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經濟學諾獎，證明了毛澤東思想的偉大！

01 2025年經濟學諾獎揭曉

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霍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們對“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的研究。

左起分別是喬爾·莫基爾、菲利普·阿吉翁、彼得·豪伊特。圖片來源：諾貝爾獎官網

其中一半獎金歸喬爾·莫基爾，表彰他“通過技術進步確定了持續增長的前提條件”。莫基爾揭示了科學突破與實際應用如何相互促進，形成一個自我驅動的過程，進而推動經濟持續增長。

另一半則由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共同獲得，表彰他們“通過創造性破壞實現持續增長的理論”。在1992年聯合發表的一篇論文中，他們解釋稱，增長是通過“創造性破壞”實現：創新就是不斷地從內部革新經濟結構，即不斷破壞舊的經濟結構，創造新的結構。

三人的工作，共同勾勒出一條從思想啟蒙到創新機制的清晰邏輯線索，揭示了經濟學中“增長”這一古老命題的本質：

知識是火種，創新是烈焰，毀滅是灰燼；

增長，是一次又一次在毀滅灰燼中的浴火重生！

莫基爾的核心思想，在于論證了有用知識( Useful Knowledge)、支持創新的文化，以及開放包容的制度三者協同演化，共同構成了經濟實現持續增長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

根據莫基爾的理論，持續的創新和經濟增長并非理所當然，它深深依賴于一個珍視知識、開放包容、并能有效化解創新過程中內在沖突的脆弱生態系統。

有用知識分為關于自然規律的命題知識（是什么，為什么，即自然科學）和關于技術實踐的指令知識（怎么做，即技術），兩種知識之間存在動態的、相互強化的關系。

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之所以能夠打破數千年以來的增長天花板，引發持續的經濟增長，關鍵在于命題性知識和指令性知識之間，首次建立了強大而持續的正反饋循環。

在工業革命之前，技術進步多依賴工匠的經驗摸索，帶有偶然性且難以推廣。而在此之后，科學理解能系統地指導技術發明（如運用電磁理論制造發電機），而技術實踐中遇到的挑戰和獲得的新數據，又會催生更深入的科學研究（為改進蒸汽機效率而推動熱力學發展）。這個不斷加速的循環，成為現代經濟增長的核心引擎。

莫基爾的理論不僅可以解釋，為何工業革命發生于十八世紀的英國而不是其他國家，也可以解釋，為何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可以后來居上，反超頭號經濟強國美國。

當美國將大部分產業體系轉移到中國，而技術是依附于產業體系之上，這就導致美國本土的命題知識（科學）和指令知識（技術）之間的相互正反饋閉環變得越來越弱，而中國兩種知識的正反饋閉環不斷加強，而且不斷加速，產生遠超過美國的增長動能。

阿吉翁和豪伊特的“創造性破壞”理論并非原創，早在1912年就由約瑟夫·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提出，只不過由于缺乏數學模型支持，一直沒能進入主流經濟學的殿堂。1992年兩人合作發表《基于創造性毀滅的增長》（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一文，建立起“熊彼特增長模型”（Schumpeterian Growth Model）。

在這篇奠基性論文中，技術被形式化為經濟生產中最關鍵的中間投入品，產品生產依賴于這些技術。企業一旦掌握生產技術，便擁有市場力量，獲取壟斷利潤。

在這一模型中，技術進步通過新技術對舊技術的替代實現，而獲取新技術的唯一方式是進行研發（R&D）投入。研發被設定為一個帶有隨機性的過程，其成功與否并不確定。一旦研發成功，新的、更優技術就會出現，舊技術隨之被淘汰。

競爭與創新之間存在一種倒U型關系：當競爭程度在某一臨界點之前上升時，有助于激發創新；但一旦超過該閾值，創新反而受到抑制。

在“創造性毀滅”框架下，技術革新的作用并非總是正向的，而是一柄雙刃劍：

一方面，更新技術提升了經濟的長期增長潛力，使發展更為可持續；

另一方面，舊技術被淘汰，會對掌握舊技術的企業及相關利益集團帶來沖擊，導致社會的不穩定。

社會整體福利的變化，取決于這兩種效應的相對強度。

“創造性毀滅”理論可以有效地解釋，為何原本技術領先的美國，卻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競爭中敗給中國。

第三次工業革命（信息技術革命）誕生于美國，產生了全新的IT技術產業，孕育了今天的“美股七巨頭”（Magnificent Seven）或“Big Seven”，這些IT巨頭的市值普遍超萬億美元，甚至數萬億，相對于二十多年前平均市值幾百億的美股巨頭，體量膨脹了上百倍之多！

