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杰 | 感懷楊振寧，生命歸于無垠的大地

文 | 陳杰

今天（10月24日），楊振寧先生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舉行。

時間10月，與楊振寧先生緊密相關。他誕生于1922年10月1日；1957年10月，楊振寧因“對宇稱不守恒定律的深刻探索以及由此帶來的基本粒子領域的許多重要發現”，與李政道先生同獲諾貝爾物理學獎；2025年10月18日，這位科學大師的生命時針停止，10月24日，生命歸于無垠的大地。

一個“保守的革命者”

與楊振寧相處多年數學家和理論物理學家費里曼·戴森說，科學是一項人類活動，理解它的最佳途徑是理解開展這項活動的人。

“他是一位保守的革命者。和富蘭克林以及華盛頓一樣，他愛護過去，盡可能少摧毀它。他對西方科學的杰出學術傳統和對中國祖先的杰出文化傳統同樣崇敬。”1999年5月22日在楊振寧從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榮休而舉辦晚宴上，戴森作了題為《保守的革命者》的演講，刻畫了楊振寧處世為人的態度、風格及特性。

在戴森稱楊振寧為“保守的革命者”前，楊振寧從沒想過自己是“保守的”，后來楊振寧覺得戴森講得很有道理，自己重視傳統，通常只在必要的情況下，才會去探索新的方向。

戴森認為，楊振寧是繼愛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20世紀物理學的卓越設計師。從當年在中國當學生到以后成為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哲人科學家，引導他思考的，一直是他對精確分析和數學形式美的熱愛。

“以楊先生為例，他為什么有這么多成就，這不是某一個單一的性格造成的，也不是因為他有超人的能力，楊先生的成就反映才智和個性的結合。個性的形成是一個長期、全面的過程，和小時候受的教育，和家庭教育、社會的教育，文學的修養、藝術的修養，和人生以前多方面的發展都是聯系起來的，所有這些東西加起來形成了一個人”。這是與楊振寧先后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長期共事的物理學家聶華桐作出的分析。

一位“保守的革命者”，既尊重傳統、尊重歷史、尊重規律，但又從不守舊，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引領未來，恰恰符合楊振寧的為學與為人。

一個物理學家的品位與風格

個性即是其品位。

根據楊振寧生前的說法，他對于物理科學的品位大部分是1938年到1944年在昆明西南聯大做學生的時候形成的。“在大學期間，我在戰時的昆明遇到了吳大猷和王竹溪兩位老師。他們指引我進入了物理學中的一些領域，而這些領域后來發展成了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在這兩個新生領域中的研究工作，對我的研究品位與風格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楊振寧在大學四年級念了吳大猷教授的“論物理”一門課，講的是19世紀發展而來物理學的一個重要理論方向，影響到20世紀量子力學。每到下課后，許多學生總是圍著吳大猷熱烈談論。“我記得最清楚的一幕，就是在西南聯大西北角的一個校門外邊，有一條很長的輕便的鐵路，吳先生和我們就站在那個校門外，在鐵路旁邊討論物理。然后到很晚了，他看了表覺得實在是非走不可了，我們就看著他順著鐵路走。”楊振寧回憶吳大猷時說。

1942年，楊振寧的學士論文《群論與多原子分子的振動》是在吳大猷指導下完成的。王竹溪教授將楊振寧引入了統計力學領域。1944年，在王竹溪指導下，楊振寧以《超晶格統計理論探究》一文獲碩士學位，因此進入統計力學研究領域，這也是20世紀物理學后半程最重要的新領域之一。

楊振寧通過在西南聯大7年的學習，不只是了解了物理知識的內涵，如他自己所說，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他個人對于物理科學的一種品位和偏好。他說：在創造性活動的每一個領域里，一個人的品位，加上他的能力、氣質和際遇，決定了他的風格。而這種風格又進一步決定了他的貢獻。

楊振寧認為，物質世界有它的結構，而一個人對這些結構的洞察力，對這些結構的某些特點的喜愛和憎厭，正是他形成自己風格的要素。因此，品位和風格之于科學研究，就像它們對文學、藝術和音樂一樣至關重要。

這是楊振寧的精當之言。

楊振寧在《讀書教學四十年》一書中回憶說，在西南聯大的7年里，尤其是后兩年念研究生的時候，自己漸漸地能欣賞一些物理學家的研究風格。他當時最佩服、一生最佩服的近代物理學家有三個人：愛因斯坦、費米、狄拉克。“三個人的風格是不一樣的。可是他們的風格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能在非常復雜的物理現象之中提出其精神，然后把這精神通過很簡單但深入的想法，用算學方式表示出來。”

楊振寧還說，不只是大的科學問題需要品位。即便是對一個研究生，發展自己的品位也很重要，他需要判斷哪些觀點、哪類問題、哪些研究方法是自己愿意花精力去做的。

楊振寧喜歡引用愛因斯坦的話:”創造的源泉在于數學。”戴森在《保守的革命者》演講中稱道，楊振寧對數學美的感受，照亮了他所有的工作。

1938年到1939年，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介紹他接觸了近代數學的精神，給予楊振寧一生不可磨滅的印象。“也許因為受我父親的影響，我較為欣賞數學。我欣賞數學家的價值觀，我贊美數學的優美和力量：它有戰術上的技巧與靈活，又有戰略上的雄才遠慮。而且，奇跡的奇跡，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能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結構”。（《父親和我》，《楊振寧選集》，第295頁）

在20世紀的物理學中，楊振寧是繼愛因斯坦和狄拉克以后，同樣以優美數學風格的物理工作建立不朽貢獻的偉大物理學家。這是物理學界都公認的。

一個“任重道遠的科學家”

