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這個年代,被稱為“咆哮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科技與工業正是它的引擎,汽車業革命、電氣化普及、自動化與科學管理快速提升生產效率,真正的現代產業體系帶來了經濟繁榮。《科學美國人》當時用“機器時代的脈搏”來形容整個十年。
如今的20年代,“咆哮”不止,它是中國產業飛輪轉動的聲音,也是機器學習轟鳴與工業力量再次覺醒的聲音。對于中國來說,2025年,正處于這個年代的盤中,正在從以往應用創新的黃金十年,進入原始創新的攻堅十年。
“十五五”規劃《建議》,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和科技自立自強,排在各項經濟社會發展任務前兩位,與“十四五”時期相似;但不同的是,這次表達出更大的自信與雄心。
對于科技自立自強,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歷史機遇,統籌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建設,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搶占科技發展制高點,加強原始創新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
這也符合未盡研究近年來的觀察與分析。讓我們來復盤過去一年的研究,來理解什么是中國擁有的“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完整產業體系優勢、豐富人才資源優勢”;以及為什么要堅持“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方向”。
規模決定新質
。去年底,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在最近發布了一份報告《工業化的未來》,專門探討了制造業日益集中到大國,尤其是亞太中高收入國家和地區,給其他全球南方國家的工業化帶來的挑戰與機會。
據該報告,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唯一的制造業超級大國,占全球產出的三分之一,相當于3個美國。但這還不夠,到2030年,中國工業產出將達到全球的45%,相當于再造一個美國、即4個美國的工業產出。接近全球工業產出的一半,這差不多相當于英國作為世界工廠、美國引領第二次和第三次工業革命高峰時期所占的比重。
從全會公報中可以看出,這一趨勢是可能延續下去的:全會將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放在首位,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要求“堅持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方向”,并明確要求“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構建以先進制造業為骨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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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中國在全球的工業產出僅占6%,高收入國家占全球工業產出的75%。到2030年,中國工業產出將達到全球的45%,而高收入國家的工業產出下降到38%,其中美國占比11%。中國工業產出超過4個美國。事實上,2024年,據統計公報,中國第二產業增加值49.2萬億元,增長5.3%,占GDP比重36.5%,全部工業增加值40.5萬億元,增長5.7%,繼續快速增長。
這讓經濟史學家亞當·圖茲(Adam Tooz)直呼“”。在他看來,正是這種增長的動力催生了創新。中國迫使西方重新思考增長、發展和創新之間的關系。他開始從北大西洋、歐美視角下的“零和博弈”邏輯,轉向中國在過去二十年里所體現出的“發展邏輯”。
產業體系,萬物皆備于我
中國工業形成了全、多、大的獨特優勢,擁有41個工業大類、207個中類、666個小類,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500種主要工業產品中,中國有220多種產品產量位居全球第一,也占接近一半。
這不僅表現在一些傳統的加工制造業和重化工業領域,而且日益體現在裝備制造業,以及綠色化和低碳化、數字化和智能化的高科技產品。中國出口工業產品因此也與德國和日本等最先進的制造業強國越來越構成競爭關系而不是互補關系。當然,中國的先進過剩產能也有機會幫助全球南方實現新型工業化,可能定義一場新的工業革命。
工業門類齊全、業態豐富的好處之一,是帶來融合化的巨大潛力。新技術與傳統技術之間、科技創新與產業之間會帶來無窮的組合與集成選項;大量相鄰門類之間的“中間技術”可以在制造過程中不斷組合、驗證、進化,并固化為新的子技術,參與到下一代產品的設計與制造中去。
無人機何時從專業的軍事工具轉變為日常消費設備?答案是:當不再需要專業知識時。汪滔的研究標志著這一轉折點,他在論文體現出。無人機的“中間技術”優勢的確立,部分受益于智能手機等消費電子供應鏈在中國的擴張。參與蘋果產業鏈的中國企業越多,掌握的消費電子的“中間技術”就越多,形成新的“技術的組合”的機會也就越高。
