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帝國，陷入死局

被關押四年后，文天祥最后一次接受審問。

在過去的四年里，元朝三番五次勸降文天祥，但得到的答案，都是堅決的回絕。此時，崖山海戰已經落幕，元世祖忽必烈決定召見文天祥，親自招降這位硬骨頭的對手。

文天祥見到忽必烈后，依然正氣凜然地說：“我受大宋的恩惠，官為宰相，安能投降二主！愿賜之一死足矣！”

忽必烈戎馬一生，在戰場上打敗的人數不勝數，卻永遠無法戰勝文天祥的氣節。忽必烈揮揮手，本來要把文天祥趕回大牢，但身邊的人建議他同意文天祥的請求，了卻這位宋朝遺臣的心愿。

不久后，文天祥從容就義。臨刑前，他向著南方故國的方向鄭重跪拜，從容不迫地說：“吾事畢矣！”

自從踏上中原的那一刻起，忽必烈便為漢人的文化所深深折服，而軍事方面，宋蒙戰爭中，南宋曾奮起抵抗，帶給蒙元軍隊前所未有的阻礙，直到崖山之戰，南宋君臣子民以悲壯的方式宣告一個王朝的滅亡，想必后來的文天祥之死也給忽必烈的內心帶來同樣的震撼。

元朝，這個建立于殘酷戰爭之上的新王朝，在中國終結了自唐末以來分裂割據、政權并立的局面，重現南北歸一的大一統，同時，坐江山的元朝皇帝吸收宋、金制度，建立起一個用夏變夷、二元混合的政治格局，后世雖對此褒貶不一，但也在不經意間繼承了元朝的部分遺產。

▲元世祖忽必烈。圖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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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的政治生涯，正是一個由蒙古宗王蛻變為中國皇帝的過程。

當初，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建立起空前龐大的蒙古帝國，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將權力牢牢掌握在他和他的“黃金家族”手中，明確大汗必須出自成吉思汗的子孫，有效地避免此前部落林立的局面。

但是，在蒙古帝國時期，汗位繼承制度仍延續部落時期的做法，由“忽里勒臺”推選出蒙古大汗的人選。忽里勒臺，蒙語意思是“聚會”，源自部落時期的議事傳統，由各部首領、貴族組成，負責軍事決策、制定政策、分配戰利品，乃至推舉大汗等要務。

成吉思汗以為，他的子孫后代終將團結一致，共同維護他們打下的遼闊土地，卻不曾想，權力和欲望很快讓黃金家族分崩離析。

1227年，成吉思汗臨死前宣布第三子窩闊臺為繼承人，理由是窩闊臺“有寬弘之量，忠恕之心”，能善待他的兄弟、子侄。于是，由黃金家族成員和其他蒙古貴族組成的忽里勒臺奉“遺詔”，推舉窩闊臺為大汗。然而，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由上一任大汗指定繼承人并通過忽里勒臺共同推舉的汗位繼承就只有這一次。

窩闊臺在位時，繼承父親的軍事方略，消滅了蒙古的世仇金國，繼續發兵西征中亞、歐洲，并與南宋在荊襄、四川、兩淮等戰場爆發沖突。窩闊臺是個酒鬼，沉迷于游獵豪飲，最后因為酗酒死了。

▲窩闊臺。圖源：網絡

1241年，窩闊臺死時，汗位未定，皇后脫列哥那得知丈夫生前心儀的人選是孫子失列門（窩闊臺第三子闊出之子），感到不安，她想把長子貴由扶上汗位，以實現母以子貴。脫列哥那皇后找到兩朝老臣、契丹人耶律楚才，說：“大汗在時，有意立失列門為嗣，但他太過年幼，長子貴由如今又西征未歸，該如何是好？”耶律楚材一眼就看出了脫列哥那的心思，說：“既然大汗已有意向，就該立即讓失列門即位。”一旁的皇后心腹趕緊進言道：“長子未歸，應該請母后攝政。”耶律楚材本想再次進諫，但見皇后一黨人多勢眾，只好作罷。

