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育英中學教師體罰學生”為例：教育輿情可有更好的應對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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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燕志華

這個國慶長假過得基本風平浪靜，可是總有一些事件讓人難以忘懷，比如“育英中學教師體罰學生”的處理事件，感覺有必要在這里追述一下，并給出一些建議。

一：事件概述

事件概述如下：

9月初，家長付女士發布視頻稱，濟南育英中學教師田某某讓她的孩子在操場罰站，讓全校師生觀看，還反復把寫有學生姓名的桌牌扔在地上，讓學生蹲在其腳下撿起來。“開學區區五天，我的孩子不是挨打就是挨罵，要不就是寫檢討書，每天都在侮辱中度過”。該家長認為孩子遭到班主任“霸凌”，孩子人格尊嚴遭到踐踏，已經涉嫌構成虐待罪。

9月18日，濟南市市中區教體局發布《情況通報》稱，經查，2025年9月開學兩周內，該校初一年級某班主任田某某在班級管理過程中，存在對學生林某某體罰等不當行為。決定對田某某給予記過處分，調離工作崗位；對學校黨委書記黎某給予誡勉，并責成向學生及家長賠禮道歉。

9月22日，付女士的委托代理人、金立偉律師告訴記者，付女士因攝入過量的安眠藥被送到醫院搶救。金立偉表示，付女士認為教體局對于該老師的處理結果過輕，將通過法律方式爭取合法權益。

9月22日，濟南市成立由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婦聯等部門和市中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

9月26日，山東濟南市聯合調查組發布“育英中學教師體罰學生”調查結果的情況通報。（上述文字綜合了相關媒體網站的資料。）

二：教育輿情的典型性

這是一起非常典型的教育輿情事件。其輿情應對和通報也具有典型性。

由于教師出現嚴厲管教行為或者不當行為，學生家長強烈不滿，隨即在網絡發起抗爭，吸引網絡關注和網絡支持。然后地方反復通報，只為盡快平復輿情。

從近年來的教育輿情特點看，只要是學生的母親上網發聲，將自己不公平的感受進行網絡表達，總是引發巨大圍觀。

原因無他，孩子是每個家庭的天，舐犢之情是人類共通的情感，慈母的悲憤抗爭總是激起強烈共情和同情，從而形成巨大情感共同體，給涉事學校和主管部門帶來巨大壓力。即便母親在陳述中添油加醋，對于情節有所加工，也能獲得理解和諒解。

從育英中學的應對看，第一次通報之后，學生母親認為處理過輕，進行了極端抗議，由此濟南市成立調查組，并給出了更長的通報。

三：通報的負面效應

此次濟南通報，雖然從平息輿情的角度會有效果，但是也會帶來巨大的負面效果。

母親的情感獲得安撫了，但是誰來安撫教師群體的情感？如何評估事件處理對于教育的深遠影響？

從網絡評論和社會后果看，此次輿情處理和事件通報，會給教師群體帶來又一次的傷害，也給他們帶來更大的困惑。但這是一個沉默的群體，因為他們身處體制內，有嚴格的管理約束機制，很容易因為一次抱怨受到警告和問責。但是他們內心常年積累負面的情緒，對于教育是巨大的負擔。一個心理超載的人，很難做好教育的工作，因為他的能量難以支撐續航。

此前任何一次的因為學生引發的家校沖突，常常是以處理教師、安撫家長的方式來進行的。這其實也是輿情處理的思路，就是通過處理體制內的一方，來安撫另一方的情感。即便體制內的一方感受到不公平，但是也常常從大局出發，接受這種相對的不公，以換取輿情的平息。

但是教育輿情不一樣。如果說，很多網絡輿情是以處理問責干部來平息輿情尚且有效的話，那么教育輿情以犧牲教師的感受來平息家長的憤怒，會導致教育的更大傷害，留下深遠的隱患。

這是因為，教師群體是教育的主體，他們的認知和感受是影響教育質量的關鍵因素之一。當他們意識到任何沖突，最后總是自己承受代價之后，他們就會出于自我保護，對于教育不再敢于負責。比如，對于學生來說，他不再做個傳統的師長，更可能像個“合作者”，在完成自己的額定任務之后，就不再關注學生的表現了，更可能僅僅為學生提供情緒價值，但是對于學生的不正確的表現，卻不想或者不敢進行批評指正。

面對個性越來越突出的年輕一代，本來就難于施教，現在再增加了家長的介入因素，導致教育如同冒險。教師躺平現象，近年來已經開始蔓延。“傳道授業解惑”是中國老師的社會職責，但是如今可能做完“授業”之后，“傳道”“解惑”就被放棄了。

這又會回到教育的一個基本的問題，那就是教師有沒有懲戒權？這個直指教育痛點的靈魂之問，在中國社會起碼已經出現十年了，但是如今看來，懲戒權反倒越來越淡化了。

懲戒權在傳統社會里，是個無可非議的權威行為，但是在今天少子化、民主化、法治化的時代，反倒成為一個可疑的存在。家長群體越來越深入地介入校園管理，正成為校園管理的主體之一，這打亂了校園的秩序。