但是，由于資本的逐利性，全社會的資本和資源大都被吸納到新型的IT科技產業，以追求超額回報，傳統產業則持續失血，不得不向外轉移，其中大部分轉移到中國。由此導致美國產業的空心化，以及金融和IT科技的過分繁榮乃至泡沫化，從而導致經濟系統的整體凋零，后繼發展乏力。今天美國AI產業雖然高度繁榮，缺乏傳統產業應用場景以及電力能源的支持，只能不斷泡沫化，以及進一步吹大泡沫，就是明證。

反觀中國，始終堅持“科技為第一生產力”，堅持以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求為最高目標，由國家承擔“創造性破壞”帶來的負面效應。在IT產業奮起直追的同時，仍然堅持向落后地區、傳統產業持續投資，并實現IT技術向其他產業的賦能，實現光伏新能源、電動汽車、新材料、智慧農業等產業的全面崛起，這些產業又給AI技術提供了豐富的落地場景，從而實現AI產業和傳統產業的相互促進以及可持續增長。

諾貝爾經濟學獎設立于1968年，瑞典中央銀行于其成立300周年設立，是唯一一個不是根據創始人阿爾弗雷德·諾貝爾（Alfred Nobel）遺愿設立的獎項，過去幾十年的頒獎如同三國鼎立，由凱恩斯學派、芝加哥學派、新古典主義學派以及群雄（其他小學派）瓜分，其中大部分諾獎得主來自美國。

正可謂“仙之人兮列如麻”，眾多杰出的獲得諾獎的美國經濟學家，成功地把美國經濟給搞垮了。

2025年，在中美競爭勝負已分的時刻，經濟學諾獎委員會終于將經濟學諾獎頒給熊彼特學派，只能說

“國之將死，其言也真”！

讓我們回顧兩百年來，幾個代表性的經濟學家關于增長的爭論，理解其背后的深刻邏輯。

02 馬爾薩斯人口論：人是最大負擔

十九世紀中葉，英國通過工業革命躍居為歐洲霸主。

羊吃人，就是“創造性破壞”的典型表現：

對內無情摧毀以土地為中心的舊生產關系，令大量中小地主破產，將農民從土地上剝離出來，將這些土地、人口和資本作為工業機器的養料；

對外進行戰爭和征服，將更多的原料、人口、市場卷入進來，以滿足煤鐵工業怪獸的貪婪胃口。

英國的成功帶有深刻的道德悖論：工業發展必然會破壞原有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導致底層民眾陷入悲慘的境地。依照傳統倫理，政府應當為人民生活背負責任，有義務改善他們的生存狀況。

資產階級專政的英國，做法反其道而行之，出臺一系列有利于更加殘酷剝削工人的法案，在工業中心曼徹斯特，工人變成了消耗品，嚴酷的勞動強度之下，基本三年就會徹底摧毀一個人的健康。同時，大量底層人口被政府當成垃圾丟到海外殖民地，令其自生自滅。英國勞動群眾反對失業和貧困的斗爭日趨高漲。

英國牧師馬爾薩斯于1798年寫出《人口論》，為英國統治階級的殘酷做法進行辯護。馬爾薩斯直言不諱地說，他所揭示的“真理”的效用在于，使下層階級“永遠不易受到煽動性出版物的影響”，讓上層階級“無須擔心那種革命的過火行為”。

人口論基于如下三條假設：

如沒有限制，人口以指數增長，如下圖紅線所示；

食物供應呈現線性增長。如下圖黑線所示；

人類要靠進食維持生存。

由于指數函數必然會超越線性函數的增長，必然會出現人口超過資源承載的情況。上圖中的交叉點就是社會經濟所能承受的人口的最大值，人口超過這個數值，就會出現災難性事件使人口減少。這個點被稱為馬爾薩斯陷阱的人口天花板，或簡稱為“馬爾薩斯陷阱”。

中國歷史上出現的王朝周期律，本質上就是馬爾薩斯陷阱的體現。

馬爾薩斯的主張有以下幾點：

1、極力鼓吹私有制，因為私有制可以有效控制人口增長。

馬爾薩斯認為，社會中的貧窮和罪惡，并不是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造成的，而是人口規律作用的結果。廢除財產私有制，實行婚姻自由，改善和提高人們的生活，勢必刺激人口增加，最終使建立起來的平等社會制度趨于瓦解。