創新集群是融合化的又一個體現,它進一步推動了組合與驗證的迭代速度。當地只要誕生一家行業龍頭,就能催生更龐大的上游供應鏈與下游應用市場。日前,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發布的《2025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國排名提升至全球第10位,首次躋身全球前十。其中,另一個最重要的變化,就是深圳—香港—廣州集群,排名首次躍居全球之首;中國共擁有24個全球百強創新集群,也超過了美國的22個;寧波(93名)、寧德(99名)首次上榜。
在“十五五”規劃中,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第一點就是“注重優化布局”,也就是推動跨區域跨流域大通道等“硬聯通”設施建設,健全區域間規劃統籌、產業協作、利益共享等“軟協同”機制等舉措。
。硅谷風投a16z聯合創始人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認為,無人機是中國超過美國的第一步,電動車是第二步,機器人就是第三步。從消費電子到無人機到電動車,再到機器人,盡管中國都是世界工廠與供應鏈基地,但是市場格局完全不一樣。此外,在智能眼鏡等新興AI硬件領域,海外也總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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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技術均勢
在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看來,“西方正在輸掉競爭2.0”。該機構去年底最近一次更新“關鍵技術追蹤器”,中國對的全球“壟斷”地位日益鞏固。在它設置的64項關鍵技術中,如果以近5年統計衡量,中國57項領先。它所謂的領先,主要依據在于某段時間內,某國高影響力論文(即引用次數前10%的論文)占比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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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美國的科技追趕基本達成。在其評估的20年時間里,全部64項技術的主導權,已經逐步從美國轉向中國。在2003-2007年,中國的優勢領域只有3項;到了2013-2017年,中國領先的已經達到了28項;到了2019-2023年,中國達到了57項。美國則從最初的60項減少到目前的7項。20年大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建立科學能力、吸引人才和為世界領先研究建立制度支持所需的時間。
不過,這些極具“沖擊力”經摘要的“事實”,仍然需要冷靜解讀。在累計20年的時間尺度下,美國領先的達到了25項(相當于40%),中國領先的達到了39項(相當于60%),而且,相當多的技術,如超導、大數據、自主系統操作技術(自動駕駛等)、雷達(不僅包括消費級的激光雷達,還包括衛星的孔徑合成雷達等)中美幾乎平分秋色,差距只在幾個百分點之間。
中國真正斷崖式領先的,如果按占全球50%計,則只有3項,為電池、超級電容(儲能等)與高超音速探測跟蹤技術。中國占比2倍于美國的技術14項,新能源領域尤為明顯;但不足美國一半的,也達到了10項,生物醫藥領域尤為明顯。
比如,在先進集成電路設計與制造領域,近20年來,中國大陸每年發表的高影響力論文的占比,逐年都在提升,但直至2021年才實現了年度占比層面的超越。而在累計占比層面,中國至今與美國仍存在巨大差距。ASPI報告預測,根據當前的趨勢,這個差距直至2030年都不會彌合。再加上從研究到商業的“時延”,中國半導體產業要在前沿領域實現對美國的超越,仍然需要持續高強度投入。
接下來的“十五五”時期,中國既要乘勢而上,又要迎難而上,“把各方面優勢轉化為高質量發展的實際效能”。
集中度的戰略價值
“斷崖式領先”意味著在日趨激烈的地緣競爭中的話語權。中國在面對美國技術卡脖子的同時,也在運用對供應鏈控制的廣度和深度,以及一些技術優勢的領域,對美國展開反制,尤其是其國防工業、戰略部門,以及中美兩國激烈較量的未來新興科技,并且力爭產生威懾作用。
在特朗普突然針對各國加碼“對等關稅”后,,很大程度上就因為全球貿易體系繞不開中國供應鏈。針對特朗普4月2日對全球發起貿易“閃電戰”,,看得出來是一套已經醞釀多時的組合。在五角大樓的一項研究中,就連美國最先進的精確打擊系統,都嚴重依賴中國供應鏈。尤其是電子元件和結構件(Structure)是中國供應商最密集的環節,分別有305家和233家中國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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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機構還發現,,無法與中國競爭“新勞動力經濟”。制造典型的釹鐵硼(NdFeB)永磁體所需的工藝和材料幾乎完全由中國控制,其市場份額高達90%。
值得補充的是,據最新的《世界機器人報告》,在2024年,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工業機器人市場,全年安裝量達29.5萬臺,創下歷史新高,占全球部署量的54%,接近美國的10倍;而且,我國本土制造商在國內的銷量首次超過外國供應商,市場份額從十年前的約28%躍升至57%。
