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夏衍的《包身工》：專制社會下的結構性壓迫

《包身工》

《包身工》是夏衍的報告文學，發(fā)表在1936年6月《光明》創(chuàng)刊號上。夏衍的《包身工》以包身工一天的生活過程為主要線索，具體地記敘了她們悲慘的日常生活和惡劣的勞動條件。他猶如一面冰冷而鋒利的鏡子，映照出那個時代底層勞動者被奴役、被榨取的悲慘命運。

故事中，每天凌晨四點一刻，天光未現(xiàn)，這群平均年齡不過十幾歲的少女就被粗暴地喚醒。她們居住在“七尺闊、十二尺深”的工房里，紅磚墻嚴密封鎖的空間如同“鴿籠一般”，卻要容納“十六七個被罵做‘豬玀’的人”。在這個充滿“汗臭、糞臭和濕氣”的密閉空間里，睡眠嚴重不足的少女們“一個個瘦的像蘆柴棒一樣”，在起床時刻“像被攪動了的蜂窩一般”混亂。

更令人心痛的是她們精神狀態(tài)的麻木與異化。這些本應充滿羞澀與活力的年輕女性，已經喪失了“女性所有的那種害羞的感覺”。當她們“蓬頭、赤腳、一邊扣著紐扣”從樓上沖下，在公用的馬桶上“很隨地小便”，用雙手捧水澆臉時，展現(xiàn)的不僅是身體的被摧殘，更是人格尊嚴的徹底淪喪。這種從身體到精神的全面壓迫，構成了包身工生存狀態(tài)的基本底色。

飲食條件進一步揭示了她們的非人待遇。所謂的粥，不過是“鄉(xiāng)下人用來喂豬的豆腐渣加上很少的碎米、鍋巴等煮成的”。即使這樣的豬食，也常常供不應求。輪值擦地板、倒馬桶的包身工稍遲一步，便可能一無所獲。而老板娘的處置方式——用剛梳過頭的油手攪拌鍋巴殘粥，再沖上冷水，“氣烘烘地放在這些廉價的‘機器’們面前”——更是將包身工徹底物化為沒有情感的生產工具。

包身工們每天清晨五點鐘就被“帶工老板像趕雞鴨一般”驅趕進工廠，開始長達十幾個小時的勞動。夏衍細致描繪了她們面臨的三大威脅：震耳欲聾的音響、無孔不入的塵埃、令人皮膚潰爛的濕氣。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她們已經“容易疲勞”，卻還要承受以毆打為主的三大“罰規(guī)”折磨。

工廠在這里不僅是生產場所，更是一座現(xiàn)代化的監(jiān)獄。資本家通過包工頭制度，將招雇、訓練和監(jiān)視工人的責任轉嫁出去，從而以最低的成本獲取最大的利潤。根據(jù)《上海勞動志》記載，包身工制度作為一種“定期賣身的勞動制度”，最早在日商紗廠中實行，后在中外紡織廠、繅絲廠中普遍推廣。這種制度的設計精妙之處在于，它通過中間層（包工頭）的緩沖，使資本家得以遠離直接的道德譴責，同時實現(xiàn)對勞動力的絕對控制。

在這個系統(tǒng)中，包身工成為雙重剝削的對象：一方面，她們要向包工頭償還“身價”；另一方面，她們創(chuàng)造的剩余價值被資本家最大限度地榨取。夏衍以冷峻的筆調記錄了這一制度的殘酷本質：“包身工的身體是屬于帶工老板的，所以她們根本就沒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

專制社會下的結構性壓迫

包身工現(xiàn)象的滋生，離不開特定的社會土壤。那個時代，農村經濟在戰(zhàn)亂、災荒和匪禍的連番打擊下瀕臨崩潰，大量破產農民被迫離鄉(xiāng)背井，涌入城市尋求生路。這些“一無背景，二無技術，三無財富”的流民，成為包身工制度最易捕獲的獵物。

與此同時，當時的統(tǒng)治階層對內實行專制統(tǒng)治，對進步力量進行打壓，官吏們忙于爭權奪利、諂媚邀功，無暇也無意關注底層民眾的死活。再加上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壓榨，普通百姓承受著多重壓迫。在這種結構性暴力下，包身工的悲劇并非個案，而是整個社會制度系統(tǒng)性失敗的縮影。

夏衍在文中深刻地指出，在包身工的世界里，“沒有光，沒有熱，沒有溫情，沒有希望，沒有法律，沒有人道”。這六個“沒有”不僅是對包身工生存狀態(tài)的概括，更是對那個黑暗時代的控訴。當法律缺位、道德淪喪、人道泯滅時，人性中最基本的尊嚴與權利也隨之湮滅。

夏衍的《包身工》之所以歷經八十余年而不朽，不僅在于其文學價值，更在于它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對社會的勇敢批判。回望歷史，我們應當銘記“蘆柴棒”們枯瘦的身影，銘記“小福子”們遭受的苦難。這不僅是為了不忘卻過去的傷痛，更是為了在當下和未來，能夠構建一個更加公正、更有溫度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每個人的尊嚴都得到尊重，每個人的價值都得到實現(xiàn)，每個人都能在陽光下自由地呼吸——這或許就是對《包身工》最好的紀念，也是對夏衍最深切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