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被毛尖擁護、又“配不上”許知遠的時代是怎樣的？| 編輯部聊天室

191期主持人 丁欣雨

這段時間，一則視頻在社交媒體發酵，視頻拍自11月底在上海舉行的中文播客大會，標題為：毛尖和許知遠現場吵起來了。

點開視頻發現，在這兩位文化圈名人現場言辭針鋒相對之前，并未產生直接交談，只是在應對同樣的提問時態度有些錯位，當被問到這一年做了什么事情，許知遠回想起前一天閱讀馬爾克斯談話錄令他洋溢的“美好期待和柔軟幻想”，而毛尖分享了她國慶摸一手好牌卻打到稀爛的故事。

但漸漸地，兩個人都開始表現出對彼此態度的不認可，許知遠稱接地氣的發言風格在當下這個社會越來越“通貨膨脹”，人們把粗俗當作是一種真誠創作。在他看來，俏皮的語言或許能給人帶來釋然，但更深層的意義會被即興一笑瓦解；毛尖反過來質疑許知遠詞匯里頻繁出現的“少年”“夢”“哭泣”也同樣在踩中流量密碼，她轉向許知遠說：“我覺得這個時代好像配不上你，但我很喜歡這個時代。”

中文播客大會現場（圖源：單向街基金會）

我們無意延續這場辯論的站隊，但二者的矛盾令人不禁想要追問：這個被毛尖擁護、又配不上許知遠的時代到底是什么樣的？當我們看到文化名人攜帶著強烈的身份標簽出現在意見空間，并主動為自己可被識別的風格做出辯護時；當他們的立場的確代表了兩種分道揚鑣已久的審美傾向，深沉文藝失去往日威嚴，越發不被看好，而樸實俏皮正占于上風時，這到底是個什么樣的時代？

01 為什么是許知遠和毛尖？

王鵬凱：許知遠在《十三邀》里有一場對談很出名，他跟李誕吃燒烤，李誕問他：“你平時說的書真的都看過嗎？還是說你只看了別人寫的書評，就在那邊評論了？”許知遠很坦誠地說：“有些書我沒看過，我就是看書評。”當時李誕讓許知遠不要把這個話說出去，不然會被罵的，但許知遠認真回應他：“我覺得有些好的書評比書本身還要好。”

許知遠不會覺得大眾討厭這件事，他就不去講了，他就是想要把自己的個性給表達出來。他有自己審美上的趣味，他也把這種趣味作為標簽打出來做他的節目，沒有在刻意討好當下這個時代。

李欣媛：許知遠的采訪嘉賓如果是某個領域的專家學者，他們的洽談一般來說就會比較順滑，但是如果許知遠對談的是影視圈的人，那么爭議就會出現，比如說李誕、馬東這類“游戲人間”的人物，讓許知遠會有一種拳頭打在了棉花上的感覺。

許知遠和馬東在《十三邀2》（圖源：豆瓣）

許知遠不會顧及很多，他直白地說自己的想法，有時候蠻珍貴的，但有時候他會有一種天真在里面。比如他和俞飛鴻，還有和木村拓哉的談話，都非常不共頻，他執著追問“你是怎樣的，你到底是什么樣的”，能感覺到許知遠信仰的東西在得不到回應時好像變得很無力。

很多時候可以發現他們的主題延伸到最后，就是你要聽“遠處的哭聲”，還是要聽“近處的哭聲”。許知遠選擇的是前者，而其他嘉賓選擇的是后者。影視圈沾染到的商業氣質，或者說面臨的挑戰是更多的，他們可能在這個過程中把自己淬煉了，包裹起來了，會覺得很多東西是不值得的，是沒必要的，他們會覺得許知遠所代表的抱負離自己已經太遙遠了。

張釗涵：我想起魯迅有一篇文章說，“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是商的幫忙。最近網絡上也有人引用這段話概括這次爭論，我想這是不準確的。我去看毛尖B站的頁面，簡介是羅崗的一句玩笑話“為人民看爛片”，她說現在的電視劇和電影是中國最封建的地方，財富按照顏值分配，她也會質問大資本和產業結構，甚至批評奧斯卡獎的分配，但從不質詢那個顯而易見的、更根本的力量，我覺得這是有點可疑的。