此后，脫列哥那皇后臨朝稱制，在她的干預下，經過忽里勒臺推舉，貴由成為新任大汗。

成吉思汗制定的繼承制，由此開始往混亂的方向發展。

1248年，貴由去世，汗位再度懸而未決，這一回，黃金家族的其他子孫不愿錯過機會。

蒙古帝國建立之初，成吉思汗的第四子托雷戰功顯赫，頗有威望，按照蒙古“幼子守灶”的習俗，他的封地多在蒙古本土，而且繼承了成吉思汗的嫡系軍隊。脫雷的兒子們也很優秀，脫雷和正妻唆魯禾帖尼生下的四個兒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都是出色的軍政人才。這樣一來，脫雷家族的聲望幾乎蓋過了窩闊臺家族。

拖雷去世后，其遺孀唆魯禾帖尼治家有方，她也是一個很有政治手腕的女子，在貴由死后不斷游說其他蒙古宗王，并得到黃金家族的另一房——成吉思汗長子術赤家族的支持（此時該家族首領為術赤之子拔都）。于是，貴由去世三年后，經過忽里勒臺推選，托雷的長子蒙哥成為蒙古帝國第四任大汗，汗位從此落到托雷家族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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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就是那個在攻打南宋釣魚城時丟掉性命的蒙古大汗，他的死帶來了元朝正式建立前的最后一次汗位之爭。

1259年，蒙哥死于軍中的消息傳回，留守蒙古帝國都城哈拉和林的阿里不哥靠著“幼子守灶”的優勢，得到忽里勒臺的支持，成為新任大汗的人選。按照原本的繼承制，阿里不哥已經掌握了先機，圍繞在他身邊的是一群墨守成規的蒙古貴族，但他們隱約察覺到，一股來自南方的政治力量，正在掀起改變汗國制度的風暴。

作為拖雷和妻子唆魯禾帖尼的第二個兒子，忽必烈全權負責“漠南漢地軍國庶事”。所謂“漠南漢地”，大致上指原金朝統治的地區。在帶兵南下的過程中，忽必烈沐浴于漢地的文化環境，身邊聚集了一幫漢人幕僚，如劉秉忠、趙璧、姚樞、許衡、郝經等。

忽必烈奉命掌管漠南漢地時，大哥蒙哥要他在河南、關中選擇一地為封地。忽必烈聽從幕僚姚樞的建議，向蒙哥提出以關中為封地。蒙哥倒是很大方，以為弟弟謙遜，便說：“關中雖好，但人戶寥落，所得的財賦恐怕不夠你用，我看懷孟（今河南沁陽）一帶人煙稠密，也封給你吧。”此后，忽必烈以關中、河南為基本盤四處征戰，平定大理，安撫吐蕃，與南宋對峙，成為漠南漢地的統治者。

于是，成吉思汗生前絕對想不到的一幕出現了。

忽必烈得知弟弟阿里不哥有意爭奪汗位后，從漢地出兵北伐，自行在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東）召開忽里勒臺，宣布即位，隨后通過一場歷時4年的內戰打敗阿里不哥，成為蒙古帝國的第五任大汗。

此時，蒙古帝國從巔峰悄然滑落。

在遠征的路上，蒙古人建立了四大汗國：控制東歐至西伯利亞的欽察汗國（金帳汗國）、鎮守中亞至天山南北的察合臺汗國、以額敏河流域為中心的窩闊臺汗國、稱霸西亞的伊利汗國。

四大汗國原本隸屬于蒙古帝國，但隨著黃金家族走向分裂，支持阿里不哥的窩闊臺汗國拒絕歸附忽必烈；察合臺汗國遭到忽必烈、窩闊臺汗國等勢力多方爭奪；欽察汗國和伊利汗國，分別由拔都和旭烈兀的后代統治，雙方經常發生沖突；伊利汗國的開創者旭烈兀是忽必烈的親弟弟，他承認忽必烈的汗位，也接受忽必烈的冊封，但基本處于自治狀態。

黃金家族就此天各一方，成吉思汗的后代也逃不了分家的命運。

與此同時，忽必烈親眼見證，那個外表孱弱、朝政腐敗的南方王朝挺起了堅硬的脊梁。

1267年，歷時6年的襄陽之戰打響，面對蒙古大軍壓境，襄陽城軍民上下一心，以一場規模宏大的戰役推遲了蒙古軍南下的步伐，直到襄陽援軍盡失、彈盡糧絕，蒙古軍才攻破這座血性之城，由此掌握了順江而下滅宋的優勢。