楊振寧一生的摯友，西南聯大低一級的同學熊秉明說，楊振寧的生活實踐是入世的，有著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歷史使命感，稱楊振寧為任重道遠的科學家是最恰當的。

巧合的是，華羅庚和陳省身在西南聯大算學系的學生、數學家徐利治談到兩位恩師時認為，他們都是比較關心政治的入世派。

楊振寧在《陳省身先生與我》中寫道：陳省身是西南聯大時期一位極出色和受歡迎的教授，和華羅庚、許寶騄及其他年青教授一起，在校園里營造了活躍的數學研究氣氛。我對我的大學生活有著美好的回憶，對我在那里所受到的良好教育（1938-1944）懷著深深的感激之情。

抗戰西南聯大時期曾與楊家在昆明文化巷同住一院，認識讀一年級楊振寧的柳無忌教授說，“在敵人侵略下，學生與教授都在后方過著流離奔波的生活，可是，民族精神依然興旺，而‘士氣’更因炮火洗禮而變得剛毅。”“戰時的學生，飽嘗艱辛，卻沒有懊喪，沒有頹廢。他們求學的態度是嚴肅的，預備學成后盡一己的力量，為國家服務。”“他們的成績不遜于戰前的學生。而意志的堅強與治學的勤健，則尤過之。”（《烽火中講學雙城記》，《柳無忌散文選——古稀話舊》，第108頁、114頁）

楊振寧自言，“抗戰八年是艱苦困難的日子，也是我一生學習新知識最快的一段日子”。（《父親和我》，《楊振寧選集》，第296頁）他還曾說，“我們所有的人都有救亡的意識，都覺得國家民族正在生死存亡之關口。在那樣一個困難的時候，我們還能夠坐下來學一些學術上的東西，非常不容易。所以，大家都非常珍惜每一分鐘、每一秒鐘。（《美在科學與藝術中的異同》，楊振寧、翁帆編著：《晨曦集》，第200頁）

楊振寧那時候就很出名，在西南聯大里就傳言他有可能得諾貝爾獎。“當時就是，至少我是聽到過。”西南聯大物理學系“三劍客”之一黃昆回憶。黃昆視楊振寧為“非常正常的一個天才”。朋友聚談，談的都是學問，志趣都在學問，都在科學。西南聯大整個風氣就是做學問。

1945年，23歲的楊振寧就是在這樣艱難的歷史環境與彌漫的文化氛圍中走向世界。

一個非常實在、又想象力豐富的人

楊振寧說，“我為人處世都比較簡單，不復雜，就是沒有很多心思。我喜歡這樣的人，所以我盡量做這樣子的人。”（《晨曦集》，第321頁）

與楊振寧共事多年的聶華桐曾經講述，楊先生是非常實在的一個人，他做的工作都是扎扎實實的，他自己從來不做虛功，不做表面文章。他的工作都是有內容的，而且這些有內容的工作都是他反復慎重考慮過后做出來的，講求實際效果，實實在在，這是他的一個性格。但通常一個非常實在的人往往容易缺乏想象力；同樣地，一個想象力豐富的人又不容易很實在，可是楊振寧一方面很實在，另一方面又有十分豐富的想象力，這是他很重要的一個特點。

楊振寧生前的興趣非常廣泛。他對中國的古典文學、中國的歷史，對傳記和考古——中國的以及埃及和其它許多地方的考古等都了解得很多，而且他也愛好音樂、藝術和攝影。楊先生在物理方面的興趣是廣泛的，對純理論和實驗的東西都有興趣。這是他的一個特征。多方面的興趣使楊振寧隨時都在吸收新的東西。而在這同時，他又能夠坐下來做很深入的工作，并且作出重要的貢獻。

聶華桐觀察到，對楊先生來說，做學問是一種樂趣，從未見到他做學問的時候感到苦惱。“十年寒窗，埋頭苦讀”，不是他的形象，他是順其自然，發展自己的興趣。用聶華桐的話說，楊先生隨時都在觀察，隨時都在提問題，隨時都在思索答案，這就是他能夠對很多問題都有深刻了解的原因所在，成年累月積累下來，知道的東西越來越多，了解得也越來越深刻，難怪人們一跟他接觸都會感到楊振寧懂得那么多，了解得那么透徹，好象什么事情比你本行懂得還多！

聶華桐講到，楊先生另外一個很突出的品質，就是誠實。他對人坦誠，不會虛假的一套，更重要的是他對自己誠實。誠實是做學問的基本要求，一個人只有對自己非常誠實，總是對自己懷有疑問，常常更正自己的見解和觀點，常常老老實實去思考自己在這件事情上做得是對的還是錯的，力求抓住事情的本質，才能真的抓到事情的本質。楊先生具備這種品質。

楊振寧還有一個特點是大多數人不常有的，一方面，他非常實在，而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又非常容易受到激發，在新的物理現象面前充滿激情和有靈感。既能吸收別人的東西，自己又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和習慣，在楊先生身上得到充分的體現。楊先生取得了這么大成就，終生保持著謙虛好學的態度。

楊振寧說過，一個人的生命長短不應用年份來度量，而應歷數他所經歷過的成功事業。

他說自己出生在提倡“賽先生”和“德先生”的五四年代，難忘兒時從父親口中學到五四時代的一首歌《中國男兒》：“中國男兒，中國男兒，要將只手撐天空……”

今天這位科學大師走過了一個世紀遠去，令我們無比懷念！

（刊于2025年10月24日《天津日報》，文字有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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