鹵菜店的退路，中產難尋

鹵菜店、理發店與“中產”的退路

我家住南京，四十多年了，眼看著城市長高、道路變寬，一些老面孔在變遷中消失，另一些卻像頑強的藤蔓，總能找到新的附著點，繼續生長。我家附近那家鹵菜店，就是這樣的存在。

我小時候，店主是對年輕夫妻，在逼仄的巷口忙得腳不沾地，斬鴨子，切豬頭肉，刀起刀落間是扎實的煙火氣。沒過幾年，他們蹣跚學步的兒子就成了店門口的常客。城市改造幾輪，小店挪過幾個地方，但總不出那一公里方圓。我看著那男孩從在店邊玩耍，到趴在案板一角寫作業，再到忙時幫著遞個袋子、找個零錢。后來我成家，住得遠了，偶爾回娘家，還能看見那熟悉的招牌，只是掌勺的依然是老夫妻，小伙子不見蹤影。

直到有一天，在我自家附近菜市場的新鹵菜攤上，我看到了一張熟悉又成熟了些的臉。一問，果然是他。他笑著說，老店爹媽守著，他中專畢業在外晃蕩了幾年，沒混出名堂，索性回來，租下這攤位，“還是干祖傳的營生。”語氣里沒有不甘，倒有種塵埃落定的踏實。

又過幾年，攤位上多了個漂亮姑娘，不常來，再后來，店里添了嬰兒車。我去買鹽水鴨，碰上孩子哭鬧，他一邊麻利地換尿不濕、沖奶粉，一邊連聲道歉：“稍等啊，馬上好。”我們這些老街坊都耐心等著，看他哄睡孩子，擦擦手，再回來操起油亮的刀。那畫面，比任何廣告都更有說服力。后來，攤位換成了臨街門面，媳婦也常年守在店里了，生意紅火，一個人忙不過來。最近一次見，店又擴大了，一個半大孩子正趴在桌上寫作業，有客人來，便熟練地把裝好的鹵菜遞過去。時光仿佛完成了一個循環。

他們是中產階級嗎？按流行的標準，恐怕不算。在許多人眼里，中產約等于高端職業——大學教師、律師、高級公務員、醫生。這些身份才配得上“體面”二字。然而，恰恰是這些“體面”人，內心常充滿焦慮。他們的職業門檻高，知識體系封閉，律師的案源、醫生的聲望、教授的圈子，這些核心資源幾乎無法直接讓子女繼承。可若撇開平臺光環，許多日常工作的技術含量，又未必真需要那么高的學歷門檻。時代的紅利讓他們過上了優渥的生活，但他們卻時常無力確保子女復制這種成功，焦慮便如影隨形。

他們的子女也焦慮，在“必須成功”的恐嚇中長大，卻可能連自己真正熱愛什么都不知道。反觀鹵菜店的小伙子，他說父母也曾盼他考大學、當公務員，他自己也出去闖過，發現不是那塊料后就回來了。即便在“折騰”的那幾年，他大概也不曾徹夜難眠，因為心底有條退路：“大不了，回去跟老子斬鴨子。”這份底氣，千金難買。

有人會說，做小生意多辛苦，風吹日曬，不如體制內安穩。這當然是實話，可問題在于，對絕大多數普通人而言，“公務員和斬鴨子”之間，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力。因此，這種家傳的生意，最寶貴的不是能賺多少錢，而是給了兩代人一種巨大的安全感。它是一條看得見的退路，一個溫暖的備用選項，讓孩子在探索世界時敢于試錯，讓父母在教育時少些歇斯底里。

這安全感，我還在小區那對理發師夫妻身上看到過。我從他們時髦的青年時代理到他們抱上外孫。他們店規明確：每周一休息，絕不加班。女兒上學，他們不“雞娃”，考得上就供，考不上就回來學理發。結果女兒爭氣，當了小學老師。老兩口如今樂呵呵地理發、帶外孫。他們的從容，源于手藝給予的、不受制于人的安定。

相比之下，我一位研究生同學的家庭，則是另一個故事。夫妻倆，一個是司法界精英，一個是高校科研骨干，可謂標準“中產”。他們的兒子，從小在“考不上好大學就完蛋”的恐嚇中長大，初中就被送入以高壓著稱的私立學校，經歷各種PUA（精神控制），父母在老師的焦慮傳遞下，將壓力加倍傾瀉到孩子身上。孩子最終在高考前精神崩潰，住進了腦科醫院。醫生說，每個這樣的孩子背后，都有一個問題更嚴重的家長。我同學曾痛苦地反問：我們投入了百萬培養他，若他最終只做個月薪三千的文員，那些付出算什么？孩子也無法理解：既然終點可能一樣，初中高中的苦意義何在？

這巨大的反差，核心就在于“退路”的有無。鹵菜店、理發店、不銹鋼門窗店（我曾見店主父子如何默契地解決我家露臺欄桿的難題）……這些看似不起眼的營生，是實實在在的產業，門道在日復一日的浸染中傳承。他們的子女，未必最終繼承，但多了一個堅實的選擇。而很多困于“體面”職業的中產，他們的路徑依賴太強，平臺資源無法世襲，就像建在沙上的高臺，害怕下一代會滑落，于是將焦慮化為枷鎖，最終可能壓垮了最想守護的人。

說到底，生活的智慧，或許不在于能攀多高，而在于在攀登時，心里是否知道，總有一個地方可以安全著陸。那條退路，是鹵菜刀下的篤定，是推子剪刀間的從容，是無數普通家庭最踏實的中流砥柱。在變幻的時代里，這或許比一個虛浮的“中產”標簽，更為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