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觀濤：古文明的湮滅之路｜雙體實驗室

大家好，我是船長。

研究古文明常困于無法復原當時觀念，然宏觀演化仍可推知。社會作為政治、經濟、文化子系統(tǒng)耦合的網絡，其宏觀特性可從功能維系的結構中分析，無須深入不可知的觀念細節(jié)。

金觀濤老師指出，系統(tǒng)穩(wěn)態(tài)終因內部“無組織力量”增長而崩解。功能多余度不斷積累，導致結構畸變與功能異化，這使得任何穩(wěn)態(tài)都無法永恒，文明注定在演化中走向解體或更新。

以兩河流域和古埃及為案例，可見文明滅絕的兩種典型路徑：開放競爭下的動態(tài)衰亡，或封閉環(huán)境中的周期振蕩。系統(tǒng)論揭示，無組織力量的不可抗拒，正是古文明湮滅于歷史深處的內在邏輯。

圖：托馬斯·科爾 《帝國的歷程：毀滅 》

古文明的湮滅之路

文/金觀濤

社會結構：不同類型社會行動的互相維系

關于古文明，我們因不能恢復當時支配社會行動的普遍觀念，不能知曉其歷史演化的整體圖像，但卻可以斷定它們中大多數(shù)一定會滅絕。這看來有點奇怪，今天歷史學家有一個公認的看法：歷史研究必須從細節(jié)開始，整體宏觀圖像是從細節(jié)中拼出來的。

既然在古文明中，社會行動的細節(jié)不可復原，為什么會有“多數(shù)古文明必定會滅絕”的整體圖像呢？關鍵在于，社會是普遍觀念和社會行動通過L（A）、L（B）互相維系的網絡。對于一個由互相維系的子系統(tǒng)構成的組織，很多宏觀性質可以從互相維系的子系統(tǒng)構成的網絡推知，無須深入觀念系統(tǒng)、知曉社會行動的原因。當我們把觀念和相應社會行動分成若干類別，并考察其相互關系時更是如此。

我們經常將社會結構分解為政治、經濟和文化子系統(tǒng)，這實際上是將觀念和相應的社會行動分成政治類、經濟類和文化類，再考察各類別之間的關系。每個人參與的社會行動，大致可分成這樣三大類別：維系個體生存的觀念和相應的社會行動屬于經濟類；服兵役、處理社會行政事務、審案等可以視為政治類；作學術報告、到廟里去祭祀等可以視為文化類。

每一類觀念系統(tǒng)和相應的社會行動都有其主流的組織方式，我和劉青峰稱其為子系統(tǒng)結構。每一個子系統(tǒng)的存在都以其他類型的社會行動的存在作為前提，如發(fā)達的商品經濟活動需要四通八達的交通運輸、對市場的管理等，我們稱之為該子系統(tǒng)存在所必需的外部條件，即其他類別的觀念和相應社會行動（子系統(tǒng)）及其結果。

如古羅馬發(fā)達的道路系統(tǒng)是軍團修建的，它屬于政治類社會行動的結果，該結果是經濟類社會行動的前提。每一個子系統(tǒng)產生某一類社會行動，其結果都可以為其他子系統(tǒng)所利用即提供某些條件，如商品經濟提供物質資源，滿足政治和文化子系統(tǒng)的物質需求，我們稱之為子系統(tǒng)的功能。

社會作為普遍觀念和社會行動互相維系的網絡，一定存在著政治、經濟和文化子系統(tǒng)，以及這些子系統(tǒng)存在的條件和被其他子系統(tǒng)功能滿足的過程。也就是說，任何一個社會總可以簡化成政治結構、經濟結構和文化結構，并由這些結構功能耦合而成。

所謂子系統(tǒng)功能耦合是指某一個子系統(tǒng)存在的條件由其自身或其他子系統(tǒng)的功能提供（圖一）。考察圖一這樣自我維系的系統(tǒng)，有時比研究普遍觀念和社會行動互相維系的網絡更容易。

