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中國人早已不再“神化”

諾貝爾獎揭曉了，日本兩位科學家分獲醫學獎與化學獎，引發中國網絡對諾獎話題的新一輪討論。

據統計，本世紀日本已誕生22位自然科學諾獎得主，而中國本土科學家僅有屠呦呦在2015年獲得生理學或醫學獎。

網民翻出2002年新華社報道，其中曾質疑日本“50年獲30個諾獎”目標為“狂妄之言”，如今日本已完成超七成進度。同時，中科院院士黃維2013年“十年后中國將常態化獲諾獎”的預測也再度被提及，引發熱議。

輿論呈現兩極觀點：部分聲音認為諾獎存在西方偏見，不必過度看重；亦有分析指出獎項具有滯后性，中國科研論文數量已居全球首位，未來獲獎可期。專家鄒曉冬建議，中國科學家應聚焦“從0到1”的原始創新，主動參與國際交流。

也有一些評論認為，當公眾視線從獎項榮譽轉向科學本身，才意味著真正的成熟與自信。

醫療健康大V李鴻政在微博說：“只要你光速向歐美跪下，諾貝爾獎會拿到手軟。”

前新華社記者明金維則說，諾貝爾物理學獎、化學獎、生理學或醫學獎，具有一定的客觀性，但是，諾貝爾文學獎、和平獎，長期以來都帶有鮮明的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色彩，體現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偏好、政治傾向和外交立場。

其實，我們常常會陷入一個時間上的認知誤區：急切地用今天的標尺，去丈量昨天播下的種子，并為此感到焦慮或失落。

但理解諾貝爾獎，尤其是自然科學獎，首先必須建立起一個至關重要的概念——“時間膠囊”效應。這個獎項，它封存的不是當下的喧囂與投入，而是二三十年前，甚至更久遠年代里，那些在寂靜實驗室中迸發出的思想火花。

它獎勵的是一段漫長時光之前的選擇、勇氣與智慧。

本世紀以來，日本在自然科學領域呈現出令人矚目的“諾獎井噴”現象，仿佛一夜之間成為了基礎研究的強國。

如果我們往回看一眼，就會發現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

這些璀璨獎項背后的大多數奠基性研究成果，并非誕生于日本經濟如日中天的本世紀初，而是孕育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那個日本在二戰的廢墟中崛起，經濟實現騰飛后，將巨額資金和國家意志投向基礎科學的“播種季節”。

那時，他們頂住了可能存在的“投入這么大，什么時候能見效”的功利性質疑，甘愿為未知的未來投資。

如今，我們看到的每一位日本諾貝爾獎得主站上領獎臺，其實都是在收割那個時代所種下的果。

說透了，這實際上并不是所謂的偶然的爆發，而是長期主義戰略的一種回報罷了。

而中國呢？中國系統性、大規模地對科學研究進行投入，其真正的分水嶺是1995年提出的“科教興國”戰略。然而，科研經費迎來真正意義上的“爆炸式增長”，全民對科技創新的關注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則是在進入21世紀之后，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中國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必須將科技創新作為國家最核心的競爭力來打造。

這意味著，今天我們在新聞里看到的，關于中國科研論文總量躍居世界第一，關于研發經費投入持續增長的振奮消息，它們所代表的巨大能量，才剛剛開始轉化為探索人類未知邊界的原始創新力。

由當前中國科研實力所孕育的、真正具備問鼎諾貝爾獎潛力的原創性突破，其中的絕大多數，此刻很可能還“沉睡”在實驗室的數據庫里，還“潛藏”在那些尚未被完全解讀的實驗現象中，還“流淌”在年輕科學家們大膽的思維構想里。

它們正處在漫長的科學驗證鏈條上，尚未到達被諾貝爾獎委員會那嚴格甚至苛刻的“歷史過濾器”檢驗和認可的時間窗口。

有一個最具說服力的例證，諾貝爾獎得主——屠呦呦女士。

她榮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輝煌時刻是在2015年，但她最為關鍵的科研發現——青蒿素的有效抗瘧作用，卻是在上世紀70年代初，那個中國的科研條件還相對艱苦的年代里完成的。

從發現到獲獎，走過了將近半個世紀的漫長道路。

這本身就是“諾獎滯后效應”最生動、最深刻的寫照。她的獲獎，不是對我們今天科研體系的即時評分，而是對那個特定歷史時期中國科學家堅韌不拔精神的“遲來的加冕”。

所以，當我們今天在為“中國為何還不能年年拿諾獎”而感到困惑甚至焦慮時，我們很可能問錯了問題。我們不應該用今天持續增長的科研投入，去急切地質疑為什么“昨天”的產出還不夠豐碩。

因為“昨天”我們播下的種子，其品種和數量，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

我們現在真正應該聚焦和審視的，是從2000年到2020年這至關重要的二十年里，在中國這片科研熱土上所產生的那些原創性基礎研究成果。是那些可能在當時看來“無用”、不被理解，甚至挑戰權威的探索；是那些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劍的研究團隊的工作。

這些，才是未來十到二十年，中國諾貝爾獎前景最真實、最可靠的“晴雨表”。

這種滯后性，要求我們整個社會，從政策制定者、科研管理者到媒體和公眾，都必須建立起一種超越任期、超越年度考核周期的“戰略耐心”。

基礎科學研究就像一場沒有已知回報率的投資，它探索的是人類知識的邊界，它的回報周期是以十年、甚至數十年為單位的。

我們需要理解，今天我們對“卡脖子”技術的攻關，離不開三十年前對相關基礎科學問題的探索；而今天我們對那些看似“天馬行空”的基礎科學問題的支持，正是在為三十年后我們國家的技術領先地位和人類文明的進步，埋下最珍貴的伏筆。

這種等待不是被動和消極的，恰恰相反，它要求我們更加積極主動地去營造一個適合“諾獎級成果”生長的生態環境。它意味著我們的科研評價體系，需要能夠識別并保護那些“慢科學”、“冷科學”；意味著我們的資源分配，需要有勇氣向高風險、高回報的探索領域傾斜；意味著我們的社會文化，需要對科學家的“失敗”給予更多的寬容和理解。

當我們理解了“諾獎滯后效應”，我們就能以一種更平和、更理性、也更充滿期待的心態，來看待當前中國在諾貝爾獎版圖上的位置。

我們不再會因一時的“顆粒無收”而妄自菲薄，也不會因偶爾的突破而沾沾自喜。

我們會明白，我們正處在一個宏大歷史敘事的 “播種期”與“孕育期” 的交疊時刻。

我們今天所做的每一分努力，所創造的每一個有利于原始創新的條件，都是在為那個注定會到來的“收獲季”積蓄力量。

這份力量的爆發，或許不在明天，或許不在后天，但它必然已在歷史的坐標系上，清晰可見。

我們需要做的，就是保持定力，持續灌溉，然后，相信時間的力量。

本文作者 | 東叔

審校 | 童任

配圖/封面來源 | 騰訊新聞圖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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