1275年，元軍兵進湖南，圍攻潭州（今湖南長沙），知州李芾召集全城軍民堅守，糧食沒了，就捕捉鼠、雀充饑，鹽沒了，就把鹽庫的席子、麻袋燒了熬成湯喝。城破時，李芾與全家老少殉國，城中百姓“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纜林木者，累累相比”。

1276年，南宋都城臨安（今浙江杭州）危急，宰相陳宜中、留夢炎等主張向元軍投降，向元軍奉上宋恭帝的降表，但忠心報國的文天祥、張世杰、陸秀夫（三人并稱為“宋末三杰”）等人仍堅持抗擊元軍。臨安陷落后，宋恭帝被俘，但南宋小朝廷繼續抵抗，護送宋恭帝的兄弟——7歲的趙昰和5歲的趙昺出走。

1279年，在廣東崖山，陸秀夫和張世杰率領著殘余的十多萬南宋軍民，與元兵展開了最后的戰斗。最終一戰，宋軍慘敗，陸秀夫毅然背著8歲的宋帝趙昺投海自盡，張世杰也在奮戰之后墜海溺亡，十多萬南宋軍民寧死不降。史載，此戰，“浮尸出于海十余萬人”。

淪為戰俘的文天祥多次嘗試自殺，他吞食有毒的冰片二兩，昏眩許久，竟不能死，在被押解北上途中絕食八日，仍然不死。元軍將領不斷勸降文天祥，跟他說：“你的國家已經滅亡了，你對宋朝的忠孝已經傾盡全力了。如果你能用對待宋朝的忠心，來對待當今圣上（忽必烈），一定還可以當上宰相。”

文天祥卻說：“國亡我不能救，死也贖不了我的罪，又怎么能夠背叛國家，不與之同生共死呢？”

文天祥被處死后，人們在其衣帶里發現他寫的遺言：“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

如何治理中原？

這是忽必烈一路征戰中不斷思考的問題，而宋朝忠臣子民的硬氣告訴他一個答案。忽必烈知道，漢人的制度可以讓蒙古貴族離開游牧的草原，在農耕地區建立起穩固的統治，但南方漢人的堅韌和抵抗，也將讓他心有余悸，新王朝建立之初，就已經埋下了深深的裂痕。

▲元時期全圖。圖源：中國歷史地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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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繼承了從蒙古到漠南漢地的豐厚遺產，后吞并南宋，一個新的王朝在他的手中建立。

在開平即位詔書中，46歲的忽必烈將自己的建政綱領昭告天下，其中一條就是“祖述變通”，他知道，想要當中國的皇帝，原來蒙古帝國那一套已經行不通了。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改國號為“元”，取《易經》中“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之義。

從蒙古帝國到元朝，既有繼承延續的關系，也存在政體上的區別，蒙古帝國為游牧君主政體，帶有部落聯盟的特征，軍權分散在歐亞大陸的黃金家族各大宗王手中，這是忽必烈得以起兵奪權的原因，但也導致了帝國的瓦解。而元朝實行自秦朝以來不斷完善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制度，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疆域遼闊的地方上實行秩序井然的行政制度。

自忽必烈始，元朝皇帝都有兩個廟號，一個蒙古語的廟號，即“國語尊號”，另一個是漢語的廟號，比如忽必烈本人既是蒙古的薛禪皇帝，也是元朝的元世祖。忽必烈還不忘給之前的大汗追尊漢語廟號，比如尊成吉思汗為元太祖，窩闊臺汗為元太宗。

在忽必烈之前，由忽里勒臺主持的貴族推選大汗制度帶來多次汗位繼承危機，甚至引發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兄弟相殘。忽必烈稱帝后，廢除了這種傳統的汗位繼承制度，皇位繼承人由皇帝直接指定，忽里勒臺只保留過去的內容形式，比如在“天子即位之日，必大會諸侯王，讀太祖寶訓”。

