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文盲農民因“欺騙專家”被判無期，專家僅判六年獲利數千萬

文｜李宇琛

2025年7月11日，河南鄭州中院對一樁爭議巨大的玉器交易案作出重審宣判，河南伊川縣農民申國強因詐騙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這份判決書，也為這起橫跨數年的交易鏈給出了一個充滿悖論的最終裁決：在這場被官方定性為詐騙的交易中，那位被法院認定“陷入錯誤認識”的頂尖專家，最終卻僅以“倒賣文物罪（未遂）”，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六個月。

一、判決

故事的兩端，站著兩個人。

一端是申國強，河南伊川縣的農民，小學文化。根據判決書記錄，他不識字。在這場玉器交易中，他的角色是中間人，負責拿貨、展示、傳話，事成后抽取15%到20%的傭金。

另一端是楊書敏，從事古玩玉器行業三十余年，常年出入各大拍賣會的圈內專家。他在這場交易中，是買家，也是下一環的賣家。他從申國強手里成堆買入玉器，再拆分單件高價賣出，賺取數倍甚至十數倍的差價。

現在，鄭州中院用一份判決，為這兩個角色賦予了全新的法律身份。

在這份（2024）豫01刑初66號刑事判決書里，法律的天平最終是這樣呈現的：

被告人郭子嶺，詐騙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被告人申國強，詐騙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被告人楊書敏，倒賣文物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

郭子嶺是申國強的上家，玉器的制作者。楊書敏是申國強的下家，玉器的購買者和再次出售者。

在這條被法律強行斬斷的交易鏈上，上游的供貨方和中間的介紹人，雙雙被判處了極刑——無期徒刑。而下游那位真正將玉器價格放大、并最終引爆整個事件的專家，卻以一個性質完全不同的罪名，獲得了遠低于前者的刑期。

更具戲劇性的是，法院對楊書敏的雙重身份認定。

在申國強這條線上，楊書敏是一位被騙的“受害者”。為了論證這位頂尖專家確實“陷入了錯誤認識”，判決書引用了一組極具沖擊力的數字對比：

他花費了1600萬元巨資，購進的卻是一批實際價值僅為7萬余元的高仿玉器。

這個從千萬到萬的巨大落差，似乎雄辯地證明了這位專家確實“打了眼”，是一個徹底的受害者。

只是，判決書在這里巧妙地運用了一個敘事技巧。

那筆作為對比基準的“7萬余元”，并非楊書敏與申國強全部交易玉器的總估值。根據卷宗材料，楊書敏從申國強處購買的玉器多達上百件，而最終作為物證被查扣、并被拿去估價的，僅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也就是說，法院用一小部分玉器的價值，去定義了全部交易的性質。

這留下了一個巨大的事實黑洞：

那些從未到案、從未被估價的上百件玉器，去了哪里？它們是同樣價值幾千塊的工藝品，還是其中真的混雜著讓專家們不惜重金求購的大貨？

又或者，正如辯護律師在分析材料中指出的那樣：

會不會是那些價值更高的玉器，被某些人“善意地”保護了起來，而只把價值最低的部分，拿出來構成了這起詐騙案？

判決書對此，沒有回答。

然而，在面對自己的下家——地產大亨李某時，楊書敏又搖身一變成了一名加害人。法院認定他“伙同其子楊帥將所購玉器分多次加價出售給他人”，其行為“符合倒賣文物罪的構成要件”。