只有保持財產私有制以及各人擔負起養育自己孩子的責任，才能使人們自制，不至于生殖過多的子女?！?strong>財產私有制是出自人性的人口自然規律的支配而產生，它是永恒存在而不能被推翻的。”

這句話才是“私有制”立論的真正基礎。這也成為如今發達國家人口空心化的罪魁禍首。

2、縮減工人福利，竭力反對英國的濟貧法和增加工人工資。

馬爾薩斯宣揚，貧民產生的原因是他自身貧困，救濟的手段在他自己身上，而不在于別人，政府和社會對此是完全無力的；濟貧法給予窮人以福利，使不能獨立維持家庭的人也將結婚，生育子女，這是供養貧民以創造更多的貧民。

根據馬爾薩斯的觀點，富人殘酷剝削窮人才是“替天行道”。私有制是天經地義的，資本家也沒有任何義務救濟窮人，給工人加工資。如果違反，反而會引發更加嚴重的社會災難（即馬爾薩斯陷阱）。

馬爾薩斯把赤裸裸地為資本主義辯護以及道德甩鍋的行為，變得如此義正言辭清新脫俗，讓資產階級既當了婊子還立了個巨大無比的牌坊。這本書讓不愿意背負道德枷鎖的新一代資本家們如釋重負，如獲至寶，打心眼里感到舒坦，每個毛孔都如此地輕松愜意。

1805年，馬爾薩斯憑借人口論的巨大影響，成為英國第一位（也是世界上第一位）經濟學教授，執教于英國東印度公司學院。

英國東印度公司將馬爾薩斯的理論應用于對印度的殖民，將良田都用來種植罌粟，向中國傾銷鴉片，制造了多起餓死千萬人的印度大饑荒。

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鴉片倉庫

馬爾薩斯人口論，才是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真正鼻祖，直到今天，仍然是其最重要的精神內核，沒有之一。比如，代號為盎格魯撒克遜計劃的“世界人口清除計劃”，指導思想依然是馬爾薩斯人口論。

2020年，英國仍然應用馬爾薩斯的力量來指導英國進行“群體免疫”，曾經鬧得沸沸揚揚的國外NGO出錢，國內某些科普大V發聲宣傳“中國人吃海鮮對不起世界”，中國人吃肉就會導致亞馬遜雨林遭殃等奇談怪論，思想源頭都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

兩百年來，馬爾薩斯可謂毀人不倦，碩果累累，罄竹難書。

人口論的實質，是將資本增殖作為經濟發展的核心目標，將人作為為資本服務的工具，把人類道德的溫情徹底踩碎，解除了人類心底潛藏的“貪婪”魔鬼的所有枷鎖，使其披著“自由”的外衣自由地肆虐。

由于馬爾薩斯的理論過于殘酷，人們才把倫理學教授亞當·斯密推上前臺，將其奉為古典經濟學的開創者。

03 馬克思資本論：資本才是萬惡之源！

英國工業革命爆發后，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都面臨一個重大危機：

要么在戰爭中取勝，由此進入戰爭勝利與工業化發展的良性循環；

要么在戰爭中敗北，由此進入戰爭失敗與殖民地危機的惡行循環。

馬克思的故鄉德意志，從長期追求自由但又四分五裂的局面中驚醒過來，開始在外部壓力之下進行內部整合。德意志容克地主不是被剝奪的對象，而成為推動工業化的主導者，對底層人民的殘酷壓迫與英國又異曲同工，由此導致下層勞動人民生活的赤貧化日益加劇。

馬克思從現象挖掘背后的本質，最終寫下了名著《資本論》。資本論揭示了資本運行的基本規律，指出工人階級之所以處境悲慘，是因為他們的勞動成果被資本家通過資本障眼法剝奪了。馬克思認為只有通過階級斗爭，才能打碎資本套在人頭上的枷鎖，實現人的真正自由。

馬克思資本論，一方面是對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深刻批判，另一方面，其思想也是對人口論的繼承和發展。

人口論揭示的基本規律，其實是系統運行的基本規律——邏輯斯蒂曲線。

邏輯斯蒂曲線在商業上就是大名鼎鼎的S曲線，在產業上就是產業生命周期曲線。生物個體生長，種群增長，技術、產品、業務、公司乃至經濟系統的發展歷程，都會呈現出S型的發展軌跡，這是系統發展的普遍規律。

