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偉力及強盛生命力密碼——七談文化戰略方法論

■王國燦

導語：文明長河中的文化生命力命題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中華文化作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體系，其綿延五千年的生命力不僅源于獨特的智慧體系，更在于其對時代命題的回應與自我革新能力。本文以“文化戰略方法論”為核心框架，從哲學根基、歷史實踐、當代轉化三個維度，系統闡釋中華文化智慧的核心內涵與生命力密碼，提出“守正創新”的文化戰略路徑，為新時代文化強國建設提供理論支撐與實踐指引。

在人類文明史上，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等文明或中斷、或湮滅，唯有中華文化如奔流不息的江河，在數千年歷史中始終保持鮮活的生命力。這種生命力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其內在的智慧基因與動態的戰略選擇。當前，面對全球化與現代化的雙重挑戰，重新審視中華文化的智慧內核，探索其強盛生命力的生成機制，既是回應“文明沖突論”的時代需要，也是構建中國特色文化戰略的理論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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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華文化的哲學根基與生態智慧

“天人合一”是中華文化最根本的哲學命題，其核心在于破除“人與自然”的二元對立，主張“萬物一體”的整體觀。這一思想濫觴于《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經儒家“民胞物與”、道家“道法自然”的深化，形成了獨特的生態智慧。

從實踐維度看，“天人合一”不僅是一種哲學理念，更轉化為具體的生活方式與制度設計。例如，傳統農耕文明中的“二十四節氣”，將天文歷法與農業生產深度結合，體現了對自然規律的尊重；都江堰水利工程“深淘灘、低作堰”的治水理念，實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這種“順應自然、利用自然”的智慧，與當代“可持續發展”理念高度契合，為解決全球生態危機提供了東方方案。

從文化戰略視角看，“天人合一”的智慧為當代中國構建“生態文明”提供了價值基礎。“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論斷，正是對“天人合一”思想的現代轉化——既守護了中華文化的生態基因，又賦予其新時代的實踐內涵，使傳統文化智慧成為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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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包容與文明對話的開放胸懷

中華文化的生命力，離不開其“和而不同”的包容特質。“和”并非“同”，而是“多元共生”的動態平衡。《國語》有言：“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主張不同文化元素在交流中融合創新。這種包容精神在歷史上表現為對多元文化的吸納：漢代佛教傳入后，與儒家“仁愛”、道家“虛靜”融合，形成禪宗等中國化佛教流派；元代對各民族文化的包容，催生了元曲等藝術高峰；清代對西方科技的有限接納（如《崇禎歷書》的編纂），體現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務實態度。

在全球化語境下，“和而不同”的智慧具有特殊意義。面對“西方中心論”的文化霸權，中華文化主張“各美其美，美美與共”（費孝通語），既堅守自身文化主體性，又尊重其他文明的獨特價值。“一帶一路”倡議中的“民心相通”，正是以“和而不同”為原則，通過文化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開放而不盲從、包容而有立場的文化戰略，是中華文化在全球化時代保持活力的關鍵。

三、辯證思維與社會治理的實踐智慧

“中庸”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方法論，其本質是“執兩用中”的辯證思維，而非簡單的“折中調和”。《中庸》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強調在矛盾對立中尋求動態平衡。這種思維方式深刻影響了中國的社會治理與個體修養。

在社會治理層面，“中庸”表現為“禮法合治”的治理智慧。儒家主張“德主刑輔”，既強調道德教化的引導作用，又不忽視法律的約束功能；漢代“霸王道雜之”的治國策略，唐代“貞觀之治”中的“寬猛相濟”，均是“中庸”思想的實踐典范。這種“剛柔并濟”的治理模式，避免了“純德治”或“純法治”的極端，為社會穩定提供了彈性空間。

在個體層面，“中庸”轉化為“修身齊家”的行為準則。“過猶不及”的處世哲學，引導人們在欲望與理性、個人與集體之間尋求平衡，培養了中國人“溫良恭儉讓”的品格。這種個體修養與社會治理的貫通，形成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鏈條，使文化智慧轉化為可實踐的社會秩序，為文明傳承提供了穩定的內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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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行合一與文化創新的實踐導向

中華文化并非書齋中的抽象理論，而是“知行合一”的實踐哲學。“經世致用”的傳統，強調文化的現實關懷與問題導向，推動中華文化不斷回應時代挑戰。

從歷史維度看，每當社會面臨轉型，“經世致用”的精神便會催生文化革新。明末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等思想家批判空談義理的理學，主張“明道救世”，開啟了實學思潮；近代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張之洞“中體西用”，均是在民族危機中對“經世致用”的踐行。這種“問題意識”驅動的文化創新，使中華文化始終與時代需求緊密結合，避免了因僵化而被歷史淘汰。