毛尖bilibili首頁

許知遠的方式更加隱秘，他確實說中了一些社會弊病，我也相信他足夠真誠，但他覺得自己是李普曼，并不信任公眾，他的落點在于這個時代變了，變得“配不上我們這些悲天憫人的寫作者”，這又倒退回審美的邏輯，其實有點自憐。

前段時間去了一個會議，作家李陀提到現在的文藝批評和媒體寫的東西太過學院化。他認為很多批評家不再批評了。現在的情況是，出現一個新電影，我喜歡就來夸一夸，如果不喜歡，商業片拍得不好我就說這是個文藝片，文藝片拍得不好就去罵白左和政治正確過了頭。他說這個時代唯一一個批評家就是寫影評的毛尖，無論毛尖的說法正確與否，她至少還在批評，而這正是批評家的第一要務。

許知遠和毛尖的討論本身就構成一種癥候，這代表公共討論空間的萎縮。為什么我們現在對于文藝的想象就是許知遠了，對于批評家的想象就是毛尖了，這是不是意味著社會公共的聲音是不夠多元的？

丁欣雨：毛尖前些年出了一本劇評集《凜冬將至》，北大中文系教授賀桂梅寫了篇序言，標題叫作《毛尖本色》，她提到毛尖是一個多面孔的人，但她用毛尖在某個大獎發表的一段獲獎感言，來解釋她認為的毛尖本色。

當時毛尖說，“我的寫作動力是源于那些來自我們成長年代的高尚愿望，那些被今天的生活所屏蔽掉的很多詞匯，如果還能夠感動我們，為什么就不能感動更年輕的人呢？本質上，我們與萬事萬物有著更家常的潛在情義，我們是通俗世界的一部分，是這個平庸的時代造就了我們，而我們全部的工作就是改變這種平庸，直到時代最終把我們拋棄。”

毛尖（圖源：豆瓣）

這就像釗涵講到的，毛尖雖然跟日常生活的連接更加緊密，但她依然有想去批評的東西，但在這場活動的爭吵里，她差不多完全把自己放在了許知遠的對立面，而沒有談到更加深的她有所堅持的東西。

毛尖作為一個多面孔的人，她的本色到底是什么樣的？賀桂梅認為的毛尖本色會不會只是她想要從毛尖身上看到的那一面，而我們每個人想從這些在公共空間發表意見觀念的人身上看到的本色，可能都對應著我們的期望，他們變成了我們想要在網絡空間看到什么的投射，而在這場播客大會的活動上，我們正好需要這樣一個面孔的毛尖？

02 越來越接地氣的文化名人

丁欣雨：現在的學者除了主動發聲，很多還會被拉去提供其他功能。比如如果最近有影視作品跟什么議題相關，就會找學者參與首映活動，邀請學者是想要達到用理論背書來宣傳文化產品的效果。

李欣媛：我覺得某種程度上這種做法也是在給學者強化各種各樣的標簽，以此來希望他們的觀點和自己作品的主題達成一種契合。比如要辦一個關于劇集的活動，就去找毛尖，要是辦一個女性的活動，就去找戴錦華，辦一個法律的活動，就去找羅翔。

張釗涵：我感覺學者的公共發言有兩種，一種比如說和主流意識形態相違背的話，大家會罵你歪屁股，很多是人身攻擊。還有一種是你說了幾句話，媒體或者主辦方覺得很好，截出來給你做一分鐘的切片，每個人都在夸你，說你真是金句制造機，真是人間清醒，但這個東西非常碎片，省略了整個論述的過程和當時聊天的語境。目的也不是提供什么信息，而是想讓你知道你的情緒我懂，所以你愿意去轉發，本質上還是消費增值的邏輯。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戴錦華受邀出席電影《墜落的審判》首映現場，與導演對談（圖源：豆瓣）

這種無奈是一以貫之的，他們很難有真正的批判。平臺資本有自己的代言人，知識分子的社會位置本身已經面臨危機，他們一邊批評金錢至上和世風日下，一邊發現自己曾經奮力反抗的對象消失了，不再有具體的敵人，只剩下一種神圣的道德姿態。毛尖和許知遠的討論把重心放在“時代”是有問題的，他們都很取巧地回避了知識分子整個階層滑落的原因。

