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偵探”包拯“養成記”：明朝人腦洞真大，包青天竟上九天捉妖

《包青天》劇照

如果要問在中國古代的官吏之中，哪一位在當今社會最廣為人知，我猜想包拯包大人如果排在第二位，恐怕就沒人能排到第一了。這主要歸功于近幾十年來影視劇的持續影響，那個額頭上長著月牙、臉色黝黑、斷案公正無私的“包青天”形象，可以說是深深地印在了人們的腦海里。

不過，在這種深入人心的印象背后，其實也帶來了一個值得思考的現象。就像明代的張岫曾經提出的那個問題一樣：“宋之名臣彬彬其盛，何獨公之名愈久愈彰；開封府尹二百余人，皆當世名賢，何獨公有廟象，愈遠而愈企人之敬仰也哉？”說得沒錯，北宋王朝號稱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朝廷里出名的政治家數不勝數，比如王安石、范仲淹、司馬光等人，無論從官位高低還是當時的影響力來看，都比包拯要大，那為什么偏偏是包拯，最后成了老百姓心中那個崇拜不已的“青天”偶像呢？“包青天”這個深入人心的符號，到底是如何被塑造出來的？它在歷史長河中又經歷了哪些演變和發展？今天，我們就來一起探討一下這些話題。

一、歷史上的包拯

咱們要想說清楚包拯形象的演變過程，就必須找到一個討論的起點。這個起點，自然就是歷史上包拯本人的真實樣貌。畢竟，無論后世如何演繹包拯的形象，歷史上那個實實在在的包拯，才是所有變化最初的源頭。

根據史料記載，包拯出生在一個小官僚家庭，他的父親曾經擔任過惠安縣的縣令，也在京城做過級別不高的官。包拯的父親非常疼愛這個兒子，并且為他提供了優良的教育。所以，像后來小說里編造的，說包拯因為相貌丑陋而被父母嫌棄甚至虐待的情節，在真實歷史上是完全沒有的。同樣的道理，從流傳下來的包拯畫像來看，他那黑色的面龐和額頭上的月牙，很明顯也是后代文人墨客們的藝術加工。

包公畫像

包拯在宋仁宗天圣五年，也就是公元1027年考中了進士。但他考上之后，因為需要在家附近照顧年邁的父母，有將近十年的光景沒有到外地去做官，這也為他贏得了“至孝”的好名聲。一直到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包拯在父母先后去世并守孝期滿之后，才正式踏上仕途。

這之后，包拯的官場生涯可以說是平步青云，他先后在地方和中央擔任過各種職務，從地方上的知縣、知州、各地負責監察和財稅的轉運使，到朝廷里的監察御史、御史中丞、三司使等等。當然了，他整個仕途里最出名的一段經歷，還要數從嘉佑元年（1056年）到嘉佑三年的這不到三年時間里，代理并執掌開封府的時期，也就是我們在影視作品里最熟悉的那個“開封府尹包大人”了。

金超群版的包青天是熒幕經典

但是，只要我們仔細看一下他的履歷就會發現，從景祐四年（1037年）正式做官，到嘉佑七年（1062年）去世，在這長達二十五年的官場生涯里，他在開封府任職的時間實在算不上長。除了被派到外地任職的時間，包拯在中央朝廷擔任的主要官職，其實是集中在御史（也就是負責監督百官的監察官員）、負責給皇帝提意見的諫官，以及管理國家財政的官員這幾個方面。而這些，才真正是歷史上的包拯作為一名官員，其主要功績所在的地方。反倒是民間廣為流傳的那些斷案故事，在他的實際政績中，并不顯得特別突出。

二、包拯形象由人到神的變化

后世我們所熟知的包拯形象，主要是在他歷史原型的基礎上，通過各種各樣的民間文學作品，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藝術再創作，才慢慢形成的。這其中，既有像文人筆記這種相對來說比較正式一些的書面文學，也有在街頭巷尾的茶館、戲園子里，以說書（話本）、唱戲（戲曲）等形式存在的口頭文學。而要論傳播的效果，那無疑是后者要強大得多。

