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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沒有國王。
這是700萬抗議者在10月18日高舉的口號,也是這個國家建國兩個多世紀以來的制度信條。而現在,他們必須走上街頭,再次捍衛這條原則。
一邊是聯邦政府“停擺”18天,一邊是特朗普執政后最大規模的示威浪潮,抗議者舉著“我們人民”的憲法橫幅,抗議總統派兵進入洛杉磯和芝加哥。在美國現代史上,“軍隊進城”從不是尋常圖景。
這不是抗議某個法案,也不是對單一政策的爭論。這是一場瞄準“制度本身”的反抗。而對全球市場來說,一個信號正愈發強烈:這個曾以制度穩定性為錨的國家,是否正在失去“可預期性”?
一:制度震蕩正在撕裂“美式合法性”:一場不止于特朗普的反抗
10月18日,美國爆發了近年來規模最大的全國性抗議浪潮。據“無國王(No Kings)”抗議組織者公布的數據,當天共有超過2700場集會在全美50個州同步舉行,參與人數近700萬。紐約時代廣場、波士頓公園、芝加哥格蘭特公園、舊金山海灘,甚至德克薩斯、佛羅里達等紅州州議會前,抗議者舉著“我們人民(We the People)”的憲法橫幅,高呼“特朗普不是國王”,聲浪席卷了整個國家,也成為繼總統特朗普2025年再度就職以來,最激烈的一次體制性對抗。
不同于2016年后的“女性大游行”或2020年的“黑人生命至上”運動,這次抗議沒有“事件導火索”或具體訴求,而是以一種“制度反彈”的形式爆發。其情緒底色,是對總統個人權力邊界的恐懼。從派遣國民警衛隊進駐芝加哥、洛杉磯、波特蘭等藍州城市,到以“國家安全”為由擴大對無證移民的拘捕權限,再到政府連續“停擺”超過兩周、關鍵預算法案在國會遭遇僵局,一系列超越制度制衡、繞開正常程序的執政動作,正在改變公眾對“聯邦政府運作方式”的認知。
抗議口號“不歡迎王權”(No Kings)所傳遞的信息,是對“總統成為主權者”的本能排斥。美國作為一個憲政共和國,其合法性基礎建立在“法律優于個體”“三權彼此制衡”的共識上,而非任何領導人的“個體意志”。如今,數百萬民眾走上街頭,不是為了反對某個法案或某項稅率,而是在表達一種對“權力架構被繞過”的集體焦慮。
正如一位參加華盛頓游行的海軍陸戰隊退伍軍人所言:“我們為捍衛憲法而戰,而不是為一個人服務。”這場抗議最特殊之處,在于它喚起了跨派別的結構性不安。大量從未參與政治表達的普通民眾、企業員工、退役軍人、移民二代,乃至曾投票支持共和黨的選民,都在此次抗議中發聲。他們的情緒,超越了黨派立場,而是指向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美國聯邦政府是否仍然以“制度本身”為運作基礎?還是已經滑向了“依賴個人意志治理”的灰色地帶?