中國已經開始對稀土技術棧實施出口管制,正在用0.1%稀土價值,撬動全球AI,原則拒絕境外軍工企業及軍工用途,逐案審批半導體企業。稀土與半導體直接相關的用途,包括作為摻雜劑(dopants),用于降低晶體管的閾值電壓等;作為芯片結構中的絕緣氧化層;作為化學機械拋光漿料配方中的添加劑。“下一代計算”的量子計算也逃不過稀土路線。龐大的半導體制造設備,也離不開稀土。如果將AI基礎設施,包括冷卻系統乃至驅動這些數據中心的風力發電設備也納入進來,那么,稀土杠桿作用還將進一步凸顯。
量產足夠的輕稀土,對美國而言已經相當困難了。但更為關鍵的是,中重稀土,才是稀土在AI經濟中的重中之重。中國掌握著,從礦產開采到冶煉提純,再到永磁體、靶材等組件的制造,覆蓋了全流程的設備與工藝。重稀土礦藏,尤其是豐度更高的離子吸附型粘土礦,絕大多數集中在中國南方和緬甸北部,合計占了全球的98%;中國幾乎壟斷了重稀土冶煉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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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歐美,中國幾乎壟斷了光伏、電動汽車的供應鏈,當時,這一切又開始在綠氫供應鏈上重演。如今,美國與中國對“下一代能源”核聚變的競爭,。盡管它一定程度上是全新的賽道,但仍然不少關鍵礦物、電子組件、電氣設備等可以微調與復用,部分已經進入中國的出口管制清單。無論是氫能還是核聚變能,都是“十五五”提出的中國新的經濟增長點的“未來產業”。
在此前,中國就,此后將鎢、碲、鉍、鉬、銦也納入其中。這個月,除了全部中重稀土,中國還對部分人造金剛石等超硬材料及相關設備,以及能量密度大于等于300Wh/kg的鋰電池及其原材料與相關設備,實施了出口管制,太陽能和儲能,在美國數據中心電力系統中日益重要。金剛石除了制造磨具等,本身也是第四代半導體;鋰電池則是儲能及端側智能終端的關鍵部件。
百年變局,百年樹人
中美的科技競爭,越來越集中于尖端和前沿的領域,也正越來越明顯地表現為頂尖人才的競爭。中國要在科技領域與美國競爭,首先要立足于自己培養的博士生,人數已經超過了美國。除了培養和留住自己的博士,中國也應該從全世界吸引最優秀的博士,尤其是從美國吸引。
三年前,未盡研究就提出,中國的創新在收獲了“低垂的果實”之后,;但是,中國非常缺乏、也非常需要DeepMind這樣的公司,匯集全球頂尖的科學家們與博士們,去解決人類面臨的最大挑戰。現在,人才競爭集中地反映在了人工智能與大模型領域。這是當前全球最緊迫也吸引最多資金的競爭領域,它被視為新一輪技術革命,將重塑各行各業市場格局,也被視為大國科技的制高點,也可能決定地緣競爭的成敗與格局。
在AI人才領域,存在三個說法:中國AI人才占全球一半,AI競爭主要是中國與美國的競爭,也是在美國的中國人與在中國的中國人的競爭。
中國AI人才的供給總量,逐步超越了美國。智庫MacroPolo通過追蹤AI領域頂級會議NeurIPS的作者身份來統計全球AI人才流向。其中,本科畢業于中國的全球頂級AI研究人員,從2019年的29%,升至2022年的47%。他們多數本科畢業于中國院校,具備相當強的全球競爭力。
該智庫還統計發現,在美國機構工作的頂級AI研究人員,原籍中國的比例,從2019年的27%,上升到了2022年的38%;而原籍美國的,只從31%上升到37%。逆轉已經發生了。這種數量上的逆轉,還會繼續下去。中國正在擴大理工科學生尤其是人工智能相關專業的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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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實驗室根本離不開華人,這也是黃仁勛的一再警告。越來越多華人面孔,出現在美國AI企業的發布會上。在去年底OpenAI的圣誕12連發中,至少有5場出現了華人面孔,其中數場同時多人一起亮相。Meta超級智能實驗室全名單曝光,。
這一輪AI競爭中,最突出的特點,就在于中國出現了DeepSeek。除了引領開源的創新趨勢,:只有美國才是批量培養AI人才的關鍵起點,只有美國才是AI人才的最終歸宿。
今年5月,胡佛研究所與斯坦福大學HAI發布報告稱,為DeepSeek撰寫五篇關鍵論文(即DeepSeekLLM、V1、V2、Coder-V2、V3與R1)的研究人員中,超過半數(共111名)從未離開過中國求學或工作。
這意味著,即使完全依靠國內培養渠道,中國就能夠造就世界級的AI人才。差不多40%(共19名)與美國有過交集的研究者,他們的職業生涯是從中國開始的,然后前往海外,最終回到中國。甚至超過20%(共11名)的研究者,以美國為起點,已經直接或輾轉回流中國,超過了從中國起步、目前留在美國的人數(共9名,不足20%)。
“十四五”期間,DeepSeek拉開了中國AI本土敘事的第一幕。中國進入硬核創新階段,必然成就頂尖本土AI人才。他們早就在那里,但是以往被低估了。過去,跟隨式創新的產業需求,成為了他們的天花板;DeepSeek“做最難的事”,掀掉了限制,“對頂級人才吸引最大”。
而頂級人才的本土化,也將撬動中國吸引全球頂級人才。中國正在慢慢吸引那些缺乏中國背景的全球人才落腳,至少是職業生涯的關鍵一站,包括美國機器學習專家蘭姆(Alex Lamb)與全球納米材料領域的頂尖學者、哈佛化學系前主任Charles M. Lieber。
可以說,中國在工業化和技術進步方面,收獲了史上最大的學習追趕紅利,也奠定了市場規模、產業體系、技術創新、供應鏈集中與本土人才的優勢地位。而中國的創業者和企業家人群,也日益變得科技精英化、視野全球化,比起前輩,他們要與生俱來地自信和無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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