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頭律師張萬軍教授：故意傷害罪在母親致死幼女案中的司法認定

作者：張萬軍，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2016年10月22日，江蘇省無錫市新吳區發生一起令人痛心的家庭悲劇。被告人王某（化名）因管教其3周歲女兒邱某1（化名）時，見女兒剝手指不聽話，便讓其罰站。期間，邱某1尿褲子，王某情緒失控，對女兒實施掌摑并踩踏其腹部、腰背部等要害部位，導致邱某1肝臟破裂、失血性休克，經搶救無效死亡。案發后，王某將女兒送醫，并在明知他人報警后留在現場等候處理，如實供述罪行。經法醫鑒定，邱某1全身體表廣泛皮下青紫出血，系多次外力擊打所致。案件審理中，王某的丈夫、公婆等近親屬均對其表示諒解。此外，王某于2017年生育一子。無錫市新吳區人民檢察院以故意傷害罪提起公訴，法院經審理認定，王某的行為構成故意傷害罪，但鑒于其有自首情節，且獲得家庭成員諒解，綜合情節后判處有期徒刑五年。本案案例來源于江蘇省無錫市新吳區人民法院（2018）蘇0214刑初136號刑事判決書。

完整裁判要旨結構：

法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款（故意傷害致人死亡）認定王某構成故意傷害罪。

被告人王某犯罪后自動投案并如實供述，符合《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自首規定，依法可從輕或減輕處罰。

案件發生在家庭內部，被害人近親屬出具諒解書，法院酌情從輕處罰。

綜合情節，法院對王某予以較大幅度減輕處罰，最終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辯護人關于被告人主觀惡性較小的意見未被采納，法院認為其行為對家庭倫理和公序良俗構成破壞，主觀惡性較大。

二、主觀惡性與家庭暴力的法律邊界

從法律視角看，王某案的核心焦點在于主觀惡性的認定與家庭暴力行為的刑事規制。作為律師和法學教授，我認為法院對王某主觀惡性的嚴格評判，體現了司法對家庭暴力“零容忍”的立場。刑法中，故意傷害罪的主觀方面要求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造成他人身體傷害，并放任或希望該結果發生。本案中，王某作為成年人及母親，對踩踏幼女腹部等要害部位可能導致的致命后果應有明確認知。其多次打罵被害人的既往行為，更反映出一種長期放任的態度，而非一時沖動。法院在裁判理由中強調“虎毒不食子”，正是基于倫理與法律的雙重考量：父母對子女的管教權絕非無限，一旦逾越必要限度，便構成對未成年人生命健康權的侵害。

家庭暴力常被掩蓋在“管教”外衣下，但法律絕不認可以暴力為手段的教育方式。我國《反家庭暴力法》明確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并強調未成年人特殊保護原則。本案中，王某的行為已超出一般管教范疇，構成刑法意義上的故意傷害。盡管案件發生在家庭內部，且近親屬諒解，但這不能抵消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司法實踐表明，家庭暴力案件中的諒解書雖可作為量刑參考，但并非免責事由。法院在此案中平衡了情與法，既考量家庭關系特殊性，又堅持罪刑法定原則，對主觀惡性作出嚴厲評價，這有助于警示社會：家庭非法外之地，未成年人生命權不可侵犯。

從法理角度，主觀惡性的判斷需結合行為人的認知能力、行為次數、傷害部位等因素。王某踩踏被害人腹部——人體脆弱器官集中區域，且被害人年僅3歲，反抗能力微弱，這反映出其對傷害結果的間接故意。刑法理論中，間接故意指行為人明知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結果，而放任其發生。本案證據顯示，王某不顧女兒哭喊繼續施暴，符合間接故意的特征。法院未采納辯護人“主觀惡性較小”的意見，正是基于上述法理，凸顯了司法對生命權的優先保護。

三、家庭暴力致人死亡案量刑的司法考量

王某案的另一關鍵點在于自首情節的認定與量刑的適度性。根據《刑法》第六十七條，自首的成立需滿足“自動投案”和“如實供述”兩個要件。本案中，王某在送醫后明知他人報警仍留現場等候，并供述罪行，構成典型自首。自首作為法定從寬情節，旨在鼓勵犯罪人悔過并節約司法資源，但其適用并非絕對。法院在裁判中明確指出，自首可從輕或減輕處罰，但需結合案件具體情節綜合權衡。

本案量刑為何定為五年？這體現了司法對“減輕處罰”的審慎適用。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法定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而法院在自首和諒解基礎上“較大幅度減輕”至五年，需符合《刑法》第六十三條的減輕處罰規定。實踐中，減輕處罰需考慮案件是否具備特殊情節，如被害人過錯、行為人悔罪表現等。本案中，盡管王某有自首和近親屬諒解，但其行為直接導致幼女死亡，后果極其嚴重。法院在裁判理由中強調“主觀惡性較大”，實際是對減輕幅度的限制：自首雖可減刑，但不能淡化罪責的嚴重性。

從比較法視角，許多國家對家庭暴力致人死亡案件量刑趨嚴，例如在歐美法系，類似行為可能被認定為謀殺或虐待兒童罪，刑期遠高于五年。我國司法在此案中展現了一定的柔性，但并未背離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值得關注的是，王某在案發后生育一子，這雖非法定量刑因素，但可能間接影響法院對其社會危害性的評估。然而，作為法律人，我認為司法裁判應更聚焦行為本身的社會危害性，而非家庭背景。本案的量刑平衡了報應與預防犯罪的功能，既給予被告人改過機會，又向社會傳遞反對家庭暴力的明確信號。

綜上，王某案為家庭暴力犯罪提供了典型裁判范例。它警示公眾：任何以“管教”為名的暴力都可能觸犯刑法，而自首等情節雖可減輕處罰，但無法抹去行為的罪惡。法治社會中，未成年人保護應是不可逾越的底線，司法通過此類案件的嚴厲說理，正逐步筑牢這一防線。

包頭鋼苑刑事律師團隊是包頭專業律師團隊，由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張萬軍博士領銜組成，擅長重大、疑難、復雜的刑事案件的辯護與代理，成功辦理一系列重大有影響力的職務犯罪、經濟犯罪及刑民交叉案件。團隊秉持專業、精英、品牌的發展思路，推行刑事辯護的標準化、規范化和精細化，致力于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