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第二章 無限游戲的二重奏

本書是一部關于平臺勞動的人類學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討了中國平臺經濟背景下外賣騎手的勞動形態及其社會意義。通過在19個城市歷時7年的田野調查，作者帶著行動主義的熱情，記錄下騎手懸浮于正式與非正式勞動之間的真實狀態，關注到平臺從對勞動者本身的控制轉向對勞動過程的精細控制的關鍵轉變，提出了“過渡勞動”這一頗具解釋力的勞動概念，反映出勞動者對未來職業發展的關切。書中深入探討了算法技術對騎手勞動的影響，特別關注了女騎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雙重挑戰，并為此提供了豐富的田野數據和新的研究視角。

如今，平臺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會關系。外賣、家政、物流、打車等數字平臺方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此同時也催生了大批依附平臺的零工勞動者。本書在對騎手零工進行記錄反思的同時，相信個體在不確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經驗和勇氣，憧憬一種更加良性向善的算法。

無限游戲的二重奏

哲學家詹姆斯?卡斯（James Carse）在《有限與無限的游戲》中為我們提供了分析世界的一個新視角。他將世界上所有的人類活動都比喻為一個個游戲，而游戲分為兩種，有限游戲和無限游戲。有限游戲以勝利為目的，而無限游戲以延續為目的。這樣的比喻發人深思。我在田野里觀察到的一個個外賣騎手，為了生計流動奔波，雖然偶有抱怨，卻一直在努力勞作。如果將外賣經濟比作一種游戲，那么，它是有限游戲還是無限游戲呢？在這個游戲里，誰是贏家，誰是輸家？我也曾不止一次地疑惑，既然跑外賣的生計如此困難，為什么會有源源不斷的騎手加入進來？他們為什么加入這個游戲？又在其中獲得了什么？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跑外賣是一種無限游戲。

如果我們把外賣的供需鏈條拉長，就會發現圍繞外賣所建立起來的，其實是一個包含了物流、交通、運力、人力、消費、餐飲等諸多方面的巨大的游戲場域。在這個游戲場中，外賣員就是游戲的闖關者。他們之所以加入這場游戲，是因為外賣本身有著一套游戲化的管理模式。這種游戲化的管理通過使用五花八門的規則手段，不斷吸引著參與者。這些規則中混合著游戲文化特有的自愿性、規則性和賭注性。用外賣騎手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跑外賣是會上癮的”。平臺通過細分管理領域、建立不同規則來不斷增加游戲場景，擴展游戲空間，讓外賣游戲得以延續下去。

在這一部分，我們需要講述的正是平臺管理所形塑的 “無限游戲”。與傳統的 “趕工游戲” 不同，外賣游戲更像是一場精心策劃的 “二重奏” 游戲。平臺首先利用了人們喜歡娛樂、冒險和探索的心理，設計了充滿游戲化體驗的勞動模式；更重要的是，隱藏在游戲化勞動管理模式之下的，是平臺有效地利用了外賣騎手的流動勞動，不斷進行算法系統的改造、升級和完善。加入外賣游戲的騎手，既是游戲的參與者，也是游戲系統的研發者和開拓者。他們通過自己的街頭勞動，不斷地與算法進行交互，幫助算法升級。也正是他們的游戲勞動，促使外賣玩局可以持續下去，變成一個無限循環的游戲。

外賣勞動凸顯了強烈的算法中介性。我想要在這里展現的算法中介不是傳統管理方式的簡單數字化，而是包含了算法技術作為一種 “自主性技術” 所特有的交互性、生成性，甚至情感依賴性。外賣系統中的算法具有精準推送、預測和反饋等功能。在外賣的大游戲里，騎手和算法系統形成了既沖突又合作、既對抗又妥協的微妙聯結和互動。這里的算法不再被騎手比喻成一種冷冰冰、無情感的技術，而是具有自己想法的、“有點壞” 卻又 “十分聰明” 的擬人化系統。騎手在外賣游戲中展現了充分而不氣餒的主動性，在勞動的過程中不斷反向感知算法、了解系統，與這一套管理系統斗智斗勇。游戲正是在這樣的人機互動中展開。