王鵬凱：播客《讀笨書Read or die》有一期節目叫“從項飆到袁長庚，誰能為當代生活做注”，講的是當下一些學者在公共空間的表現，里面有提到袁長庚，他是現在國內公共發言最活躍的人類學學者之一，很多人文相關的活動都會看到他是活動嘉賓。袁長庚包括之前的項飆，其實跟前面我們討論這么多的名人一樣，還是知識分子維度的，不是真正的流行文化，但他們為什么會在簡中互聯網如此受歡迎，是因為相較于其他知識分子來說他們更貼近大眾，或者說他們身上的某些特質，更容易被這個時代的公眾接受。

社會人類學教授項飆著名的“附近的消失”理論，已成近年互聯網人文領域熱詞（圖源：豆瓣）

當下的觀眾想要獲得對自己生活更深入的理解，同時又必須以一種比較安全的方式。觀眾的接受度其實是有限的，你需要在安全范圍內講出這些話。如果超出這個范圍，可能就會受到批評。

我認為毛尖就不是一個所謂“俏皮通貨膨脹”的人，她其實非常聰明，做B站賬號短短一年時間就積攢了非常高的關注度，她很清楚在輿論場里面說什么話，既能夠顯得自己很犀利，同時又很安全，就像我前面講到的安全范圍，她是能很精準地把握它的，這種人其實在當下很少。

丁欣雨：《中國新聞周刊》發了一篇文章，寫到最近小紅書有很多文化名人起號，發布一種AMA（我是xxx，ask me anyting，有問必答）的內容范式，有很多網友在評論區提問，生活太苦了怎么辦？天氣冷心情差怎么辦？他們親自下場一一解答，運用一點知識，也會用幽默表達來回應他們。這大概也能對應上許知遠所說的“接地氣”吧。即使是擁有很多知識儲備和文化資本的名人，我們跟他們的距離也沒有想象中那么遠，他們也跟我們一樣有平凡親民的一面。

AMA活動有眾多文化名人參與，如圖中政治哲學教授劉擎和詩人余秀華（圖源：小紅書）

《紐約客》一篇文章（The Scourge of "Relatability"）說到，接地氣的泛濫，需要警惕的在于，如果我們頻繁要求一個人或者一個作品是接地氣的，其實是在表達一種期望：希望這個文化產品或者名人言論是反映觀眾體驗的，希望作者可以替我們發聲。這個時候他們只是被視作獲得自我認同的一面鏡子，從中你可以認出你自己，但這是一種極其片面的體驗。“如果僅僅因為我們覺得某部作品無法以我們能夠輕易辨認的方式反映自身，僅僅因為某部作品需要我們積極動用想象力或喚醒同理心，就否定它，是我們自己的失敗。”

03 自我感動的精英，自我賦權的“俗咖”

丁欣雨：《我們為何迷戀真實》這本書里講到國外語境的一個術語叫作“流行文化擁護主義（poptimism）”，一開始出現在音樂領域，長久以來大家覺得搖滾或是類似的音樂形式是更加高尚，更能有音樂批評的空間的，但像流行音樂和口水歌之類，文化價值是被貶低的。

流行文化擁護主義就是在對抗這種搖滾主義（rockism），指出一些人喜歡搖滾，并不是真的熱愛搖滾樂，有的時候是把搖滾簡化成一種漫畫化的形象，作為炫耀或者標榜自己身份的標簽，另一方面也有身份政治的原因，過度關注高雅藝術，會疏遠一些受教育程度比較低的人，還會通過否定他們的品位來給他們造成實際傷害。流行文化擁護主義宣稱不應該存在所謂的高雅和低俗文化，我們只有文化。