一個頂尖專家，就這樣在同一份判決書里，同時扮演了兩種截然相反的角色：

一個能被文盲農民騙倒的傻子。

一個能加價數倍倒賣給億萬富豪的精明販子。

這份判決書的神奇之處，就在于它完美地論證了這位專家的薛定諤狀態。

他是否“明知”，完全取決于他站在交易鏈的哪一環。

當他從申國強手里買貨時，他“不明知”，所以他是受害者。當他把同一批貨賣給李某時，他又構成了犯罪，因為他的行為觸犯了另一條法律。

鄭州中院的法官們，用近乎完美的邏輯閉環，將一個看似矛盾的現實，嚴絲合縫地嵌入了法律的框架。

只是，這個框架留下了一個最根本的疑問：

在這場被官方蓋章的騙局里，那個不識字的農民申國強，究竟是如何精準地挑選并成功欺騙了一個比自己專業無數倍的頂尖專家的？

或者說，一個連自己名字都需要別人寫好后照著畫出來的人，他是如何布下這個價值數億的“古董局中局”的？

故事，要從一個叫水寨的地方說起。

二、江湖

申國強的人生軌跡，在遇到郭子嶺之前，與古玩玉器這種“雅事”毫無關系。

他出生于1970年，河南伊川縣的農民，小學二年級文化。

進入古玩圈，對他而言更像是一條還債和謀生的野路子。通過父親早年間留下的人脈，他認識了在鄭州古玩城開店的郭子嶺。據申國強的女兒說，郭子嶺看他手頭拮據，便讓他幫忙代賣一些玉器，按成交價給他提成。

申國強一腳踏入的，是一個有著數百年歷史、規則自洽的江湖。

這個江湖的核心行規，被圈內人總結為幾句黑話：

“買定離手，打眼不賠。”

“不問來路，不探進價。”

“沉默是金，眼力為王。”

多份相似的民事判決書都曾對這一行規予以確認。例如，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在（2024）冀0682民初9006號《民事判決書》中就認為，“‘出門不認，打眼不賠’早已成為古玩收藏界的行業規則。”遼寧省建平縣法院在（2023）遼1322民初1742號判決中也指出，“對此交易習慣，我們應予以尊重。”

簡單來說，這是一個信息極不對稱、風險與暴利并存的獵場。賣家不負責“保真”，買家全憑自己的學識、經驗和運氣做判斷。“撿漏”了是你的本事，“打眼”（買到贗品）了是你的學費。

申國強的交易，正是在這個江湖的規則下展開的。

故事的開端，并不在窗明幾凈的拍賣行，甚至不在鄭州古玩城的茶桌上。

那是一個典型的河南鄉間場景。中間人楊占生領著古玩專家楊書敏，坐著車，一路顛簸到伊川縣。他們的目標，是那個據說手握大貨的農民，申國強。

雙方沒有約在某個具體的門牌號下。據申國強的女兒轉述父親的回憶，第一次見面，更像是一場公路電影里的即興接頭：

在一段通往縣城的土坡上。

楊書敏從車上下來，沒有多余的寒暄，直接要求當場看貨。

于是，申國強拿出了他用布包裹的玉器。就在那條塵土飛揚的鄉間土坡上，伴隨著遠處可能傳來的拖拉機聲，一位京城來的頂尖專家，開始了他對一批“商周古玉”的第一次審視。

第一筆交易，就在這里敲定。

這場發生在田埂邊的交易，為整個故事定下了一個充滿泥土氣息的基調。它足夠原始，足夠江湖。

直到后來，隨著交易額的增長，這場流動的盛宴才終于有了一個相對固定的場所：

伊川縣水寨鎮的一家賓館。

那是當時水寨最好的賓館，帶著一個老式澡堂。再后來，隨著申國強手里的傭金漸漸寬裕，交易的地點才最終升級到了縣城里那些更體面的酒店房間。

從土坡，到澡堂賓館，再到縣城酒店。這條交易鏈的物理軌跡，清晰地刻畫著一個農民意外的財富曲線。

這與后來檢方指控的“利用隱蔽地點交易”形成了微妙的反差。

交易的場景，也充滿了這個行業的獨特氛圍。申國強的妹妹轉述哥哥的回憶說，中間人約好后，他帶著一堆用布包著的玉器來到房間。東西往床上一放，他就沉默地坐在一旁。

買家楊書敏則拿出放大鏡，逐個上手，仔細審視。整個過程，沒有過多的寒暄。

“干我們這一行的，都不說那么多，”一位買家蔡某這樣描述，“行規就是賣家把東西拿給買家看，相中了就買，相不中就不買。”