圖一：社會結構的系統(tǒng)分析

原因在于，我們在研究普遍觀念和社會行動互相維系網絡的過程中，如果不了解普遍觀念，就不能分析整個互相維系的網絡；而在分析圖一這樣的結構時，由于功能耦合分析在很多時候和當時的普遍觀念沒有直接關系（如修建道路有助于商品經濟的繁榮），故而可通過對外部事實的研究得到結論，有時甚至可以直接用系統(tǒng)論得出宏觀分析。

也就是說，很多有關社會自我維系網絡的宏觀特征的推論，并不需要知曉推動社會行動的普遍觀念。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得出三個宏觀結論。

第一個宏觀結論是部分離不開整體。因為文化類社會行動的很多條件由經濟類社會行動提供，經濟類社會行動的條件由政治類社會行動和文化類社會行動提供。這樣，由于各子系統(tǒng)具有互相維系的整體結構，各子系統(tǒng)一定是同時形成的。

前文提到大規(guī)模農業(yè)起源和國家起源同步，這一結論可從系統(tǒng)論原理推知，其依據就是大規(guī)模農業(yè)的存在需要丈量土地，明確土地使用和管理原則，這些都不是經濟類社會行動，而是國家的功能。各子系統(tǒng)必須同時形成，它們才能互相維系。

第二個宏觀結論是自我維系的系統(tǒng)只有兩種宏觀狀態(tài)：一是穩(wěn)態(tài)，二是演化。演化結果要么就是達到新的穩(wěn)態(tài)，要么就是系統(tǒng)解體。具體來說，穩(wěn)態(tài)是指各子系統(tǒng)不變，一個子系統(tǒng)的功能正好滿足另一個子系統(tǒng)存在的條件（它們之間功能耦合良好），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社會處于穩(wěn)定狀態(tài)。

當某一個子系統(tǒng)變化，其功能改變立即會影響到其他子系統(tǒng)，其他子系統(tǒng)的改變會進一步推動原有子系統(tǒng)的變化。這就是社會穩(wěn)態(tài)遭到破壞、整體處于演化中的時期。演化只能有兩種結果：一是達到新的穩(wěn)態(tài)，這就是新社會結構；二是長期達不到穩(wěn)態(tài)。因整體存在的前提是子系統(tǒng)互相維系，那么長期達不到穩(wěn)態(tài)意味著子系統(tǒng)無法實現(xiàn)互相維系，其后果是系統(tǒng)解體。

第三個宏觀結論是任何一個穩(wěn)態(tài)都不可能永遠持續(xù)下去，它會因內部無組織力量的增長而遭到破壞。

將第二個結論和第三個結論結合起來，就可以推知多數(shù)古文明一定會滅絕。也就是說，即使不了解歷史上大多數(shù)社會行動的原因，我們也能知道在超越突破前大多數(shù)古文明的三件事情，這就是它存在過、發(fā)生了演化和最后滅絕了。

無組織力量增長：穩(wěn)態(tài)必定被破壞

一個復雜的功能耦合系統(tǒng)的穩(wěn)態(tài)會因無組織力量增長而遭到破壞，這是我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觀點。我把無組織力量增長的不可抗拒作為所有系統(tǒng)在整體上普遍存在的定律。

什么是無組織力量增長？我經常以生態(tài)演替為例：一個很簡單的池塘生態(tài)系統(tǒng)由水草、池塘、魚蝦三個子系統(tǒng)組成。我們知道，池水是水草存在的條件，也是魚蝦存在的條件。水草提供魚蝦食物，魚蝦吃水草使水草不至于過多。三個子系統(tǒng)功能耦合，達到一個穩(wěn)態(tài)。但這樣的穩(wěn)態(tài)能永久地維系下去嗎？不能！

學過生態(tài)學的人都知道池塘的沼澤化不可抗拒，因為池塘里的有機物在不斷積累，如魚、蝦的排泄物、尸體和腐爛的水草都變成有機質沉淀下來。這種積累是在整個系統(tǒng)運行中被釋放出來的，它對系統(tǒng)各部分似乎沒有什么損害。因為這些東西在每天看來是微不足道的，不會影響整個系統(tǒng)的功能耦合，但是池塘會越來越淺。通過上百年時間的沉淀，這個過程會把池塘填平，讓水完全消失，池塘會變成一個沼澤。沼澤的生態(tài)也不是永恒的，其穩(wěn)態(tài)也會被無組織力量破壞，它會變成一個草原的生態(tài)，這叫作生態(tài)演替。