外賣游戲下的人機互動超越了一元的、單項的 “壓迫 - 反抗” 過程，充滿了情境性的變化和一些不可預知的復雜性。圍繞外賣經濟的算法化，外賣平臺有意無意地形塑了一種無限游戲的生態觀感。它有效地抓住了騎手的注意力，將他們的勞動力轉化為數據式的生產力，借以延續這一游戲。

“打怪升級”

有了算法的介入，外賣勞動的管理變得 “無微不至”，與訂單派送相關的每一個步驟幾乎都有著非常明確的稱呼，如 “系統派單”“商家接單”“騎手到店”“騎手送單” 等。幾乎每一個細分場景中都有算法管理的影子。算法不僅接替了原有人力資源的大量管理工作，同時也開始建立一種其更加擅長的分類、分級的管理機制。

算法首先建立的是騎手的等級標準。在不同的平臺中，外賣騎手被劃分為不同的等級，雖然名稱各異，但共同指向騎手的 “送單能力”。簡單來說，就是送單數量越多、所干時間越長，騎手等級越高。例如，在先前存在的百度外賣平臺上，騎手被劃分為從 “普通騎士” 到 “神騎士” 共七個不同的等級（參見表3）。相應地，每個等級的派送補貼、積分累積也不盡相同。例如，一名 “普通騎士” 送一單所獲得的額外獎勵是1毛錢，而具有 “鉆石騎士” 資格的騎手就可以拿到1元錢。在其他平臺上，不同等級的騎手擁有不同的類似 “特權”，等級越高，特權越多，包括優先派單特權、超時豁免權等。雖然名稱不太相同，但是其他外賣平臺也遵循類似的等級劃分標準，例如 “美團” 在一些跑單活動挑戰賽中將騎手劃分為銅牌騎手、銀牌騎手、金牌騎手、鉆石騎手。對不同等級的外賣員，在騎手裝備、有效訂單量、配送準時率等層面有不同的要求。

“等級” 關聯著 “特權”，這讓一些年輕肯干、有冒險精神的外賣騎手躍躍欲試。

這個跑單啊，就是上癮。跑一單給一單錢。都是白花花的銀子。所以，跑到了一百，你就想跑二百。等到跑上二百，你會想，我能不能跑三百？就是不知足，人都這樣。

我更愿意把掙的錢想象成實物。比如說，今天掙了一百，就是一頓飯錢，可以和同事 happy（開心）一下；要是掙了二百，那就可以給女兒買一套衣服；三百呢，我就更高興，幾乎可以給兒子買個電動玩具汽車了！

騎手的等級設定是一種充滿游戲化的設計。它與諸多當下網絡游戲的進程設置頗為相似。例如，每當晉級成功，游戲者就會獲得新的稱號、權益或者相對應的武器裝備、積分值等。除了系統實時更新的騎手等級，平臺還會設置日跑單量、周跑單量、月跑單量等團隊排名。站點的管理員會定期在工作群組中推送個人跑單成績，按照送單數量由多到少依次排列，以促進內部競爭。

這些榜單有效地激發了騎手的興致，成為大家茶余飯后的談資。等單的空隙，無聊的騎手們會聚到一起，比較各自的騎手等級，免不了彼此吹噓一番。老高十分關注騎手的排名。每次看到站長推送日排行榜，他都會迫不及待地打開手機研究一番，進行點評。一天下午，我們坐在街邊聊天，老高偶然間看到了站長發布的周跑榜單，便開始和一旁的騎手議論起來：

張元衛賊能跑，每次都是前三。啊，小張這幾天不太行，都沒進前五，是不是前幾天他請假了？…… 有些是真能跑，不要命，咱確實比不了。你說這個張元衛，早9點干到晚12點，叫你，你行嗎？

旁邊的騎手聽了，紛紛笑著搖頭，七嘴八舌地說，“比不了，比不了”，“這個咱真是不行”。雖然有一年的時間，我都在潘家園附近的粥鋪采訪騎手，但并不認識張元衛。我曾經也拜托老高幫我聯系，看看他是否愿意跟我聊聊。老高每次都搖頭拒絕：“別問了，那小子忙得很，沒空。…… 就算有空，你也抓不著他。” 在騎手的眼里，張元衛毫無疑問是一名優秀的游戲競技者，他送單多、送單快，讓很多騎手很是羨慕。在站點的管理群里，時不時地會有人發 “打倒張元衛” 這樣的話，作為騎手對送單游戲里優秀的競技者羨慕而戲謔的回應。