懲戒權缺失的背后，鏈接了這樣一些話題：教育的轉型、教育理念的更新、傳統和現代的沖突、教師權威和學生權益的平衡等。這實際是現代社會對于傳統文化帶來挑戰的話題之一，背后更深層的因素，是學校的封閉教育在今天正面臨網絡民主、人工智能、知識貶值的嚴重挑戰。技術正在瓦解知識體系，尤其是強調以背誦記憶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教育，在今天人工智能時代，正遭遇降維打擊。知識貶值不是指在就業市場的貶值，而是指對于人類的進步、個體的認知、社會影響力等方面，知識所占比例正在顯著降低。這些都是需要長遠思考的問題。

但是當下最為緊迫的問題在于：每當教育輿情爆發，最后通報總是讓教師承擔后果，以盡快平息輿情。

雖然輿情通報更多是為了盡快平息輿情，但是不能平息了一方，卻犧牲了另一方，尤其是教師這個群體。他們的聲音應該被聽到，并且需要被公開地、大聲地表達出來。

四：更好的應對辦法

對于類似教育輿情，有沒有更好的處理辦法？

通報之所以讓教師群體承擔后果，在于希望盡快平息輿情，但是如果總是犧牲一方權益，這反倒會種下風險種子，最終由教育和社會來承擔后果。

通報以顧全大局的面目，其實常常是“委曲求全”，以處理體制內人員的做法為社會提供情緒價值。其本質在于，調查組擔心自己調查結果缺乏說服力和公信力，只好不惜以犧牲教師權益來滿足和迎合網絡情緒。

我的建議是，為了提高調查的公信力和說服力，面對教育輿情，需要建立一個各種權威人士組成的“第三方調查組”。

從濟南的通報看，此次調查組是由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婦聯等部門和市中區組成的。但是這樣的調查組不是權威的第三方。因為在網民看來，這都是“官方”，是權力自己調查自己。

一旦出現某方面讓網民難以滿意之處，網絡就會爆發憤怒。原因在于，這樣的調查組是官方的調查組，網民傾向于抱以懷疑和不信任。在輿情結構中，網民和官方處于對立的雙方，官方的單方面說辭，常常難以獲得更大的信任。

所以，類似的輿情調查，需要具有第三方色彩的調查組，這樣才能提高參與感和權威性，最終提高社會說服力。比如，需要邀請教育部門、學校、家長、教育專家、社會權威人士等各方組成的調查組。其中，教育部門是管理者，學校和家長都是當事人，教育專家具有專業的權威性，社會權威人士帶有社會感知。這樣的調查組，類似于社會大調解中的群眾合議機制，或者西方社會民主參與的“陪審團”制度。

這樣的調查組，因為來自社會各方，帶有不同的文化視角和利益考量，最后給出的處理結果會形成一個社會各方的最大公約數。既不偏向學校，也不偏向家長，而是約等于當下社會的公共價值和社會心理的基本接受度。

但是其最大的價值，在于這是一個具有群眾性、民主性和公共性的調查組，具有高度的合理合法性，因此是具有權威性和公信力的。它能夠接受最嚴苛的挑剔，可以正大光明地接受社會各方的審視目光。

這樣的調查組給出的結論，因為不是權力說了算，而是群眾的民主合議，是“多數人的意見”，因此享有公信力。任何一方即便不滿意，也只能接受。如果因為不滿而“鬧”起來，會引起公憤，失去道義感。

五：一個關鍵的環節

也因此，決定這個調查組成敗得失的關鍵一環，是調查組的結論必須是最終結論，而不是供領導參考的建議。一旦最終還是主管部門和領導說了算，甚至進行修改，那就前功盡棄，導致這個制度的全盤失敗。

因此一旦最終是部門領導說了算，那又會重回舊的軌道，回到權力說了算的框架里。因為是權力說了算，那就很難具有群眾的代表性和民主性，會一如既往地遭到網民質疑。受害者的受迫害心理就會變得強烈，也就具有“鬧”的強烈沖動。

所以，我建議各地教育部門在遭遇教育輿情的時候，充分考慮這樣的建議。當然，作為成員的教育部門，也要關注意識形態的安全問題。作為網絡輿情的研究者，我的看法是，地方權力在過去數十年對于各種事件的不當介入，直接導致了法律被邊緣化，并導致了延續至今的“鬧”的社會現象。

因為權力和法律不一樣。法律是根據條文的規定，而權力是根據大多數和群眾的意見。這使得權力在處理事件的時候，潛藏著一個深刻的悖論，那就是處理的標準不是根據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而常常是根據人多人少的群體性指標。這使得通過“鬧”，喚起更多人的支持，成為一種理性的選擇和必然的選擇，權力讓步，也成為大概率的事件。最終犧牲的，是法治和正義。

這也使得中國社會進步的方向，是法律的歸法律，權力的歸權力。今天發生在大街上的沖突、短視頻上的社會矛盾，本應是法律的事務，但是權力卻第一時間介入處理。最終引火燒身，矛盾纏身。

所以，在很多網絡輿情的調查處理中，適當吸收社會權威力量的參與，不失為一種提高公信力和說服力的做法。

作者簡介：

1. 燕志華 博士

2. 高級記者/紫金傳媒智庫研究員/輿情管理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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