若要坐穩江山，草原上的都城哈拉和林顯然已不合時宜。

據《元史》記載，有大臣向忽必烈進諫：“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

改國號后，忽必烈決定遷都，將原來的金中都改為元大都（今北京），并由漢人大臣劉秉忠負責營建。

劉秉忠有一個觀點，“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這位學識淵博的奇才，早年當過和尚，以僧人身份北上謁見忽必烈，成為其謀臣，從此備受器重，小到占卜算命，大到擬定國號、定都，都有劉秉忠的功勞，他是蒙元改革的總設計師。

劉秉忠帶上學生郭守敬、阿拉伯人也黑迭兒等頂尖建筑人才，在金中都故址東北興建新的都城——元大都。他們仿照《周禮》古制，用四方城門與縱橫街道形成“左祖右社，前朝后市”之布局，而在城內，以一條中軸線為控制線，建造宮室和城市，其中心點在后來北京鼓樓的位置，這一布局影響了此后明、清兩代北京城的規劃。

元朝極盛時期，“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大都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

元朝為了打通政治中心大都與經濟中心江南地區的聯系，動用約250萬勞工，通過疏浚隋唐大運河舊道，以及開鑿新道，使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大都位于大運河北端，在運河時代，經濟上可南連江淮，仰仗東南，依靠通航天下的漕運為帝都“輸血”。

▲京杭大運河示意圖。圖源：錦繡人文地理

但是，還有很多蒙古貴族無法理解忽必烈定都漢地的做法。西北的蒙古宗王遣使表示疑問：“本朝舊俗與漢法異，今留雙地，建都邑城郭，儀文制度，遵用漢法，其故何如？”

不過，忽必烈也沒有忘記他的快樂老家。元朝采用兩都制，除了大都之外，還有上都開平府。上都作為元朝的陪都，位于蒙古草原與中原漢地的交界地帶，北控大漠，南屏燕薊，亦是忽必烈的龍興之地。每年，元朝皇帝需要“北巡”上都，帶著后妃、太子、宗親、百官、軍隊、隨從等“數十萬眾”，在上都的離宮避暑，舉行大型狩獵活動，表示勿忘蒙古人的“騎射”舊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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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的皇帝，忽必烈還要建立一套中央官制，啟動一個能為他辦大事、搞大錢的政治機器。

蒙古帝國成立之初，大汗處理朝政大事，主要的輔佐者是身邊的怯薛長和怯薛執事。怯薛，原本是成吉思汗建立的一支禁衛軍，由成吉思汗手下的四員大將——木華黎、赤老溫、博爾忽、博爾術率領。成吉思汗專門從怯薛之中選拔人才出任他的執事官，執掌“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府庫、醫藥、卜祝之事”。

此外，蒙古統治者設置了斷事官（札魯忽赤），主管民政，掌握司法和民戶。札魯忽赤的第一任長官是成吉思汗的義弟失吉忽禿忽，以公正廉潔著稱，漢人稱其為“胡丞相”。

后來，汗國日益壯大，文書往來日漸頻繁，單純依靠怯薛、札魯忽赤在大汗身邊輔佐、斷事，也忙不過來。于是，掌管文書的機構必阇赤脫穎而出，后發展為蒙元的中書省，負責具體的行政事務。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結合蒙古帝國的舊制和宋金的政治制度，“內立都省，以總宏綱；外設總司，以平庶政”。

都省即中書省，主管議政、施政，名義上的最高長官是中書令，由太子兼任，一般為虛銜，在元朝，中書省實際上的長官是左右丞相，其中，右丞相尊于左丞相，居于首相地位，時人稱為“大丞相”，由蒙古勛貴出任，維持“百官皆蒙古人為之長”的原則。

為了避免中書省的宰執權力過大，元朝又設立了尚書省。有別于隋唐時期統領六部的尚書省，元代的尚書省原本是專為“理財”設立的中央機構。

搞錢，是治國理政繞不開的一個難題，忽必烈打下這片江山后，便“急于富國”，重用掌管尚書省的阿合馬，使其“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提拔親信，不經過吏部擬定，也不需要咨詢中書省）。