除了騎手的等級，平臺還會定期推出各種挑戰賽、系列賽等，通過承諾完成任務、獲得獎勵的方式，激勵騎手參與送單勞動。例如，2021年夏天的時候，楸樹街的美團眾包騎手積極地參加了 “清涼一夏” 挑戰賽（參見圖6）。挑戰賽共49天，分為七個檔次，依據每個人的送單能力，系統給到個人的挑戰目標并不相同。同樣地，在完成預期目標后，得到的獎勵、獎金也不盡相同。常規的打卡、簽到、在線時長等成為參與比賽的常態化要求。

闖關

如果把外賣系統看作一個游戲場，那這個混合了物流和交通的游戲場里面存在著多種多樣的競技者，騎手便是其中之一。他們的任務，就是在層層的游戲 “關卡” 中想方設法 “快速通關”。騎手送餐的場景，與一些網絡游戲里的打怪升級幾乎一模一樣。唯一的不同，在于后者是虛擬場景，而跑單是在真實、物理的世界中進行，面對的是真切的風險和不確定性。

在闖關的送餐游戲中，時間和空間相互交織，形塑了外賣員的勞動緊張感。城市基礎設施的空間治理成為外賣員在送餐過程中面臨的首個挑戰。出于社會管理的考量，政府和交通運輸部門對于外賣員的車輛、道路、行駛路線設立了具體規則和約束條件。例如，北京規定持京 B 牌照的摩托車禁止進入四環以內，同時禁止摩托車使用非機動車道等。而我們在2020年基于北京市外賣騎手的調研中發現，有30.52% 的騎手使用京 B 牌照的摩托車進行送單。在實際的送單操作中，京 B 摩托不進四環的治理要求難以達到。我詢問老高站點里有摩托車的騎手，他們的解決方案分為 “運氣派” 和 “策略派”。“運氣派” 覺得是否被交警抓就是一個碰運氣的事情。如果真的被抓了，罰錢了，就自認倒霉。“策略派” 更講求跑單路線的技巧：

不要上二環，二環經常有查車的。有次遠遠地看見了，交警都穿一個金黃色的外套，（我）掉頭就跑。…… 有時候，（微信）群里也會有人說，哪兒查車，就避開。

為了趕時間，外賣員可能會闖紅燈、逆行、上環路等，以此來節約送單時間。在這個過程中，騎手一方面需要注意躲避交警、往來車輛和路人；另一方面需要時時應對系統派來的訂單，并按照時間的先后、差異等統籌判斷，以最快速度策劃出送單路線。在外賣的游戲中，送單是一項 “多線勞動”。系統要求外賣員同時應對來自多方的不確定和實時更新。可以說，“多線勞動” 處理的好壞，直接決定了騎手能否準時完成送單任務。對此，不少騎手談到時都深以為然。

很多時候，城市交通基礎設施的 “阻滯” 會與外賣騎手的路線形成沖突，使其不得不做出具有風險性的選擇。

最多的時候，身上掛了15個單，要求在45分鐘之內送完。…… 不好好規劃，絕對送不完。一定要規劃，先送哪個，再送哪個。

最害怕的就是大商場。進去就出不來啊。有一次，（我）一直在里頭打轉，二十多分鐘，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口出來，結果發現不是（之前）那個入口，電動車放在（商場）對面。…… 現在遇到大商場（的單），我一般不接。

小蔡師傅是 “餓了么” 的外賣員。提起商場取餐的經歷，他心有余悸。時間的緊迫感和斷續性促使外賣員對送單工作進行實時的、有規劃性的計算和考量。外賣員會在實際的勞動過程中慢慢地摸索出應對多線勞動的一套經驗。例如，小蔡師傅對于送單順序、路程先后進行規劃，對特定場所的訂單選擇不接單等。