這種“制度合法性”的動搖感,才是這場抗議的真正核心。若說過去的游行是“對政策方向的爭執”,那么今天的怒火,更多是對“治理邊界”本身的質疑。特朗普是否違憲,法院可以裁定;但公眾是否認同“制度仍可信”,才是真正決定美國能否保持穩定的底層變量。
而正是這種變量,正在成為全球投資者最為警惕的不確定性來源。過去幾十年里,無論黨派如何更迭,美國市場之所以被視為全球資本的避風港,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其制度的“中性”“可預期”與“反復校正能力”。但當700萬人走上街頭呼喊“沒有國王”,這個邏輯鏈條本身開始被挑戰。更關鍵的是,這一次,挑戰的不是外部沖擊,不是恐怖襲擊,也不是金融危機,而是由國家最高權力執行層本身所引發。
抗議中出現的象征物也釋放出一種超越尋常抗議的文化意義:美國憲法序言被打印成巨型橫幅,供民眾簽名留言;身著青蛙氣球服的年輕人成為游行標志,象征網絡與現實動員的融合;示威隊伍中響起的不是政策口號,而是復讀“我們人民”的憲政語句。整個社會仿佛在進行一場“關于國家底層契約的自我復讀”。
當制度認同不再穩固,法治精神開始被質疑,即便再強的美元、再穩的國債、再繁榮的股市,也可能陷入一種“外表穩定、內核松動”的結構性風險中。
02:從政治沖突到市場定價的新變量
制度的不確定性,往往不是在憲法法條中爆炸,而是在最日常的國家運行機制中悄然坍塌。如今,美國聯邦政府“停擺”已經進入第18天,超過80萬個政府崗位停薪,國家公園關閉,司法系統削減開庭,FDA藥品審批、農業補貼發放、退伍軍人事務服務等關鍵職能陷入半癱瘓。抗議浪潮與聯邦預算僵局交疊發生,讓這場政治危機不僅僅是“象征性動蕩”,而是正在侵蝕政府作為“經濟協調者”的能力。
2025年的這場停擺之所以特別敏感,在于它并非技術性財政爭執,而是完全嵌套于總統意志主導下的政治僵局。白宮與國會的對抗已經從“預算分歧”升級為“制度合圍”——總統在國會尚未通過撥款法案的前提下,依靠行政命令調撥國防預算、命令海關強制執行邊境政策、并派遣國民警衛隊進入反對黨主政的城市維穩。這些動作不只是刺激了抗議情緒,更打破了華爾街長久以來依賴的“政策可預期性”。
從金融市場的角度看,美國的“信用錨”并不只來自其全球最大經濟體的地位,而更來自聯邦政府制度的穩定性——政府永遠不會違約,國家預算永遠會找到妥協路線,行政執行總能順利落地。這種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政府功能常態”,正被特朗普政府的執政方式反復挑戰。
市場已經在做出反應。10月以來,美國長期國債收益率小幅攀升,隱含波動率回升至近兩個月高點。雖然尚未形成大規模資本外逃或拋售浪潮,但機構資金已明顯趨于謹慎,部分投資者開始重新評估“美債是否依然是絕對無風險資產”。穆迪分析甚至警告稱,如果聯邦政府在停擺狀態下無法按時履行債務服務或合同支付,將首次對美債信用等級構成“實際風險”。
而比債務風險更隱蔽的,是“軍隊進城”對城市經濟運轉秩序的干擾。在洛杉磯、芝加哥、波特蘭等地,國民警衛隊在未獲得州政府請求的前提下進入城市,造成多項本地政府服務暫時中斷,也對居民出行、零售、教育系統等造成了連鎖干擾。尤其在移民聚居區,大量居民因擔心遭遇即刻拘押而不敢出門消費、上班,地方企業主投訴“消費斷層”明顯。這種“聯邦行為干擾地方經濟”的趨勢,正在引發企業、地方政府和金融市場對“中央-地方關系失調”的連鎖焦慮。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資本市場內部正在呈現“去風險再定價”的趨勢。大型跨國企業正在調整對美投資模型,不少新興產業選擇將部分供應鏈遷往加拿大、墨西哥等鄰近低風險區,以規避未來潛在的政策不確定性。金融市場也開始悄然調整對美風險因子的權重。一些對沖基金和養老金管理機構在其投資框架中,加入了“政治制度穩定性評分”因子,并提升了政治事件的風險敞口估值。
與此同時,美國科技與軍工板塊短期獲得一定支撐,因為軍隊調動與政府執法擴張往往會帶來短期的政府采購增量。但這更像是一種“危機套利”,而非基于經濟基本面的穩健增長。一旦聯邦預算長期無解,政府支出能力本身將受到削弱,防務與執法類開支也難以持續。