書里講到一個轉向的例子是星巴克，一開始這種流水線式的連鎖咖啡店鋪被人批評，他們會去喝手沖，或是找到更稀罕的咖啡豆來抵抗這種千篇一律，但到現在很多人又正是因為星巴克是基礎款而去重新喝回它，因為這才是更貼近現實和大眾的飲料。抵抗所謂精致稀缺的審美是當下潮流的一部分。書里也發現，俗咖原本是用來貶損文化審美品位很低的負面詞匯，但現在會有一群人主動用俗咖來標簽自己，作為一種自我賦權的方式，我感覺周圍確實有這種傾向，跟許知遠說的“把俗當成一種真誠創作”也能呼應上。

《我們為何迷戀真實》
[英] 埃米莉·布特爾 著 馬雅 譯
廣東人民出版社·萬有引力 2025-10

李欣媛：這種討論我在電影節的活動上經常會看到，有的創作者覺得我們要迎合觀眾，要拍觀眾喜歡看的東西，但另一部分人就覺得我們要尋找觀眾，不能讓觀眾的看法來影響我們的創作，這兩派有的時候更趨近于商業片和文藝片之間的關系。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有些東西偏移了，一些人指責粗俗，有的時候這會驅使他們把一些東西弄得玄而又玄，這種現象正在蔓延。我在跟一些非常年輕的青年創作者聊天的時候，會發現他們這種意識非常明顯，一直在講風格藝術、內在情感，停不下來地自我感動，跟他們聊著聊著，我就會陷入一種虛無的狀態。

張釗涵：我想補充一下從文化知識領域角度討論這件事的語境。中國90年代的開啟很曲折，有些人覺得在社會氛圍沒有改變之前，這些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和學者不會有什么作為，當時有個親歷者的說法是，在政治上知識分子無所作為時，他們必須找到一個方式去安放自己的道德熱情。學術語言的開始，或說學術專業化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我們現在看到很多老一代人慣用的歐式長難句，其實是不得已而為之。

但現在學院里的一些青年老師，他們的語言依然是上一兩代人的模樣，他們受到教育的全部就是習得這樣一套語言。這些人的公共發言也不是出于真誠的困惑，而是為了完成師承下來的題目，這是不是也是一種媚俗呢？至少這是個很常見的投機方式。我們今天談到的這些公共發言的力量，無一例外都是五十歲往上的人，這里有一個代際問題，如果年輕一代沒有能力直接回應社會問題，還執著于用學院內的寫作方式介入社會批評，那么知識分子的想象恐怕還要被許知遠和毛尖占據。

王鵬凱：我前兩天看Netflix拍的《紐約客》100周年紀錄片。《紐約客》一直以來受到的一種批評是，覺得它太精英主義了，在紀錄片里，《紐約客》的一些作者回應了這個質疑。

紀錄片《紐約客：傳奇雜志百年史》海報（圖源：豆瓣）

其中一位是當下很受歡迎的非洲作家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她指出，很多對于精英主義的批評容易滑向一種反智主義，這是需要警惕的。她說，如果我們用一種復雜且深思熟慮的方式寫有關藝術、文學和政治的文章就是精英主義，如果每一件事情都去求真，想要聽到不同方面的聲音，這種對于深刻思考的追求就是精英主義，我們其實需要更多的精英主義。阿迪契的觀點還蠻坦誠的，精英主義不一定就是負面的，它也處在話語的爭奪中。

王百臻：前幾年曾經流行過一個詞，叫“祛魅”，在與祛魅相關聯的帖子下面，我所觀察到的是，這個說法很多時候指向了某種對精英主義范的、高度封裝的深層符號系統的解構。這樣做首先確實構成了一種“扳正”，其讓人能夠正視日常的文化消費模式，從而在某種程度上消融文化的階層之別。但另一方面，只依賴這樣的工具或許又會在另一個層面阻隔對話的發生，同時助長一種新成見。

譬如說，在文藝片和現代詩等重災區中，當我們遇到看不懂的東西，往往會快速形成或依賴一套所謂的“祛魅”話語，把某個對象粗暴地簡化為資本主義的游戲，或者是“圈內人”的自嗨，指責其愚昧大眾，而非真正擁有某種意義。回到我們開始的話題，剛才提到的“一切文化不分高低”當然是比較理想的一種狀態，但我們或許依然要警惕，在向這一目標努力的過程中，會不會出現另一種簡單粗暴地拒絕對話、拒絕理解的矯枉過正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