外賣員的流動勞動也經常因為空間的物理阻止和打斷而不得不實時調整勞動節奏。例如，小區里的門禁、路障、電梯會攔截外賣員，一些高檔小區和商場甚至明令禁止外賣員進入。這時騎手不得不想辦法 “過關”。有的騎手會選擇將電動車或者摩托車停在小區、辦公區域外，步行前往送餐，還有的會與保安斗智斗勇，想辦法讓自己通過。例如，小蔡師傅非常氣憤于某些小區的進出 “不平等”，“憑什么一般人的電動車讓進，外賣的就不讓進”。與保安吵過幾次后，小蔡師傅選擇在每次進門之前脫掉自己的外賣外套，把餐箱放腳踏板上，保安認不出來，就會讓他通過。

對于剩余里程和送單數量的實時計算也成為外賣員的必備技能。使用電動車跑單的外賣員，需要隨時準備更換電池。有的外賣員會租用如 “易換電”“鐵塔換電” 等充電樁中的電池，也有的外賣員自己購買電池，中途需要返回住處或站點更換電池。對于電池剩余里程的計算變得十分重要，尤其在高峰時段，電池電量逐漸下降帶來的焦慮感讓一些騎手 “不敢多接單，不敢跑遠”。

送餐勞動就像一場游戲，流動、停滯、阻礙、再流動的來回交替成為常態。當平臺市場邏輯將生產工廠由特定的位置搬到大街上時，外賣勞動就打破了傳統工廠制下連貫、有序的特點。實時面對阻礙、實時解決問題成為外賣騎手的勞動日常。為了最大限度地達到外賣游戲中的勞動要求，身體的上場和主動流動成為重要選擇。例如，在遇到高層寫字樓時，外賣員更傾向于跑樓梯而非等電梯；遇到熟悉的配送地點時，外賣員會更加依賴自己的路線規劃而非系統給出的推薦路線。零工經濟中的 “闖關游戲” 塑造的是一種時間緊迫感。在后面的論述中，我們將會詳細闡釋。這種時間緊迫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外賣員的 “游戲” 狀態。通過此種游戲化的運營，平臺得以 “黏” 住騎手，確保送餐游戲的持續進行。

真人游戲

在有文字記載的文明建立之初，游戲便隨著人類社會而產生。發展至今，游戲化（gamification）已成為十分跨學科的概念，被廣泛應用在教育、人機互動、健康等諸多領域。與此相對應，學者對于游戲化的釋義也拓展到了各個領域。概括來說，游戲化指的是一個有意設定的過程，即在非游戲的場景下，通過使用游戲化的元素來達成娛樂化之外的目的或結果。在勞動研究領域，布洛維曾提出 “趕工游戲”（the game of making out）的概念。他發現車間里的工人在枯燥、嚴苛的工作環境中，會自動加入相互競爭、比較的趕工氛圍，從而更加積極主動地投入到車間生產勞動中。布洛維認為，工人這樣做既轉移了自身的注意力，同時也形塑了一種自身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變相同意，即 “制造同意”（manufacturing consent）。這一描述切中肯綮，它有效地觀照了資本對工人產生的 “制造同意” 的影響。很顯然，騎手一旦加入到外賣的 “升級打怪”，就會自覺不自覺地響應、默認現有的游戲規則，并積極參與送單。

但是布洛維沒有過多談論游戲規則的設立過程，而這正是平臺經濟下外賣勞動值得關注的地方。不同于傳統的工廠競技，外賣產業中的游戲化不再是因比較而起的、簡單粗略的趕工指標，而是精細的、全場景的游戲化升級。在這個過程中，外賣騎手參與到了 “趕工指標” 的設置中來，與送單勞動相關的所有程序幾乎都被做了游戲化的處理，包括可見的訂單數量、累積分值、好評率、準時率等。可以說，這是一場基于人機互動精心設計的 “真人游戲”，外賣騎手本身既是游戲的參與者，也是游戲的建設者。尤里安?庫克里奇（Julian kicklich）在論述互聯網游戲時使用了 “玩工” 的概念。他認為，網絡游戲的玩家是游戲公司創造力和研發力的重要來源，通過不斷參與游戲，網絡玩家不但幫助游戲公司吸引了更多的參與者，而且他們在參與游戲過程中，幫助修改、填補了諸多游戲漏洞，用免費勞動促進了網游資本的商業化完善。丁未在網約車司機研究中，用 “制造能動” 來描述網約車司機的線上反抗如何成為 “滴滴” 平臺數據完善自身的有力補充。與此相似，外賣騎手也成了另一種 “數字玩工”，他們在游戲化的場景下，參與跑單游戲，同時幫助系統完善跑單游戲。