申國強也確實是個沉默的賣家。他對玉器從不介紹年代、來歷，掛在嘴邊的只有一句伊川方言：

你想要就要，不要了去求。

這種沉默，一部分源于行規，另一部分則源于他自己的角色。他只是個跑腿的，沒有定價權。據他向家人回憶，每當楊書敏等人還價，他都無法當場決定，必須出門給上家郭子嶺打電話請示。

這個細節，精準地刻畫了他在交易鏈中的位置：一個傳話筒和展示柜。這也讓他在買家眼中成了一個怪人——你跟他還價，他既不說行，也不說不行，只是讓你等等。

除了行規，這個江湖里還飄著各種真假難辨的傳說。

檢方后來指控申國強“編造、傳播有人在伊川老宅扒房時挖出商代玉器的虛假信息”。中間人周某也證實，他曾替申國強散布過“家里挖出一批好東西”的消息。

然而，對于圈內真正的行家來說，這類故事只是交易的背景音。

買家王某稱，雖然在北京、西安的古玩市場都聽說過河南有人扒房挖出古玩的傳言，但他“買東西只看東西本身，不會去聽這些傳言”。另一位買家蔡某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

這些浸淫行業數十年的專家，顯然不會因為一個江湖故事就一擲千金。他們信任的，是自己的眼睛和手感。

正是在這種“一個愿打一個愿挨”的氛圍下，申國強和楊書敏等人的交易，從最初的錢貨兩清，逐漸演變成了一種更具信任感模式。

據申國強女兒回憶，到了后期，楊書敏甚至可以“先把貨拿走，拿回去自己找人看，不滿意了再把貨拿回來就行”。

這種不斷加深的商業信任，在當時看來，是生意興隆的標志。但他們誰也沒想到，這份信任，日后會成為勒在申國強脖子上最致命的一根繩索。

三、專家

在申國強的故事里，楊書敏并非一個被動的角色。他不是坐在店里等貨上門的普通買家，而是一個主動出擊的獵人。

根據多位中間人所述，當“伊川有古玉”的傳聞在江湖上飄蕩時，是楊書敏主動讓他們牽線搭橋，找到了申國強。他來，是為了撿漏。

在水寨那家老式賓館的房間里，面對申國強擺在床上的一堆玉器，楊書敏展現了他作為頂尖專家的自信與專業。

他拿出放大鏡，逐個上手，仔細審視。據申國強向家人回憶，楊書敏看貨看得“比較仔細”，手感、器物、紋飾，反復觀察。

看完之后，便是行家之間的交鋒。

楊書敏壓價時最常用的一句行話是：

這種東西有真有假。

女兒曾困惑地問申國強：

“他說這話是啥意思？是他覺得東西不是他想要的嗎？”

申國強也說不清楚，他只是覺得，這是專家在利用規則壓價。

他的回應也遵循著最古老的行規：

反正貨就是這，你看著辦。

楊書敏當然清楚交易的風險。他不是一個誤入古玩市場的小白，而是在這個高風險、高回報的獵場里浸淫了三十余年的老手。他相信自己的眼力，并在利用規則為自己謀取最大的利益。

從結果來看，他對申國強手里的這批貨非常滿意。

交易達成后，楊書敏不僅沒有絲毫被騙的感覺，反而為了能持續拿到貨源，想方設法地維系著與申國強的關系，經常通過中間人送東西。

“剛開始是送煙送酒，”申國強的女兒說，“后來知道我父親不抽煙，就改成只送酒了。”

在申國強看來，這是業內頂尖專家對他貨源的最高肯定。一個不識字、靠賣力氣吃飯的農民，突然被一個常年出入拍賣會的大專家如此尊重，他內心的滿足感可想而知。

這種滿足感，甚至讓他產生了一種錯覺。他多次跟朋友念叨：

“專家都肯定，說玉器好，那還能不好嗎？”

“郭哥（郭子嶺）這兒的貨，品相就是好。”

申國強不清楚這些玉器的真實價值，但他看得懂專家的行為。專家的每一次肯定、每一次加價購買、每一次送來的酒，都像一顆定心丸，讓他越來越相信，自己經手的，確實是“品相非常好”的寶貝。