在當代，“經世致用”轉化為“理論聯系實際”的實踐品格。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強調“實事求是”“問題導向”，正是對“經世致用”傳統的繼承與發展。例如，脫貧攻堅戰中“精準扶貧”的策略，既立足中國農村實際，又吸收傳統文化中“民為邦本”的思想，體現了文化智慧與社會實踐的深度融合。這種“以用促學、學以致用”的文化戰略，確保了中華文化始終服務于國家發展與人民福祉，從而獲得源源不斷的生命力。

五、“生生不息”：變易哲學與文化傳承的創新邏輯

《周易》“生生之謂易”的變易哲學，揭示了中華文化“守正創新”的傳承邏輯。“生生”即“新陳代謝”，既強調對核心價值的堅守（“守正”），又主張根據時代需求進行變革（“創新”）。

中華文化的“守正”，體現為對核心價值的代代相傳。“仁義禮智信”的道德倫理、“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民為邦本”的民本思想，構成了中華文化的精神基因，即使在社會動蕩時期也從未中斷。例如，魏晉南北朝的戰亂中，玄學與佛學的沖擊并未動搖儒家的核心地位，反而催生了宋明理學的理論整合；近代西學東漸中，傳統文化雖面臨解構，但“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仍激勵著無數仁人志士探索救國道路。

中華文化的“創新”，表現為對時代命題的主動回應。從秦漢“大一統”文化對分封制的超越，到宋代市民文化對精英文化的補充，再到當代“數字文化”對傳統文化的賦能（如故宮文創、河南衛視“中國節日”系列節目），中華文化始終在變革中拓展邊界。這種“守正”與“創新”的辯證統一，使中華文化既保持了歷史連續性，又具備了與時俱進的活力。

六、“民為邦本”：文化認同與共同體建構的價值紐帶

“民為邦本”是中華文化的政治智慧，其核心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尚書》“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思想，經儒家“民貴君輕”（孟子）、“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的發展，成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

這種民本思想不僅是一種政治倫理，更是文化認同的凝聚紐帶。中華文化強調“家國同構”，將個體命運與國家、民族緊密相連，形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集體意識。例如，岳飛“精忠報國”、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正是對“民為邦本”的踐行；近代以來，“救亡圖存”的共同目標，進一步強化了全民族的文化認同。

在當代，“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對“民為邦本”的時代升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既繼承了傳統民本思想，又賦予其新時代內涵；文化惠民工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等實踐，使文化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增強了文化認同的情感基礎。這種以“人民性”為核心的文化戰略，為中華文化的傳承發展提供了最廣泛的社會基礎。

七、“天下情懷”：文化自覺與人類命運的責任擔當

中華文化的“天下情懷”，超越了狹隘的民族主義，體現為“世界大同”的理想追求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擔當。《禮記·禮運》描繪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是中華文化對理想世界的構想；張騫出使西域、玄奘西行取經、鄭和下西洋，展現的是“和合共生”的對外交往理念，而非殖民擴張的霸權邏輯。

在近代，“天下情懷”轉化為對人類解放的探索。“世界潮流，浩浩蕩蕩”的論述，“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的號召，體現了中華文化“胸懷天下”的責任意識。進入新時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正是對“天下情懷”的現代詮釋——既為解決全球治理難題貢獻中國智慧，又以中華文化的包容性促進世界文明交流互鑒。這種將民族復興與人類進步相統一的文化戰略，使中華文化在全球化時代獲得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結論：守正創新的文化戰略與中華文化的未來生命力

中華文化的智慧體系與生命力密碼，可概括為“六個維度”：以“天人合一”為哲學根基，以“和而不同”為包容胸懷，以“中庸之道”為辯證方法，以“經世致用”為實踐導向，以“生生不息”為創新邏輯，以“民為邦本”為價值核心，以“天下情懷”為責任擔當。這七個方面相互支撐，共同構成了中華文化“綿延不絕、與時俱進”的生命力機制。

面向未來，中華文化的強盛生命力仍需通過“守正創新”的文化戰略來培育：一方面，要堅守“仁義禮智信”“民為邦本”等核心價值，筑牢文化認同的根基；另一方面，要以“經世致用”的精神推動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的深度融合，如利用數字技術激活文化遺產、以民本思想完善社會治理、以天下情懷參與全球文明對話。唯有如此，中華文化才能在世界文明百花園中綻放新的光彩，為人類文明進步貢獻更大力量。

（本文作者：王國燦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法學會會員、資深媒體人、文化戰略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