阿合馬是回回人，在元朝的民族劃分中屬于色目人。他出生于今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干西南，原本是元世祖皇后察必的陪嫁奴仆，卻有一手出眾的理財能力，得到忽必烈的提拔，成為元朝初年的帝國財政專家，尚書省設立后，阿合馬被任命為平章尚書省事。

在忽必烈開疆拓土、營建都邑的過程中，阿合馬為朝廷聚斂了一大筆財富。

阿合馬推行“經理”（鉤考）制度，派官員到各地清算錢谷，清查隱報戶口、逃避賦稅的現象，把全國登記交稅的戶數從1261年的1418499戶，增加到1274年的1967898戶；設置諸路轉運司，增加對商人的收稅，并效仿歷代中原王朝，由國家壟斷鹽鐵專賣；發展宋代以來的紙幣制度，在地方設平準庫，鈔一萬二千錠，作為鈔本，并通過買賣金銀，維持物價平衡，保證紙幣的信用，加速了紙幣的流通。

但是，《元史》等官方史書都將阿合馬歸類為奸臣，史書稱其“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負”，可說是一個驕縱的實用主義者。隨著阿合馬執掌財權日久，他和親信們逐漸貪婪驕橫，甚至隱瞞賦稅、強取良田、接受賄賂，為朝野上下所嫉恨。還有一點很重要的矛盾是，很多蒙古貴族進入中原后，與當地豪商大族一起從事貿易，而阿合馬主管稅收，雙方勢必形同水火。

至元十九年（1282），忽必烈出巡上都，一樁針對阿合馬的刺殺案一觸即發。

有個叫王著的益都千戶，成為計劃的執行者，他暗中鑄造了一把大銅錘，發誓要擊碎阿合馬的腦袋。王著還找了一個僧人當幫手，此人號稱“高和尚”，是個殺過人的亡命之徒。王著和高和尚假傳太子的命令，去見阿合馬，宣稱太子即將駕到，要求朝廷要員到東宮前等候。阿合馬正處在人生巔峰，根本沒想到有人會當街殺他，就跟王著等人一同前往，走到半路上，王著猛然拉過阿合馬的馬，從袖子里抽出藏好的銅錘，往他臉上招呼，阿合馬當場斃命。事發后，王著、高和尚被捕，誅殺于市，剁成肉醬。王著臨刑前大喊：“王著為天下除害，現在雖然死了，將來一定有人為我書寫此事！”

▲影視劇中的阿合馬形象。圖源：劇照

忽必烈對阿合馬身后事的處置很耐人尋味。

忽必烈回京后，看到其他大臣呈上的證據，揭露阿合馬生前貪贓枉法的種種罪狀，不禁大發雷霆，不僅沒有撫恤這位大臣的家人，還把阿合馬的尸體挖出來扔在集市上，任由狗啃食他的尸身。盡管史書稱阿合馬死前，“世祖猶不深知其奸”，但阿合馬畢竟在朝中執掌財政多年，又是忽必烈一手任命，皇帝不可能對他的貪瀆一無所知，可以合理推測，忽必烈對阿合馬一直都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只不過現在阿合馬已死，失去利用價值，自然沒必要繼續姑息。

在阿合馬之后，忽必烈先后任命漢人盧世榮、畏兀兒人（一說吐蕃人）桑哥執掌理財大權。二人和阿合馬一樣，都主張以壟斷貿易、提高商稅等政策來增加政府的收入，也同樣遭到了牟取暴利、任人唯親等罪名的指責，最終，盧世榮于1285年因貪污罪被處死，桑哥于1291年以紊亂朝政罪被處死。

從阿合馬到桑哥，他們為元朝建立起了一套財政制度，使朝廷牢牢掌握了財權。忽必烈正是靠著這筆豐厚的收入營建都城、四處征戰，但阿合馬等人構建的財政機器，以及其引發的濫發紙幣、掠奪民間財富等行為，也為后來元朝的財政危機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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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滅亡15年后，宋人出身的官員程鉅夫對元朝的地方制度大發議論。

程鉅夫在《論行省》一文中說：“竊以為‘省’是古代宮禁的別名，后來成為宰相議事、執政的地方。如今朝廷在地方設置‘行省’，是什么意思呢？當初伯顏（元初名臣）丞相帶兵平定江南，以中書省的頭銜威震遠地，只是權益之制。今江南已平定15年，地方上仍采用‘省’這個名稱，顯得威權太重。”