這形成了一種荒誕的循環論證：專家因為自己的判斷而買入，而賣家則因為專家的買入，而愈發肯定自己經手東西的價值。

在這場交易的前半段，沒有人覺得自己被欺騙了。這是一個典型的古玩交易場景：賣家拿出了自己也說不清來路的玉器，買家則憑借自己的專業眼力，自認為淘到了能賺取巨額利潤的寶貝。

雙方都對自己的判斷感到滿意。

楊書敏甚至對自己“打眼”的可能性進行了辯護。他說，這些玉器“仿制工藝高度類似”，“在第一次交易認可系真品后，基于同一判斷標準無法辨認出后續產品的真偽具有合理性。”

這番話的潛臺詞是，不是我眼力不行，而是對方仿得太真。

但在申國強看來，故事更簡單：

他覺得這個貨他想要，然后價格他又覺得合適，他就給錢。

在交易鏈的這一環，支撐一切的是專家的自信。而這份自信，即將在下一環——面對真正的財富時，被放大到極致，并最終引爆一切。

四、大亨

李某的出現，讓這場原本局限于古玩江湖的交易，進入了另一個維度。

李某是鄭州一知名高端地產商的老板。根據相關資料，從2016年開始，這位地產大亨為了籌備自己的博物館，開始大量收購、收藏古董。

他在香港的拍賣會上認識了楊書敏父子，并對楊書敏的古玉鑒賞能力“十分信任”。回到鄭州后，楊書敏成了他最重要的古玉供應商之一。

于是，楊書敏從申國強那里成堆買來的玉器，開始了它們的飛升之旅。

據申國強向家人回憶，他賣給楊書敏的玉器，通常是十幾二十件一堆，價格在“一二百萬”或“二三百萬”不等。而這些玉器到了楊書敏手里，經過篩選和包裝，再單件賣給李某時，價格發生了驚人的裂變。

判決書記載了幾個蔡某（另一位從申國強處拿貨的專家）轉賣給李某的例子：

一件玉螳螂，從申國強處購買價40萬，與另外兩件總成本200多萬的玉器打包，賣給李某的價格是： 620萬。 一件玉琮，購買價500多萬，賣給李某： 800萬。 一件玉跪人，購買價600多萬，賣給李某： 1100萬。

楊書敏轉賣的價格，同樣驚人。據申國強取保候審后聽到的消息，楊書敏從他那一堆玉器里，僅拿出一兩件，就賣出了上千萬的價格，足以覆蓋他購買整批玉器的全部成本。

就這樣，一場心照不宣的擊鼓傳花游戲開始了。上游的申國強賺取著固定的傭金，中游的楊書敏等人賺取著巨額的差價，而下游的李某，則以為自己正在為未來的博物館填充著一件件國寶。

游戲崩盤的節點，發生在2019年底。

據李某的陳述，一位朋友對他收藏的一件玉龍提出了疑問。他從此對這批古玉起了疑心，遂將部分玉器送去檢測，結果發現了高錳酸鉀成分：

這是人工做舊的典型標志。

夢醒了。李某要求楊書敏父子退貨退款。

雙方經過多次協商，始終未能達成一致。楊書敏一方的說法是，他們愿意退，但沒錢，提出用幾套房產抵押折價，但李某對折價不滿意。李某一方的說法則是，楊書敏父子以資金緊張為由，一直拖延不退款。

最終，這場數額巨大的商業糾紛，走向了刑事報案。

風暴開始了。

但令人不解的是，這場風暴并沒有停留在李某和楊書敏之間。鄭州市公安局鄭東新區分局的辦案人員，沿著一條已經完成數年、錢貨兩清的交易鏈，發動了一場溯源打擊。

他們跳過了楊書敏，直接找到了蔡某和王某，又通過他們，最終鎖定了那個最上游的、從未與報案人李某有過任何接觸的河南農民：

申國強。

申國強的女兒后來將其稱為“隔山打牛式”辦案。她說，直到被抓，父親都根本不認識一個叫李某的人。

當警察找到申國強時，他很困惑，反復問：“他（李某）都不認識我，為啥要抓我？”