一位從事平臺算法研發的技術人員說：

這套管理系統的設計很漫長，慢慢發展出來的，隨著業務不斷發展進行設計。今天發現幾個問題，明天堵上幾個漏洞。后臺一開始的標注也沒有那么詳細，都是后來根據騎手數據的反饋、使用體驗等慢慢加上去的。…… 差不多兩三年的時間…… 對于騎手送單的某一部分活動，后臺一般會有幾百個甚至上千個標注。

平臺游戲化的設定與騎手的送單反饋密切相關。算法正是根據加入游戲的騎手所生成的跑單數據來初步劃分不同的騎手等級和獎懲措施。而諸多后續的標簽完善，其實也是依靠騎手參與游戲過程中發現的系統漏洞或者由騎手補充了缺失的數據，包括建筑物的樓層、小區的人口位置、交通線路的方向等。

我在田野調查時發現，系統對于外賣騎手的分級有著自己的一套規則。大部分外賣員會在半年左右升級并穩定在 “黃金騎士” 一級，而進一步的升級則變得困難。老高說，自己用了一年的時間，才從 “黃金” 變成 “王者”，如果需要繼續升級，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更長的時間。如果升級失敗，騎手給出的解釋經常是 “單不多”“工作時間短” 或者 “不夠拼命”。也有騎手表示，由于參與的人越來越多，最高等級的騎手名額已經飽和，“晉級需要碰運氣” 或者 “找關系”。在系統后臺中，算法維持著不同等級的騎手劃分的微妙平衡，這種平衡往往十分難以掌控，因為它既要保證升級之路的暢通，從而使騎手持續沉浸在送單游戲中不至于放棄；同時又要保證騎手之間有著相應的送單權益和收入差異，以滿足部分騎手的優勢地位。

吉萊斯皮將算法分類管理的勞動者稱為 “算術型工人”（calculated workers）。對于外賣騎手而言，他們不僅僅是算術型工人，更是游戲化的參與者。在此過程中，平臺算法巧妙地將個體勞動者自我價值的實現與資本的管理結合在一起，并在不知不覺間依靠騎手對于外賣游戲的參與而有效地塑造了算法自動生長、自動發展的根基。

“人體電池”

在具體的實踐場景中，外賣平臺系統是如何依靠騎手搭建起來的？

我們可以把整個外賣系統想象為一個游戲場，騎手就是游戲玩家，騎手的手機、頭盔、電動車等行動軌跡連接著系統后臺的服務器。騎手的勞動過程，除了送單，也是不斷與后臺系統進行互動的過程。在系統后臺，每一個外賣員都有自己的主頁面，上面顯示著騎手的送單量、等級、從業時長、積分、獎勵等。這些數據由騎手所在站點或者團隊直接管理，并成為之后送單情況排名的直接依據。

這樣的互動交流大多是通過 “邊走邊看手機” 的方式進行的。在此過程中，外賣員的流動成為平臺數據生產的重要手段。例如，有學者發現，平臺系統會利用騎手手機上的 GPS 定位、WiFi、藍牙或者智能頭盔等實時收集流動勞動過程中的數據。（參見圖7）

送餐是一項流動性勞動，而流動本身所產生的數據面向十分豐富，包括基于外賣員送餐速度、單量、人流量的數據；基于餐品的種類、價格、打包和出餐時間的數據；基于消費者等待時長、口味偏好、家庭住址、外賣超時忍耐程度的數據等。如果把 “送外賣” 拉長為一個基礎物流傳輸鏈條，不難發現，流動的過程是外賣員聯結各方參與者一并加入數據生產的過程。肖珊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在論述 “監視資本主義” 時，敏銳地意識到了人的行為可以在數據化時代被作為商品出售。尼克?斯尼塞克（Nick Smnicek）將數據稱為平臺市場邏輯下的新能源。在外賣系統中，基于外賣員的流動所生產的數據成為外賣平臺 “訓練” 物流調度系統、進行用戶精準畫像的重要原材料。依靠由流動所積累的數據，算法系統得以被持續 “投喂”、不斷進行深度學習，從而實現在既有設定原則上更加精準、全面地對外賣物流進行預估、評判、分類，提高平臺勞動管理的效率。