更深層的傳導,則是制度信心對私人投資與居民消費的打擊。從房地產市場到新興創業融資,從教育開支到醫療投入,經濟行為的前提是“制度穩定”,而不是“權力隨機”。當普通民眾開始隨身攜帶護照,以證明自己是美國公民,以防街頭被抓,這種社會心理已不是某項政策引發的擔憂,而是“政權信任危機”帶來的集體防御。
美國長久以來被稱作“制度紅利的國家”——政策是規則主導、政府是理性執行者、民主制度自帶糾偏機制。但當聯邦政府可以用行政令繞過議會、用軍隊干預地方、用危機名義擴張權力時,市場也將不得不重新定價所謂的“制度紅利”。這不只是美國政治的轉折點,也可能成為金融市場信仰松動的起點。
03:美元神話正在松動?當“制度紅利”不再,美國的信用還能撐多久
在現代國際金融體系中,美國始終被視作“最后的錨”。這個錨不是一紙貨幣兌換協議,也不是某場經濟奇跡,而是一種貫穿建國邏輯至今的制度穩定性——民主制衡、司法獨立、政府運轉高效、政策制定受控于常識與協商。這是全球資本長期選擇以美元為核心資產配置邏輯的底層共識。
但這一共識,正被10月18日的700萬人上街撼動。
抗議活動爆發后,巴黎、柏林、斯德哥爾摩等歐美城市出現“聲援美國人民”的集會,許多歐洲輿論將特朗普的執政模式與“后民主時代”的威權治理相提并論。法國《世界報》評論稱:“如果美國開始質疑其制度的合法性,整個西方自由主義秩序的根基都將松動。”英國《金融時報》則在社論中警告:“資本不會永遠相信美國在全球的制度優勢,它正在尋找Plan B。”
這種全球資本情緒的微妙變化,最直接的體現就是:美元仍強,但已經不再“無敵”。雖然美元指數(DXY)在短期內依然堅挺,但其作為全球無風險利率錨定物的“信仰強度”已在悄然削弱。部分央行已在增持黃金和非美元貨幣資產,部分主權財富基金正在重新評估美國資產的占比,甚至連東南亞與中東的新興經濟體也開始主動探索多元結算機制,減少對美元的依賴。
當制度信任被動搖,投資者開始重新界定“可控風險”與“系統性風險”的邊界。在傳統認知中,美國內政問題往往被視為“輿論事件”,不會上升至宏觀系統風險層面。但如今,政令不暢、預算停擺、軍隊內用與移民執法濫權的組合,被越來越多機構歸入“制度紊亂風險”(institutional disorder risk)分類。這種風險不是基于經濟數據,而是基于“國家治理能力的可預測性”——一旦這個預測模型失效,資產估值將失去錨定點。
全球資本的警覺也體現在投資行為上。包括瑞銀、安本、橋水在內的多家資產管理機構近期開始增持非美發達國家主權債券,轉向加拿大、澳大利亞、挪威等政治風險低、制度穩定性高的區域;同時,美股ETF的海外申購流速趨緩,避險屬性的黃金和瑞士法郎在過去一個月悄然走強。這些資金行為沒有明顯劇烈波動,但趨勢已顯。
更關鍵的是,美債的“政治風險折價”開始被量化建模。部分對沖基金與評級機構,已在內部試圖引入“美式治理效率指數”或“政策不確定性因子”作為風險模型變量之一。這種建模,意味著市場已經不再默認美國為“絕對理性國家”,而是作為一個“可能出現非線性政治擾動”的經濟體來重新估值。
不僅是金融,地緣戰略格局也在發生裂變。以往美國制度被視為“軟實力”的標桿,如今正在失去道義制高點。中國、俄羅斯、中東國家在聯合國與區域論壇上,頻頻借美國“軍隊鎮壓抗議”的現實,反向質疑其人權與民主話語權的雙標;而歐盟內部,則出現“去美國依賴”的制度化聲音。此時此刻,美國所面臨的并非一場“國內危機”,而是一次“全球敘事失速”——曾經被全球信仰的制度模板,正面臨自身信任的崩塌考驗。
這對全球資產配置者意味著什么?
或許,并不是要徹底“拋棄美國”,而是必須接受一個新現實:未來的美國資產,不再是制度紅利的確定性代表,而是一種需加權“制度風險溢價”的復雜估值對象。金融世界將不得不從“信仰交易”轉向“結構性篩選”,在擁擠的美國資產池中,重新識別哪些具備真正穿越制度周期的內在韌性。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場抗議的真正影響,不是政治口號的高低,不是特朗普的支持率起伏,而是全球資本開始對“美式制度”的想象力,出現斷裂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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