程鉅夫是元初著名的文人，年輕時隨其叔父入朝為質，忽必烈一見程鉅夫，就覺得他相貌非常，一聽其言論，更是覺得聰明有識，于是將他留在朝中，委以重任。程鉅夫歷仕四朝，為一代文宗，朝廷典冊多出其手，還為元朝舉薦了很多江南士人（如趙孟頫）。

不過，程鉅夫對行省制的批判就有些咬文嚼字了。

▲程鉅夫。圖源：網絡

行省制度，是元朝對后世影響最為深遠的制度之一。

忽必烈即位之初，在燕京（今北京）設立行中書省，燕京行中書省下設宣撫司，管理州縣，隨著元軍推進到江南，各地都設立了宣撫司，作為地方制度短暫的過度形式。后來，忽必烈逐漸在全國各地增設行中書省（簡稱行省），顧名思義，行省即中央派駐到地方的一級行政單位，其長官品秩是從一品，起初行省皆設丞相，后來降為平章政事。

但是，行省和宣撫司并置，機構重疊，難以管理，于是，忽必烈索性廢除宣撫司制度，大力推行行省制度。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設立遼陽行省之后，固定下來的行省有10個，分別為遼陽等處行中書省、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陜西等處行中書省、四川等處行中書省、甘肅等處行中書省、云南等處行中書省、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江西等處行中書省、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嶺北等處行中書省。

元朝行省的劃分對后來明、清各省，乃至如今省界的劃分都有著深刻的影響。

除了行省外，地方上還有兩個單列的行政區域，一是中書省直轄地區，即元大都所在的帝國中心地帶，另一個是宣政院管轄的地區。

宣政院，是元朝專門管理西藏地區和全國佛教事務的機構。

忽必烈對宗教采取包容政策，這可能是受他母親唆魯禾帖尼的影響。

唆魯禾帖尼是一名聶思脫里派的基督教徒，但善待各個宗教的教士和學者，經常給佛寺、道觀和清真寺捐錢，她認為，這樣可以讓托雷家族得到來自各地臣民的支持。忽必烈從小對母親的行為耳濡目染，在入主中原的過程中，他對儒生、僧人敬重有加，前面說到的劉秉忠，就是一個出過家的士大夫。

忽必烈的妻子察必皇后傳承了她婆婆這種海納百川的特質，但她信仰的是吐蕃佛教，而忽必烈對西藏的統一，正是得力于一位吐蕃僧人。

1252年，忽必烈接受其兄長蒙哥的命令，帶兵攻打西南的大理。忽必烈大軍抵達六盤山時，希望在南征中得到吐蕃的幫助，于是，年僅19歲的吐蕃佛教領袖八思巴得到召見。在此次會面中，忽必烈被八思巴的博學、謙遜深深折服，認為其年少不凡，遂尊八思巴為上師。

元朝建立后，八思巴由忽必烈個人的導師，榮升為國師，并授以玉印，執掌總制院（后改稱宣政院）。八思巴從此往來于大都與故鄉，協助元朝在西藏設置驛站、派駐軍隊、清查戶口、征收稅賦、任免官吏，僧俗并用，軍民兼攝，為大一統做出許多貢獻。

▲元朝宮廷里的吐蕃僧人。圖源：劇照

然而，和諧包容的背后也深藏著歧視和隔閡。

在行省以下的路、府、州、縣等行政機構中，均設有由蒙古人、色目人擔任的“達魯花赤”。

元朝的制度是從草原游牧社會的組織發展而來，在征服各民族的過程中，蒙古人居于統治地位。隨著戰爭的擴張，西域的色目人也加入蒙古帝國的統治集團，再之后是“漢人”。元朝的“漢人”指的是北方中國金朝原來統治下的各族人。最后歸入元朝統治的是南人，即南宋統治下的臣民。因此，元朝統治者對四等人的信任和對待是有區別的。