據申國強向家人回憶，辦案人員給他的回答是：

不管這條線走到哪，最終還是你的問題。

就這樣，一個在下游爆開的商業糾紛，其最沉重的刑事責任，被精準地、穿越了時間和空間，直接砸在了最上游、也最無力反抗的一環。

那個不識字的農民，被推進了風暴的中心。

五、辦公室

申國強被從伊川縣帶走后，最初的訊問地點，不在看守所，也不在派出所。根據律師后來提交的《非法證據排除申請書》記錄，他被帶到了一個賓館，執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在那里，一場系統性的意志瓦解開始了。

據申國強向家人和律師回憶，他被帶進了一個房間。墻上，掛著一張巨大的人物關系圖，上面用粗大的字體和線條，清晰地標示著郭子嶺、申國強、楊書敏、李某等人的名字，以及一串串代表著驚人金額的數字。

那張圖，像一張早已織好的網。申國強，就在網的中央。

根據辯護律師杜家遷后來查閱同步錄音錄像發現的線索，對申國強的關鍵“思想工作”，發生在監控之外。一份提交給河南省高院的《舉證申請書》中，描述了這樣一個場景：

有未穿警服、身份不明的男子來到訊問室，對申國強說：

我給你說一個事，我現在跟xxx一個一個在商量，咋樣能夠叫你的刑事最小，罪行最輕，我們在合議。

這名男子還提到了申國強的家庭情況，言語中充滿了暗示與壓力：

你家里的房子沒有房產證，你老婆的錢，你倆離婚了，錢哪來的……閨女海南買房子，買那么多保險，啥命啊，都買幾百萬的保險。

“我在給你找出路”，這是那名男子對申國強做出的承諾。而“出路”的方向，則由另一段對話清晰地指明。在2021年8月17日的訊問錄像中，辦案人員對申國強進行了如下引導：

這話你得說清楚啊。楊敏（楊書敏）他們都不知道這東西是假貨，為啥還要從你這拿貨，因為這做的逼真。是不是。做的真，只有真……第三個，他當時咋跟你說的，這個就是假的，市場上真的能值一千萬，這個就按照百分之三十的利潤來賣，對不對？

申國強，一個連自己名字都寫不順暢的農民，就這樣一步步地，被“幫助”構建起了自己的“犯罪事實”。

律師團隊在對比了訊問筆錄和同步錄音錄像后，發現了大量內容被轉化和創造的痕跡。偵查人員的誘導性問話，被直接當作申國強的供述，寫入筆錄。申國強口中樸素的“玉”、“工藝品”，在筆錄里被系統性地替換成了具有明確法律指向性的“高仿高古玉”。

申國強并非沒有過反抗。在錄音中，他曾反復強調：

我只能說我賣玉...我跟你講明白，我賣玉。

但這種微弱的辯解，在強大的話語體系面前不堪一擊。偵查人員的回應是：“我知道，我說的是客觀情況……你沒聽明白，我問你為啥被帶到這兒，就因為這個事。”

最終，連沉默的權利也被剝奪。在一段錄像中，偵查人員宣讀完一段并非申國強原話的筆錄后，問道：“以上宣讀，跟你說的一樣不一樣？”

申國強沉默不語。

幾秒鐘后，偵查人員催促道：“之前那個，是我們要告知你的，不是你要表達的，聽懂了吧……一會要簽字了。”

申國強輕聲說：“沒有了。”

“先簽吧，”偵查人員說，“這有給他全程錄音錄像。”

最屈辱的時刻，是簽字。申國強不識字，連自己的名字都無法獨立寫出。辦案人員會先把他的名字寫好，然后讓他照著樣本，一筆一劃地畫在需要他確認的文件上。

這個描摹的動作，成了一個權力確認的儀式。每一次“畫押”，都意味著一段被建構的事實，被他本人追認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壓垮了他最后的意志？