早在2017年6月，我就曾與 “百度外賣” 的一位數據架構師進行過交流。彼時的他已經開始考慮如何對已建立的算法體系進行修正和優化，使其不斷走向自動化和智能化。關于配送平臺的算法設計原理，他這樣解釋：

我們在2015年初就已經實現了全自動化的這樣的一個派單。自動化派單這個事情，背后要解決（的），就是我們怎么實現從零到整個這一套的核心調度的技術。這個訂單，從技術到系統，到自動地分配給最合適的人，中間有一系列的（問題），需要系統去支撐。…… 我們怎么樣讓這個系統具有自動地學習、自動地優化的一個能力，（讓）它像 AlphaGo 一樣，能夠每天根據不同的棋譜，對于系統來說，就是根據每天不同的、新的訂單配送的情況，去自動地學習，使得這個系統越來越智能，越來越適合每一個區域的調度。

在過去的幾年里，利用不斷擴大的用戶、商家和外賣員數量，平臺的算法體系也得到了持續充實和擴展。他補充說，

自動派單之外，我們有實時可視化的監控系統。（例如）有分析、回顧（作用的）時光機系統，有預測、做模擬的仿真系統，以及指導我們業務去做業務分析的詢導系統。除了調度系統，還有一些系統去支撐。

無論是這位數據架構師所說的時光機系統，還是仿真、詢導系統，都展現了算法依靠流動勞動的 “投喂” 變得越來越智能的事實。在機器的深度學習模式中，外賣平臺的算法和外賣員的流動勞動形成了相互依存、共同進化的關系。一方面，算法設定的指標會傾向于 “細化” 或 “完善” 外賣員的送單勞動；另一方面，源源不斷的人力數據又會 “投喂” 并 “訓練” 算法，將一些系統漏洞、尚待完善的地方補足。

2021年的夏天，我和幾位研究生同學在房山區良鄉鎮的楸樹街采訪外賣騎手時，遇到了李飛龍。在我的請求下，他答應帶我去附近大學城送餐。他挑了幾個北京理工大學的單子。因為疫情，外賣員無法進出校園，只能選擇送單地址最近的地點送餐。外賣單上的送餐地址五花八門，“C 區 H 口”“B 區1口”“小區大南門”，讓人很難搞清楚。令我驚奇的是，李飛龍竟然全部知道。他載著我騎得飛快，不時把車停在路邊，取出餐，放到一處不起眼的柵欄下，拍照上傳，然后載著我去下一個地方。

這些地方以前都沒有。疫情之后就有了！因為學校進不去！…… 是我們一個一個跑出來的，之前的系統亂七八糟，我們也是熟悉了。學生都在宿舍附近下單，一棟宿舍樓下的單多了，我們送的單多了，系統就會標識出來。

李飛龍一邊說著一邊給我看他的手機。果然，在他的送單地圖上，圍繞北京理工大學出現了不同的區域標注和送餐點設置。按照李飛龍所說的，依靠騎手流動所生產的數據成為完善送單系統的重要依據。

鄭廣懷在研究外賣騎手時，用 “下載勞動” 來描述外賣騎手的數字化勞動生產。“下載” 的概念生動形象，它展現了平臺作為一個強大、有反思力的有機體，如何將一整套精密、動態的勞動控制模式嵌入勞動者的外賣送單活動中。如果我們的思緒如《黑客帝國》所展現的那樣打開，那么毫無疑問，騎手就是一個個連接著后臺服務器和升級系統的 “人體電池”，源源不斷地在為平臺系統貢獻自己的數據和能量。這樣的比喻聽起來有些危言聳聽，但在整個外賣游戲中，數據化的流動是闖關游戲得以持續運行的重要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