人口論告訴我們，人口增長和生存資料的有限性這一對沖突，必然導致嚴峻的種內競爭。達爾文正是受此啟發，將人口論應用于生物界，提出進化論的核心觀點：無時不刻不在進行的生存競爭，成為推動生物進化（物種創新）的動力。馬克思則進一步在進化論的啟發下，發展出了資本論的思想。

根據達爾文進化論，在自然生態系統中，幾乎每一個物種都會面臨生存資料極為有限的情況，同一物種的不同個體為了爭奪有限的生存資料，每時每刻都在進行著“種內競爭”。這種競爭壓力使得物種內不同個體的差異性放大，其中有利于生存繁衍的特征在競爭中得到強化，進而誕生新的物種，打破原有的均衡。

進化的結果，就是跨越S曲線，重啟增長。生物進化平移到人類世界，對應物是創新，尤其是技術創新。創新的目的，也是跨越S曲線，重啟增長。創新是打破馬爾薩斯陷阱的關鍵鑰匙。

人口論是一個偉大的洞見，但是它忽視了創新，更忽視了人在創新中的決定性作用。

用經濟學觀點看，所謂馬爾薩斯陷阱，其實是需求過剩而供給不足，兩者之間巨大落差導致了一場經濟危機。農業時代的治亂循環，就是經濟危機導致的社會崩盤與重建。

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是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供給極大過剩，與馬爾薩斯陷阱的供需矛盾正好相反。兩者表現雖然極為不同，但是底層規律是一致的。

市場經濟環境下，需求和供給之間相互激發，需求需要對應的供給，供給也需要對應的需求，沒有需求的供給是毫無意義的。供給和需求兩者之間具有對易性（commutability），也就是需求和供給如果對換位置，并不會使得規律失效。

馬克思正是將馬爾薩斯人口論進行了供需對易，發現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普遍規律。馬克思認為，工人人口在生產出資本積累的同時，以日益擴大的規模，生產出使他們自身成為相對過剩人口的手段，這就是資本主義特有的人口規律。

資本論研究的是人類社會（生產關系）的進化過程，競爭是推動進化的核心要素（“一切的歷史都是斗爭的歷史”），競爭推動技術創新（即生產力進步）的產生，技術創新推動生產關系的改變（即重建新的生態平衡）。

想要徹底埋葬資本主義，不是簡單地將其砸碎，而是要創造出一種更加高效的經濟系統取而代之。

馬克思僅僅完成了第一步，并沒有完成其為偉大理想，在完成了資本論第一卷的出版，在繼續撰寫資本論后續篇章的過程中溘然長逝。

社會主義實踐先行者蘇聯，相當于只是拿到了半本《九陰真經》就開練，通過社會革命砸碎了一個舊世界，但是不能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加有利于創新的社會形態，最終被歷史所淘汰。

04 熊彼特經濟學：創新是增長的唯一引擎

在馬克思永遠停止思想的1883年，另兩個偉大思想家像是“接力跑”般地誕生了，一位是梅納德·凱恩斯（1883—1946），另一位是約瑟夫·熊彼特（1883—1950）。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對馬克思身后未盡的問題，繼續尋找答案。

經濟模型的三要素是供給、需求和連接。

馬爾薩斯論證了供給總是不足，馬克思論證需求不足才致命，凱恩斯則通過貨幣和債務手段，強化供需之間的連接手段，掩蓋供需不平衡造成的內在矛盾。

凱恩斯是典型的治標不治本的西醫療法，見效快，對于危機迫在眉睫的資本主義社會無異于救命稻草。在大蕭條之后，凱恩斯的理論掀起了“凱恩斯革命”，為其續命幾十年。

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認為創新是增長的唯一動力，是固本培元之策，卻長期被邊緣化，始終被排斥在主流經濟學界之外。

在中國，熊彼特通常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理由是熊彼特生前最后一本書《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曾經對馬克思做出過批判。

但實際上，熊彼特才是馬克思經濟學的真正衣缽傳人。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不是教條地全盤接受馬克思的思想，而是批判性地繼承，與時俱進。

《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這本書，是向馬克思的致敬之作。熊彼特認為，馬克思是一位偉大的先知和預言家，他預言了資本主義必將毀滅，社會主義必將到來。但是，馬克思雖然預言了結果，說錯了實現路徑。

埋葬資本主義的并非是工人階級發動的社會革命，而是資本主義自身孕育的“創造性破壞”力量，隨著一次次破壞將變得越來越強，最終將毀滅資本主義自身，社會主義將在資本主義的廢墟中浴火重生！