申國強取保候審后，女兒曾憤怒地質問他，為什么要在筆錄上說那些自己都沒說過的話。在一次激烈的爭吵中，申國強崩潰了，喊出了他內心最深處的恐懼：

我沒有養你們……公安一直說，會把你的孩子怎么怎么樣，你的前妻怎么怎么樣……哪怕判我死刑，我也不能在這個時候，再讓……牽涉到孩子。

這或許才是整個局的謎底。對一個愧對子女的父親來說，孩子，是他最柔軟也最致命的軟肋。

在那個沒有監控的房間里，當“找出路”、“刑期最輕”的誘惑，與“會把你孩子怎么樣”的威脅交織在一起時，一個農民的反抗，土崩瓦解。

他用自己的無期徒刑，為家人筑起了一道他自認為的防火墻。

六、家

風暴摧毀的，不僅是申國強的自由，還有一個家庭的安寧。

申國強的女兒承認，在案件發生前，她對父親是“有恨的”。童年時父母離異，她和弟弟跟著母親生活，父親的角色長期缺席。這份疏離感，讓她在案發初期，保持著一種近乎冷漠的旁觀心態。

她當時的態度是：

我相信正義……每個人都要承擔自己的因果。

然而，現實很快給了她一記響亮的耳光。隨著案件的深入，尤其是那份重一審維持無期的判決書下來之后，她的信念徹底崩塌了。

“我覺得這個世界，沒有任何公平可言。”

催化劑不止于此。案件的壓力，像一顆投入平靜湖面的炸彈，將家庭內部隱藏多年的傷疤悉數掀開。

案發后不久，申國強的女兒懷上了第一個孩子。這本是給這個歷經磨難的家庭帶來希望的喜訊，但公安機關的調查，卻讓這份希望變得無比脆弱。辦案人員在對她的母親，也就是申國強的前妻做筆錄時，反復提及她一段早已塵封、不堪回首的往事，并以此對她進行言語上的羞辱和攻擊。

這段隱私，后來甚至出現在了判決書上。

巨大的精神壓力下，申國強的女兒流產了。“孩子沒了，”她在回憶起那一刻時，聲音輕得像一陣風，“我一個人拿著單子，感覺渾身冰涼。”

失去孩子的痛苦，和母親被羞辱的憤怒，最終引爆了一場劇烈的家庭爭吵。在一個深夜的房間里，母女二人從相互指責到相擁而泣。女兒后來回憶說：“大家可能都是太壓抑了，然后的一種發泄。”

這場風暴，幾乎將這個本就破碎的家庭徹底撕裂。

將這一切重新粘合起來的，是申國強九十多歲的母親。

在重一審判決下達后，這位幾乎一輩子沒出過遠門的老人，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在一個秋日的午后，在老家那個種滿了蔬菜的院子里，她把孫女叫到身邊。

那是一個天氣很好的下午，陽光溫暖。奶奶躺在一張破舊的躺椅上，身旁的方桌上，放著一個塑料袋，里面裝著她的存折和身份證。

她拉住了孫女的手。那是一雙布滿老繭、因激動而溫熱的手。她直直地看著孫女，眼里含著淚，說她想去北京上訪。她說自己已經打聽好了，可以坐大巴去。她唯一的擔心，是自己耳朵聾了，怕到了北京問路時聽不清。

她顫抖著，把那個裝著她畢生積蓄的存折塞到孫女手里：

“你拿著，給他找一個好一點的律師。”

然后，她用一種近乎交代遺言的語氣說：

如果我沒有等到他回來……你一定不要讓我入土。你給我拉到那公家的門前，我要去找他們要個說法。

那一刻，申國強的女兒再也無法逃避。她說：“我不敢面對她……我當時就覺得，我做的太少了。”