達魯花赤，蒙古語意思是“鎮守者”，是元朝統治者在地方設立的監治長官，其品秩與路府州縣的長官相同，實權更大于這些官員，一般由蒙古人擔任，在缺少蒙古人的地方，允許由“有根腳”（門第高貴）的色目人充任，其中很多是世襲，“秩祿受命如王官，而不得以歲月通選調”。

地方上的達魯花赤很多出自投下分封系統。“投下制度”亦源自草原舊俗，在游牧社會，諸子都可得到父親的一部分財產。進入中原后，蒙古統治者將大批人口、土地分賜給貴族、功臣，稱為“投下”。

元代文獻將“投下”和以往中原王朝實行的“食邑”等同起來，并規定中原和江南的封戶是“虛邑”，各投下主只能按所封戶數向政府支取一定的絲、鈔，但事實上，各投下主都把封戶當作自己的屬民，平時強取豪奪，索要更多的絲、鈔，強迫封戶從事勞役。由于地方上的達魯花赤位高權重、監守自盜，百姓即便發起訴訟，地方政府也難以審理。

忽必烈南下時，既發現了漢制的高明之處，也感受到了南方漢人的強烈反抗，最終，他學著像中原的皇帝一樣坐上至高無上的寶座，在華北修建起一座都城，建立起一個復雜而多元的體制，將更多的權益賦予了他的同族，想要以此鞏固蒙古貴族的統治，最終卻事與愿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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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三十一年（1294）初春時節，元世祖忽必烈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和歷史上很多雄主一樣，忽必烈晚年在牢牢緊握權力的同時，也感受到了生命的弱小，此前十余年間，他的愛妻察必皇后和太子真金先后離世，重要的家人一個個離他而去，而昔日意氣風發的忽必烈在最后的歲月里飽受肥胖和痛風的折磨，只能在臥榻上處理政務。

從元朝后來的政治局勢來看，元世祖太子真金的早逝，無疑是一個重大的變量。

作為忽必烈和察必的嫡長子，真金從小便已接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師從姚樞等大儒，學習儒家經典。忽必烈打敗弟弟阿里不哥獲得蒙古帝國的統治權后，他的漢人謀臣紛紛建議他采用中原的嫡長子繼承制，早立太子，于是，元朝建立后，真金像此前中原王朝的太子一樣接受玉冊金寶的冊封，并領中書省事，被當作儲君培養。

有一次，真金和其他蒙古宗王討論為人處世的道理，他說：“父汗有訓誡，做人不能有傲慢自大之心，一旦有了這種心理，事情就很容易失敗（毋持大心，大心一持，事即隳敗）。我平時讀孔子的書，其中道理跟父汗的話有所吻合。”真金對漢文化情有獨鐘，這讓他成為漢法堅定不移的支持者，主張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和推行嚴酷財政政策的阿合馬等屢生齟齬。

有一回，真金和阿合馬大吵一架，作為草原的后裔，真金二話不說，用彈弓朝著阿合馬的腦袋打去。事后，忽必烈看到阿合馬頭上的傷，問他是怎么回事，阿合馬只好說是被馬踢的，一旁的真金當即罵道：“你胡說，分明是我真金打的！”

真金還希望蒙古皇親國戚都要學習漢文，并多次奏請忽必烈開設科舉。忽必烈繼承了中原王朝的諸多政策，卻沒有繼續實行科舉制取士，這被認為是其防范漢人的舉措之一。

忽必烈對太子真金寄予厚望，但太子對儒家“仁義”的過度推崇也讓他感到煩惱。我們不知道，太子真金那執拗的模樣，是否讓他父親想起了文天祥等宋朝士大夫的堅定身影。

至元二十二年（1285），父子倆隱隱約約存在的矛盾，不經意間爆發了。這一年，有個不要命的御史上疏，竟然要請年事已高的忽必烈禪位給太子，盡管這份奏章被御史臺壓下來，但一些反對太子的蒙古貴族還是嗅到了機會，將此事捅到了皇帝耳邊。忽必烈勃然大怒，下令嚴查此案，后來發現是有人故意煽風點火，動搖國本，怒氣也就消了，可太子真金因此憂懼成疾，不久便病死了。