熊彼特

有人反駁熊彼特，既然你說創新是經濟發展的唯一動力因，而資本主義所鼓吹的自由競爭又是創新的溫床，資本主義應當永遠存續下去才對?。?/p>

由于時代局限，熊彼特沒有辦法把這個問題解釋清楚。

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價值觀和生產方式，必然會導致其陷入自我毀滅的境地。但是他的著作過于艱深晦澀，一般人很難讀懂。而且他所生活的時代，仍然是工業化大生產蓬勃發展的時代，資本主義的癥結并未充分暴露，熊彼特也只能預測大致方向，無法精確描述資本主義走向自我毀滅的具體路徑。

05 資本主義的死結：阻礙創新！

熊彼特去世半個世紀之后，哈佛商學院教授克萊頓·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所撰寫的《創新者的窘境》，生動地說明資本主義抑制創新的機制。

克里斯坦森

長期以來，困擾商業界的一個重大問題，克里斯坦森將其定義為“創新者的窘境”：

為什么管理良好、一直努力做到最好的企業，反而會遭遇失敗？

表面上，“創新者的窘境”面對的是技術創新方面的問題，但實際上問題并不是出在技術本身，而是利益分配上。

任何社會，總是富人占極少數，窮人占大多數，用戶的分布也遵循同樣的規律。這就決定了優勢企業為了提高利潤率，總是向頭部客戶聚焦，放棄了大量的長尾用戶，同時給后來者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空間。

破壞性創新技術在短期內不符合頭部用戶的需求，也就意味著開發這些產品，就會在一段時期內，對主流產品的銷售產生負面影響。換句話說，會使得企業短期內的利潤率下降，因此優勢企業不可能對其大舉投資。

特別是原有主流業務模式早已成熟，又占有優勢，相當于躺著掙錢；探索新業務需要資源投入，結果未知，還會損害主流業務的盈利。

優勢企業的組織架構，人員配比、利益流向，都是與主流產品相適應，并對其產生了巨大的依賴性。企業從上到下所有的績效評價，都與利潤率掛鉤。

俗話說：“擋人錢財，如殺人父母”。進行破壞性創新，相當于“自損財路”，誰會愿意干這種費力不討好的事情？

就算CEO高瞻遠矚，看到了戰略未來，但是企業的董事會、高管、中層以及員工從各自的短期利益出發，都會想盡各種辦法施以阻撓，令變革泡湯或流于形式。

就如同劍齒虎與猛犸象共存亡一樣，這種被稱作“價值網依賴”的強力依賴，會使得優勢企業絕難主動進行變革，將重點轉移到“破壞性創新”，雖然它代表了未來。

克里斯坦森在去世前幾年又寫了一篇文章，揭露了“資本主義窘境”，比“創新者窘境”更加無解。

該文的主要觀點是：公司運用現行金融市場和公司使用的評估標準的結果，就是讓縮減工作崗位的創新（節約當下的資本），比創造就業機會的創新（提升未來的資本回報）更具吸引力。

這種標準來自一種過時的假設：資本是一種“稀缺資源”，人們應該不惜一切代價保護資本。

然而實際情況是：資本早已不再是稀缺資源，而是出于嚴重過剩狀態，美國股市總市值約為66.74萬億美元，是2024年美國GDP的229%，美國企業擁有數萬億美元的現金儲備，卻不進行有效投資。

換句話說，用于連接供給和需求的貨幣資本，早已嚴重過剩，不得不進行金融空轉，金融泡沫越吹越大，供給和需求陷入雙雙萎縮的狀態。

克里斯坦森認為，吸引并有效配置人才，進而抓住發展機遇的能力才是當今真正的稀缺資源。創新的出發點要從創造資本回報，轉向創造就業機會，吸引人才，從“以資本為中心”轉變成“以人為中心”。

這一轉變，正是馬爾薩斯和馬克思最大的分歧，也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根本分歧：

經濟發展的目的，到底是為資本服務，還是為人服務？

資本主義發展到今天，已經成為創新最大的敵人，成為人類社會進一步向前發展最大阻礙。

在資本主義范圍內，已經無法找到問題的解藥，只會出現越來越多的諾基亞CEO那句著名的言論：

我們不知道做錯了什么，但是我們輸了。

全世界都被引入歧途，為何中國卻走在相對正確的道路上？

因為早在幾十年前的革命戰爭年代，偉大的教員早已揭示：

為人民服務！

教員早就告訴我們，“為人民服務”，不僅是革命戰爭年代的致勝法寶，也是實現經濟發展的終極武器！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