從那一刻起，她從一個冷漠的女兒，蛻變成了一個為父申冤的戰士。

她注冊了公眾號，在深夜的客廳里，伴隨著丈夫和女兒熟睡的呼吸聲，敲下了第一篇為父喊冤的文章。她面對過文章被刪、賬號被封的恐懼，也面對過網絡上刺耳的攻擊和質疑。

支撐這個家庭走下去的，除了親情，還有來自鄉土社會最樸素的善意。

在重審二審決定委托新的律師團隊時，家里已經彈盡糧絕。申國強的妹妹回到老家村里，把情況告訴了鄉親們。

于是，村里的老人們，那些看著申國強長大的、與他父親年齡相仿的鄉鄰，開始自發地湊錢。

一萬、兩萬、三萬的來給我們湊。

申國強的女兒回憶起這一幕時，聲音再次哽咽。她說，大家湊錢的理由很簡單，就是一句話：

他人不錯，就是吃了沒有文化的虧。

這筆承載著鄉土社會最樸素情義的救命錢，最終讓這個瀕臨絕望的家庭，得以在北京請到了新的律師，開啟了新一輪的抗爭。

一個家，就這樣在破碎的邊緣，被一位母親的遺愿、一個女兒的覺醒和一群鄉鄰的善意，重新粘合了起來。

七、回響

申國強的女兒最終找到了新的律師團隊，由杜家遷律師牽頭。他們在查閱了全部卷宗和同步錄音錄像后，向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交了包括《非法證據排除申請書》、《開庭審理申請書》在內的多份法律文件。

希望的微光，似乎再次出現。

然而，新的困境接踵而至。承辦法官向律師表示：

“本案經過一審、二審，發回重一審，案件客觀事實都已經查清，本案沒有開庭必要，因此不打算對本案開庭審理。”

這意味著，申國強可能將失去最后一次在法庭上為自己申辯的機會。家屬們對書面審理的前景感到了巨大的恐懼。

“我們曾天真地認為，即使前面環節有‘不法取證’，法庭、法官也會為我們守住最后一道防線，”申國強的女兒在公眾號文章中寫道，“現在才明白，是我們太無知了。”

這讓她想起了重一審判決后，在鄭州尋找律師時，與一位本地法律界人士的那次會面。

那是在一個干凈整潔的辦公室里，隔著一張深色的實木茶臺。那位律師在看完了判決書后，表情“挺鄙視的”。他給她倒了一杯滾燙的茶，然后用一種壓低了的聲音，給出了一個充滿善意但也無比殘酷的忠告：

不要在河南找律師了……這個水，比較渾。

他解釋說，本地的律師，無論能力多強，最終都很難真正對抗本地的公檢法系統，因為他們都要“在河南吃這碗飯”。他寧愿不掙這份錢，也希望他們能把機會留給一個真正可能從外部撕開一道口子的人。

他還說了一句讓申國強女兒至今記憶猶新的話：

司法機器已經轉了一輪，有了定論。你又讓它重新再啟動，就很難了。即使有問題，也給你干成鐵證了。

這場對話，讓她第一次窺見了那只看不見的“五指山”。當她和姐姐沉默地走出寫字樓時，外面的陽光“很刺眼”。

這道刺眼的陽光，似乎至今仍照耀著這個家庭的上訴之路。他們不知道，是能刺破黑暗，還是僅僅反襯出絕望。

回看整個案卷，無數的細節在命運中回響。

水寨賓館里那堆被專家用放大鏡仔細審視的玉器，最終的價值被認定為“每件1500元至3000元”。

審訊室墻上那張標示著巨額數字的人物關系圖，最后被固化成了一份邏輯自洽但充滿矛盾的判決書。

奶奶顫抖著塞給孫女的存折，和村民們“一萬、兩萬、三萬”湊起來的救命錢，支撐著這個家庭走到了現在。

申國強的女兒還在深夜里敲擊著鍵盤，為父親，也為自己崩塌后需要重建的信念而戰斗。

在中國，一個古老的行業，用它傳承了數百年的方式進行著交易。一個農民，一個專家，一個大亨，在這條鏈條上各取所需。直到鏈條的末端崩斷，一場關于“打眼”的商業風險，最終向上游傳導，演變成了一場關于“詐騙”的刑事重罪。

多份來自不同省市的民事判決書，都曾對古玩交易“買定離手，打眼不賠”的行業習慣予以認可。河北定州的一份判決認為，買家應“憑借自己的眼力、知識水平去判斷真偽”。遼寧建平的一份判決則直接指出，“對此交易習慣，我們應予以尊重。”

法律的天平，本應用于衡量罪與罰。但在這起案件中，它似乎更多地是在衡量權力與人情。

那位河南律師的話，再次在耳邊響起：

行規是你們的行規，法律是人家的法律。

李宇琛的文立于塵

寫于2025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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