從包拯還活著的那個北宋時代開始，他在民間的聲望就已經逐步顯現出被神化的趨勢，而這個趨勢，到了明朝的時候可以說是達到了一個頂峰。

1、宋代文學作品中包拯的形象

實際上，當包拯還在世的時候，他在老百姓中間就已經有了相當大的影響力。《宋史》里就有這樣的記載：“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待制”是包拯曾經擔任過的“龍圖閣待制”這個官職的簡稱。在宋代的文學作品里面，包拯的形象已經有所體現。比如說，沈括的《夢溪筆談》里就記錄過包拯審理案件的故事，南宋初年朱弁所著的《曲洧舊聞》里面，也記載過包拯彈劾國舅張堯佐的故事。這些文人筆記，大多是以真實存在的歷史事件為藍本，在里面加入了一定的文學性想象，這就讓包拯的形象變得更加生動和豐滿。但總體來說，這些故事基本上都沒有超出清官、敢于直言進諫的忠臣這樣的范疇，相對而言還算是比較“正統”的。

影視劇中的包拯和宋仁宗

然而，在宋代那些茶館酒樓的說書、唱戲里面，包拯的形象就已經開始出現了一些神化的跡象。畢竟，這些說書和戲劇，它們的功能在某種程度上，就像我們今天的影視劇一樣，首要任務就是要吸引觀眾的眼球，所以在夸張和虛構方面就顯得更大膽了。舉個例子，在《三現身包龍圖斷冤》這篇話本故事里，就出現了包拯通過一個叫孫文的鬼魂連續三次現身、利用夢的啟示以及破解“速報司”的一條謎語來破案的離奇情節，這就已經開始涉及到鬼神之類的超自然事件了。當然，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能夠反映出民間對于包公的崇拜，正在一步步升級。

2、元代包公形象的鬼神化

通常來說，人們對于某種事物的崇拜，其深層次的心理原因，往往源于一種現實中的缺失感。就好比一個人缺錢了就想發財，于是可能會去拜財神爺。而當一個歷史時期，社會上普遍存在著貪官污吏、壓迫剝削、司法不公等等現象的時候，人們自然而然地就會去崇拜某一個清官的形象，希望他能夠站出來為民做主，主持公道。毫無疑問，那個民族矛盾異常尖銳的元朝，就是這樣一個時代。

元朝貴族

在那樣的一個大背景下，人們希望包拯包大人去懲治的，往往都是那些有權有勢的皇親國戚和高官顯貴，而真實歷史上的包拯，顯然是不具備這種通天的能力的。于是，在元代最為流行的元雜劇里面，我們就能看到，人們不斷地將自己對于清官的所有美好期望，都投射到了包拯這個藝術形象身上。這就使得元雜劇里的包拯，不僅擁有了超乎常人的智慧，甚至還具備了能夠溝通陰陽兩界、操控鬼神的神奇本領。

有學者專門統計過，在現存的元雜劇劇本中（可以參考《全元曲》），以包拯為主角的劇目就有11篇之多。這其中，有5篇的主要內容，就是講述包拯如何運用非凡的智慧來斷案的故事，比如像《智勘后庭花》、《智賺生金閣》等等。在這些雜劇里面，包拯通過破解字謎、設置精巧的圈套、制造矛盾沖突等各種各樣的手段來偵破案件，跟宋代的故事比起來，包拯的智謀水平可以說是有了非常大幅度的提升。

元曲：《包待制智斬魯齋郎》（關漢卿）

與此同時，對于元代的普通民眾來說，他們所面對的“敵對勢力”的力量是無比強大的，強大到人世間的力量已經不足以將他們打倒，必須要借助鬼神的力量才行。所以在元雜劇里，我們就看到包拯已經擁有了和鬼神進行交流的能力。比如說，在鄭廷玉創作的雜劇《包待制智勘后庭花》中，包拯就對著一個叫翠鸞的女子的冤魂說：“兀那鬼魂聽者，你去到黃昏插狀來，咱兩個白日里難說話”，這說明包拯不僅能看見鬼魂，還能跟鬼魂對話。在另一部雜劇《神奴兒大鬧開封府》里面，也有神奴兒的鬼魂親自跑到開封府來向包拯喊冤告狀的劇情。

3、明代包拯形象神化的巔峰

明代可以說是包拯民間形象被神化的最高峰。如果說在元代，包拯的“鬼神化”主要還只是體現在他和鬼神能夠進行交流這個層面上，那么到了明代的小說和戲曲里面，包拯的形象簡直就跟“齊天大圣”孫悟空差不多了，那真是上天入地，無所不能。