這個被視為仁君預備役的元朝初代太子，就這樣領了盒飯。忽必烈對此追悔不已，他為真金加謚號為“明孝”，并把”皇太子寶”授予真金的第三子鐵穆耳（即元成宗）。

在當時的蒙古皇室宗親看來，真金的早逝可能只是以往游牧社會中父子、兄弟猜疑相殘的重演，卻不曾想，他的死猶如蝴蝶振動的翅膀，扇動了此后元朝皇位繼承混亂的風暴。

▲影視劇中的真金太子形象。圖源：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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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忽必烈之后，元朝中期的皇位更替亂成一鍋粥。

元成宗鐵穆耳（1294-1307年在位）基本沿襲了祖父元世祖的各項制度，同時對外停止用兵、對內減輕賦役，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元朝的內外沖突，以“善于守成”聞名。但元成宗的兒子早夭，沒有可以繼承皇位的子嗣。之后被推上皇位的是成宗的侄子海山（即元武宗）。

元武宗海山（1307-1311年在位）在機緣巧合下登上皇位，和同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即元仁宗，1311-1320年在位）約定“兄弟叔侄世世相承”，這就使忽必烈原本制定的嫡長子繼承制形同虛設，對皇位有所覬覦的野心家蠢蠢欲動。元仁宗的兒子元英宗（1320-1323年）在位不到四年，于北巡開平的返程途中被刺殺身亡，史稱“南坡之變”。此后，皇室成員對帝位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宗族相殘的場面再度重演。

在這種混沌的形勢中，蒙古和中原的制度始終難以完全實現融合，蒙古統治者與他們的漢人臣民之間，也存在著難以彌合的鴻溝。

鮮有的值得慶幸的改變是，停辦多年的科舉制度終于恢復了。

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自幼生長在漢地，身邊有儒臣相伴，早年師從太常少卿李孟，是一位傾心儒家的皇帝。

元仁宗曾問左右，宋朝丞相文天祥是怎樣一個人？

左右為了奉承蒙古統治者，都說文天祥拒不降元的行為很愚蠢。沒想到，元仁宗立馬變了臉色，說：“照你們的道理，馮道豈不是忠臣！”馮道是五代十國的人物，先后仕于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四朝，官至宰相，但按照理學家的觀點，他是一個老奸巨滑的小人，而對于統治者來說，這種官僚風氣也不值得提倡。

元仁宗更推崇狀元出身的文天祥，以及他所代表的孔孟儒學。初登帝位時，元仁宗宣布：“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非用儒生，何以至此。”

這就是歷史的吊詭之處。昔日在元朝統治者看來異常頑固的對手，已然成為官方推崇的文化巨人，只因統治者看到了他忠貞不二的榜樣作用。

▲元錢選繪《信國公遺像圖》（信國公是文天祥封號）。圖源：網絡

皇慶二年（1313）十月，經過諸多儒臣的籌措，元仁宗正式下詔，恢復科舉。元朝統治者議論數十年的科舉問題，終于有了結果，科舉史上歷時最長的停廢也告一段落。

然而，有元一代，朝廷用人最看重“根腳”，也就是出身。元代的科舉考試分鄉試、會試、御試三級，無論哪一級考試，蒙古人、色目人與漢人、南人都要分開，蒙古人、色目人為一組，漢人、南人為一組，蒙古、色目人應試人數較少，在錄取名額上卻和后兩者是相等的。

在游牧民族特色的貴族政治下，出自好“根腳”的蒙古人、色目人無疑是權力核心層的寵兒，即便不參加科舉，在憑借父輩的地位取得蔭敘、承襲的資格時也存在優待，所謂“有根腳的蒙古人每，子孫承襲父職、兄職呵，皇帝識也者”。一般的科舉入仕者備受歧視，史書記載，“由進士入官者僅百之一”，而據學者姚大力統計，元朝文官中，通過進士入仕者，所占比例只有區區4.3%，官至省、部宰臣（包括侍郎）的進士只有二十多人。

故而，姚大力說：“元朝進士出身的官員無論就其數量或地位來說，在官僚構成中都居于絕對劣勢。”

科舉制恢復的這一年，曾經震蕩亞歐大陸的元朝，距離滅亡只剩下半個世紀的光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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