應推進“六位一體”建設（包括歷史文化名城、國際時尚之都、國際美食之都、國際賽事中心、國際演藝中心、國際會展中心建設）。例如，通過數字化手段帶動會展、演藝、賽事等產業升級。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廣州發布第十五屆全運會科技賦能場景機會清單，形成了“賽時促科技、賽后留產業”、城市名片反哺城市產業的良性生態。

注重培養“元能力”，著力打造“超學科”

伍楷舜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協理副校長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根本目標，在于打造全球科技創新高地與人才高地。當前，大灣區在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智能制造等核心交叉領域，存在高端科研人才不足、傳統學科壁壘明顯、復合型人才緊缺等問題。為應對挑戰，廣州必須依托其雄厚的教育資源與創新政策，致力于成為融合學科人才培養的核心。

培養融合學科人才，需要創新人才培養生態，從傳授“確定性知識”轉向培育“駕馭不確定性”能力的新型體系。具體而言，要注重培養認知、社會、實踐、數字等方面的“元能力”，構建“動態能力圖譜”；打造“超學科”，以融合學科方法解決真實情境下的復雜問題；構建多元人才評價體系，全面培養人才的人際交往、情感素養、生活審美與素養、終身學習等能力，促進人才的全面發展；要提升國際交流水平，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人才。

推動大灣區新質生產力發展與產業鏈建設

李勝會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大國強鏈”的核心是通過強化產業鏈自主可控、推動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提升國家綜合經濟競爭力與保障經濟安全。新質生產力的關鍵則在于技術革命推動、生產要素創新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二者存在耦合邏輯，相互支撐促進：產業鏈革新為新質生產力提供支持，后者反哺產業鏈升級；產業鏈整合為技術創新搭臺，技術創新提升產業鏈效率。

未來，廣東要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推進地方科技管理機構改革，深化科研機構體制機制改革，著力破除制約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一方面，推動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更好結合，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另一方面，積極推動外貿提質增效，深化對外開放合作，積極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同時，發揮大灣區的經濟窗口作用，積極推進國際科技合作，增強對高端人才、先進技術等全球資源要素的吸引力。

打造大灣區人才高地，要更加注重揚長

劉善仕

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

所謂“韌性人才供應鏈”，強調的是人才鏈與產業鏈的協同。一方面，人力資本在價值鏈攀升中發揮著中介作用。另一方面，特定產業生態能夠集聚人才。數字支付、新能源汽車、光伏面板等領域的突破，正是人力資本與技術、產業、制度和政策高度匹配的結果。因此，產業規劃必須具備前瞻性，而人才則要在其中發揮創新引領的作用，二者相輔相成、形成協同。

廣州在新興產業與創新人才方面具有優勢，但在國際化人才競爭力上仍需要進一步提升。為此，廣州應在明確產業定位的基礎上，避免同質化競爭，結合自身優勢產業制定差異化戰略；在平臺建設上，要強化孵化服務、專業技術服務與金融支持等關鍵環節；在引才政策上，應聚焦優勢產業和新興產業，注重“揚長而非補短”。

以人機共生智能開拓灣區發展新空間

劉思源

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與未來技術學院雙聘長聘正教授

當前AI應用的關鍵癥結，在于AI系統與人交互協同不優。“人機共生”強調人與AI系統深度融合、協同工作與共同進化，形成增強智能體，進而實現“1+1>2”的效能躍升。具體而言，要推動三大轉變：一是從“替代人”轉向“增強人”，使AI成為“超級外腦”與“靈感伙伴”；二是從“數據驅動”升級為“知識+數據雙輪驅動”；三是在“感知—認知—決策”過程中全鏈條實現人機協同，從“大模型思維”轉向“智能體思維”。

實踐中，重點是突破人工智能的交互瓶頸。通過提升人機協作效率，賦能智能制造、金融科技、社會治理等領域，增強區域的全球競爭力。需依托跨行業融合與復合型人才培養，激勵企業推進智能化轉型；要加快人機共生標準和應用體系建設，推進跨區域協同創新，加強協同創新平臺建設。

*內容來源于《廣州日報》數字報

文字整理｜劉深、劉昕冉、周浩鍇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周浩鍇

審閱｜劉　深

終審｜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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