舉個例子，在明代的許多作品里，包拯都擁有了一件叫做“赴陰床”的法寶。包大人只要往這張床上一躺，就能夠自由地穿梭于陰陽兩界，下可以到地府，上可以通達天庭。比如在明代的公案小說《包公案》里就有這樣幾個小故事：一個說有個叫潘賓的清官被奸臣陷害死了，正好趕上包拯坐著“赴陰床”去陰間審案，于是這個清官就當面向包拯訴說了自己的冤情（《忠節隱匿》）；還有一個故事說，有五個老鼠精能夠變化人形，在民間作惡多端，包公就躺在“赴陰床”上一直飛到南天門，把這件事報告給了玉皇大帝，并且從玉帝那里借來了一只“玉面貓”下凡降妖（《玉面貓》）。另外，我們估計，這個情節很可能跟后來清代小說《三俠五義》里那個著名的“五鼠鬧東京”的故事，有著一定的淵源關系。

陳曉版《五鼠鬧東京》

再舉個例子，在明代的公案小說當中，包拯除了會斷案之外，還增加了降妖除魔的本領！比如在《百家公案》里就有這么一個段子：話說某個地方有條白蛇修煉成精，包拯就聯系了當地的土地神，設計了一個圈套困住了蛇精，最后由包拯親手一箭把蛇精給射死了！類似的故事還有誅殺害人的妖婦、用劍刺死狐貍精等等。在《為眾伸冤刺狐貍》這個故事里，包公把狐貍精抓住之后，親手將其千刀萬剮，可以說是非常暴力了！

09版的《包青天》中也加入過一些神怪元素

明代的公案小說，把包拯的形象進一步地神化，一方面體現了人們對包拯的崇拜在不斷加深，而另一方面，其實也表明了某一種藝術形式已經發展到了它的極致。人們不斷地把各種各樣的神通和特異功能附加在包拯的身上，期望著他能夠斬斷人世間所有不公平的事情，這無疑也使得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差距變得越來越大。看看小說里那個能夠上天入地的包公，再回頭看看現實世界里依舊橫行霸道的貪官污吏，這其中的失落感恐怕也是在所難免的吧。

三、包拯形象由神向人的回歸

其實，明代的公案小說，和我們今天的網絡小說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處，那就是它們都是商業化的產物。咱們看網絡小說，其實也能發現這么一個趨勢：一開始大家看那種主角無敵、一路碾壓的“爽文”覺得很過癮，但是看得多了難免會覺得膩，總想看點新的套路和不一樣的腦洞。明代的公案小說，已經把包拯寫成了一個上天入地、無所不能的“齊天大圣”了，那到了清代如果還這么寫，估計讀者們也早就看膩了。所以，清代小說中的包拯形象，反而出現了一種從“神”回歸到“人”的趨勢。

說到清代小說里的包拯形象，可能我們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那部《三俠五義》了。這部小說，實際上也是近些年來改編的各種影視作品中，包拯形象最主要的來源。那么，我們在《三俠五義》里面看到的包拯，是一個什么樣的形象呢？似乎又重新回到了他本來那個清官、能吏的樣子了吧？單從小說情節來看，在很多推動劇情發展的關鍵環節，包拯破案所依靠的，不再是那些上天入地的神通，而是他自己的智慧，以及像展昭、公孫策，甚至是王朝、馬漢、張龍、趙虎這些身邊人的幫助。

劇版的《包青天》更多的還是團隊作戰

甚至在《三俠五義》這部小說里，包拯有時候也會受到別人的蒙蔽。比如說，在書中的第七十二回到八十四回，圍繞著新上任的杭州太守倪繼祖的相關案件中，實際上包拯就沒有能夠識破“北俠”歐陽春等人設下的計謀。當然了，那個案件的最終結局還是皆大歡喜的。

文史君說

包拯形象的演變過程，可以說是經歷了一個從歷史上那個敢于直言進諫、擅長審理案件的原型，到后來被逐步地神化，再到清代和近現代又逐漸回歸到人性化的過程。而這整個變化的脈絡，實際上從最開始，就是截取了包拯原型中的一個側面，也就是他斷案的能力，然后在這個基礎上不斷地深化和演繹的。從民間老百姓的需求角度來說，朝堂之上的諫諍離他們的生活實在是太遙遠了，而身邊的地方官是否清正廉潔，則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能夠直接感受到，也是更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這或許也就是為什么，一位在歷史上政績更為全面的賢臣包拯，最終是以一個“判官”的形象，長久地留存在民間記憶里的原因吧。

參考文獻：

翟玉英：《關于民間傳說中的包公形象問題》，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

《包公案》、《百家公案》、《三俠五義》等。

（作者：浩然文史·文史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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