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娜拉”在中國》：走還是不走 這始終是一個問題

《“娜拉”在中國》講述20世紀前30年間娜拉這一經典的文學形象在中國傳播的過程，對民國時期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演變進行了深入透徹的分析，揭露女性解放運動中的助力與阻力。

“娜拉”是《玩偶之家》的主角，本是一位中產階級家庭主婦，為救丈夫偽造文書，數年后，東窗事發，丈夫只顧自身名節。娜拉看透了丈夫虛偽的靈魂，毅然決然舍棄掉了三個孩子和丈夫，離開“玩偶之家”。長久以來，娜拉在中國始終因為被視為新女性形象而聞名。

19世紀中葉以來，國內涌現了一連串求新求變的言行，民權與女權思想也隨之出現。傳統的中國女子教育，以規范婦女思想行為和價值準繩為目的，清末所發展的女子教育旨在提供青年女性走出家庭、進入學校和社會的契機。隨著革命風氣蔓延和移風易俗觀念散播，已經踏入學校的女子，某種程度上已經邁出家門，還有少數女子得到了踏出國門、遠渡重洋的求學機會，她們留學期間，或是加入革命陣營、或是自組女權團體，為日后女性主體意識覺醒奠定了基礎。

同時，維新派主張的"國民母"、革命派提倡的"女國民"等概念陸續加諸女性，辛亥革命后，樂意求變的中國人開始模仿租界里面的西化生活，歐美女性在一戰期間的杰出表現也激勵著當時國內先進的女性，為社會轉型、女子涉足公共領域提供了條件。

雖然時隔不久，革命果實被竊取，尊孔復古風潮涌起，但從總體看，世紀之交的中國，已經形成了迎接“娜拉”的時代氛圍。

對娜拉來到中國起到最大作用的，當屬胡適。1918年，《新青年》雜志首度發行專刊“易卜生號”，《玩偶之家》排在最前面，是唯一被完整翻譯的劇本，此處的娜拉呈現出的是無性別之分的“新人”形象，是一眾男性知識分子在反傳統過程中，呼吁女性共襄盛舉的產物。

這種“去性別化”的描述實際上忽略了女性的需求，將女性獨有的特質用男性本位的“人性”概括取代了，但也恰恰是這種去性別化的表述，使得娜拉在中國如此負有盛名。隨后，魯迅在1923年演說“娜拉走后怎樣”，強調了出走者擁有經濟權的重要性。這一時的娜拉形象幾乎與”出走“劃等號，人們不問“該不該出走”，只希望自己有勇氣運氣可以出走，忽視了娜拉走出的是“夫”家門，而是想要先沖出“父”家門。

五四時期新文化思潮對于“人”的發現賦予愛情神圣意義，衍生出為了抗婚和爭取戀愛機會出走的“抗婚娜拉”意象。我們也應當注意到，抗婚娜拉從父家門沖出、進入夫家門，方才和易卜生筆下的娜拉站在同一起點，似乎只有經過父家和夫家的兩度出走，才能真正體會到娜拉“做一個人”的心境。然而，即便女孩兒們走得出家庭，也走不出社會，她們要么獨自奮斗、要么回家認錯，都不愿意便只能了結生命。

隨著當時政治社會形勢演變，新娜拉形象現身——志業娜拉。《玩偶之家》中，娜拉爭取自立的形象，對民國女子開展職業有一定程度的推動作用。女子受教育是日后就業的基礎，對于女學生來說，讀書后的就業問題也是她們需要考慮的。此外，與“五四”時期的娜拉出走不同，“九一八事變”后展現的野心激發著青年的愛國熱忱，“大我”再次被強調。人們認為，新女性效法娜拉出走不再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國家和社會，為了現身群眾、公益或國族大義。

娜拉在中國，具有著豐沛能量和思想韌性，中國的娜拉形象跳脫了原始文本，不只圍繞婚姻家庭，而是不斷拓展出走的邊界。

“娜拉走后怎么辦”，這個跨世紀的問題，對時至今天的全世界女性來說，仍具有啟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