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癌癥更可怕！無聲殺手25年奪走3900萬命，70歲以上死亡率飆70%

前言

在全球范圍內，一種無聲的“殺手”正悄悄奪走無數生命，已超越癌癥，成為威脅人類健康的最大隱患。

過去25年，這種疾病悄然奪走了3900萬人的生命，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70歲以上人群的死亡率更是飆升至70%。

那么，這種“無聲殺手”究竟是什么，它為何能迅速蔓延并導致如此高的死亡率？在老齡化社會日益嚴重的今天，人們又該如何防范它帶來的隱性威脅？

救命藥怎么就斷貨了

很多人會問，既然問題這么嚴重，為什么我們不趕緊研發新藥呢？

答案殘酷而簡單：因為“不賺錢”，這聽起來很荒謬，但在抗生素領域，驅動現代醫藥發展的市場經濟模型，徹徹底底失靈了。

我們先來看看我們的“武器庫”有多空虛，目前，全球在研的抗菌藥物總數僅有區區90種左右，而且這個數字自去年以來非但沒有增加，反而還在減少，更糟的是，在這屈指可數的項目中，真正具備創新性的只有15種。

世界衛生組織（WHO）早就拉了一張清單，上面列出了15種最需要新型藥物來對付的耐藥菌，并按威脅程度分了三個等級，然而，我們手中能有效對抗那些“關鍵”優先級病原體的新藥，簡直是鳳毛麟角。

問題的根源，是一個深刻的經濟學悖論，大型制藥公司，那些擁有最強研發實力的巨頭，近年來紛紛退出了抗生素研發領域。

原因很簡單，抗生素用藥周期太短了，通常就是幾天到幾周，不像高血壓、糖尿病的藥，可以吃一輩子。

更要命的是，一種新型強效抗生素一旦問世，為了延緩耐藥性的出現，醫生會極其謹慎地使用它，把它當作“最后的手段”雪藏起來。

這種“越好用越不能用”的模式，直接摧毀了它的商業價值，沒有銷量，就沒有回報，也就沒有公司愿意投入巨資去進行一場注定虧本的豪賭。

于是，一個尷尬的局面形成了：超過九成的臨床前抗菌藥物研發，都壓在了那些小型企業的肩膀上，這些公司往往資金緊張，技術實力也有限，導致項目失敗的風險極高。我們的救命藥，就這樣卡在了市場的死胡同里。

我們正在親手喂養怪物

更可悲的是，所謂的“超級細菌”并非天外來客，而是我們人類用自己的行為，親手“喂養”出來的怪物，從我們的餐桌到病床，現代社會的生產和消費習慣，正在系統性地摧毀我們最后的防線。

你知道我們每年生產的抗生素，都去哪兒了嗎？一個驚人的事實是：全球抗菌藥物銷售額中，高達73%被用于畜牧業，我們對肉類的巨大需求，是背后最強大的推手。

尤其是在亞洲，過去六十年里，肉類產量增長了驚人的15倍，為了在有限的空間里養活更多的禽畜，并防止它們生病，抗生素就像飼料一樣被普遍使用，這些藥物通過食物鏈，最終又回到了我們自己身上。

醫療領域的濫用同樣觸目驚心，一些醫生在沒有明確細菌感染指征的情況下，就開出抗生素處方，而我們自己，又有多少次因為普通感冒，就主動要求醫生開點“消炎藥”來求個心安？

更致命的是不規范用藥，劑量不足，或者感覺好點了就擅自停藥，沒有完成整個療程，這些行為看似無害，實則是在給細菌進行“抗壓訓練”。

活下來的細菌，會變得更強，它們的后代將繼承這種耐藥性，從單一耐藥，演變成多重耐藥，最后成為刀槍不入的“泛耐藥菌”。

這些行為累積的惡果已經清晰地顯現，以世界衛生組織名單上最危險的一類——革蘭氏陰性菌為例，其中的鮑曼不動桿菌，常在醫院這種地方傳播，能引發致命的肺炎和血液感染，致死率高達42.6%。

在中國部分地區，這種細菌對曾被譽為“最后防線”的碳青霉烯類抗生素，耐藥率已經達到了70%到80%的恐怖水平，這意味著，我們手中的王牌武器，對它已經基本無效了。

AI神藥能拯救我們嗎

在重重困境之中，科技的進步帶來了一絲曙光，人工智能（AI）和噬菌體療法等前沿技術，被寄予厚望，人們期待它們能成為對抗超級細菌的“破局者”。

希望并非虛無縹緲，就在今年1月15日，一款名為Xacduro的新型抗菌藥在上海開出了國內首張處方，它的特殊之處在于，這是首個專門針對碳青霉烯類耐藥鮑曼不動桿菌的新型藥物，它的出現，被視為抗感染治療進入“精準治療時代”的一個標志。

在更前沿的領域，人工智能正在大顯身手，機器學習算法可以高效地從海量的化合物數據庫中進行篩選，快速識別出那些具有抗菌潛力的分子，極大地縮短了藥物發現的早期階段。

另一個方向是噬菌體療法，噬菌體是一種專門攻擊細菌的病毒，堪稱細菌的“天敵”。

中國已經啟動了國家級的噬菌體治療重點研發專項，推動這項技術從基礎研究走向臨床驗證，就在最近，一場噬菌體治療大會在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召開，標志著相關研究進入了新的階段。

然而，這些新技術遠非可以高枕無憂的“銀彈”，AI設計的藥物，如何在實驗室里被高效合成出來，本身就是一個技術難題，而且，任何新技術從實驗室走向臨床，都需要漫長的時間和嚴苛的驗證，我們無法準確預測AI發現的藥物何時才能真正用于患者。

噬菌體療法也面臨著獨特的挑戰，它的優點是高度特異性，一種噬菌體往往只攻擊一種特定的細菌。

但這也意味著，治療可能需要為每個病人“量身定制”，這給監管審批和商業化生產帶來了巨大的難題，技術突破，如果不能跨越制度和市場的鴻溝，終究只是鏡花水月。

結語

應對抗生素耐藥性這場危機，需要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它遠不只是研發幾種新藥那么簡單，而是需要我們重塑藥物研發的激勵機制，徹底改變我們的生產消費習慣，并建立一個更公平的全球健康治理體系。

行動已經開始，中國已經出臺了國家行動計劃（2022-2025），系統性地遏制微生物耐藥。

專家們也在大聲疾呼，需要持續資助從基礎生物學到社會行為驅動因素的全鏈條研究，因為技術本身無法解決所有問題。

我們還必須正視一個嚴峻的現實：全球范圍內的不平等，在許多低收入國家，診斷能力的缺乏和有效藥物的可及性差距巨大。

這不僅是一個人道主義問題，更是全球防疫鏈條上最脆弱的一環，正是這些地方，為耐藥菌的滋生和全球傳播提供了完美的溫床。

這場與超級細菌的競賽，沒有終點線，行動的核心，不僅僅是尋找新的“魔法子彈”，更是修正我們自身那些導致了這場危機的行為模式，重新學習如何與這個星球上的微生物世界智慧地共存。這，或許才是我們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