只要系統(tǒng)中有生命存在，就無法阻止有機質的積累。如果從系統(tǒng)組織理論來看，就很容易理解了。關鍵在于，組成一個大系統(tǒng)的各個子系統(tǒng)的功能都不可能是單一的，每個子系統(tǒng)都有很多種功能，即使子系統(tǒng)的某一種功能，也常常由很多不同的方面組成。這些不同的功能以及某一功能的不同方面是不可分離的。

比如水草作為一個系統(tǒng)，具備為魚蝦提供食物和氧氣的功能，也有增加池塘中有機質的功能。生命系統(tǒng)的結構決定了這兩種功能總是同時存在的。當子系統(tǒng)形成了相互適應的大系統(tǒng)時，只能做到某幾種功能互相耦合，或者某種功能的某幾方面互相耦合，而每個子系統(tǒng)復雜的功能不能全部參與耦合。不參加耦合的其余部分，只要暫時沒有害處，就不會影響大系統(tǒng)的組織。

但是，正因為它們沒有參與功能耦合，必然對子系統(tǒng)結構產生影響，這種作用雖然很小，但會慢慢地導致各個子系統(tǒng)結構發(fā)生畸變。我將其抽象為系統(tǒng)論的一個原則：在一個互相調節(jié)的系統(tǒng)中，功能多余度和功能異化的存在，使得無組織力量的增長不可抗拒。功能異化可以是破壞性的，也可以在破壞的同時具有建設性。如果是純破壞性的，它會導致系統(tǒng)解體；如果是建設性的，它一方面導致了原來系統(tǒng)的解體，另一方面促使新系統(tǒng)的產生。

圖：伊士曼·約翰遜《采睡蓮》

以公司的管理為例，公司中的每一個職位，除了管理人員發(fā)揮的職位功能外，總有多余的功能。這種功能多余度在一個大公司中會不斷積累起來，影響系統(tǒng)效率。大公司每隔若干年應進行一次重組，以消除無組織力量導致的功能異化和結構畸變。

一般說來，一個系統(tǒng)越復雜，它的多余度越大，其功能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就越難判斷，它造成的后果形形色色，但最終必定會破壞原有穩(wěn)態(tài)。故我在《系統(tǒng)的哲學》中提出，沒有一個系統(tǒng)的某一種穩(wěn)態(tài)可以萬古長存，它總是處于演化和滅絕中。

我和劉青峰在《興盛與危機》一書中最早將“無組織力量增長”這一理論用于歷史、社會研究。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最常見的無組織力量有兩種，一是吏治腐敗貪污和官僚機構膨脹，二是土地兼并。幾乎每個王朝都是被無組織力量摧毀的。

盡管西方學者沒有意識到無組織力量增長會破壞社會結構穩(wěn)態(tài)，但功能多余度似乎在人類學研究中被注意到了。人類學家經常去考察一些部落，這種社會組織的規(guī)模不大，易于研究。這些部落的禮儀和習俗都可以視為組織的功能，這些功能恰恰是維系整個部落組織存在所必須具備的條件，我們也總可以確定一個整體生存所必需的條件集合。

同樣，任何一個組織必然是有功能的，于是文化人類學家一定可以進一步枚舉這個社會組織的種種功能。任何一個組織的存在所必不可少的條件，除了那些由自然環(huán)境天然提供的部分，都必須由這個組織本身的功能來提供。這一原則就是目前文化人類學中廣泛應用的“功能等于需求”（functionalunity）原則。

在結構功能方法中，“功能等于需求”的原則是一條公理性假設。它來自進化論，即生物的功能一般都是其適應環(huán)境的產物。生物學家習慣于用“適者生存”來解釋生物為何具有某種功能。這使得文化人類學者把“功能等于部落組織生存的需求”作為一個公理性假定。他們在發(fā)現(xiàn)社會的很多功能對組織生存毫無價值時，不僅大為驚訝，而且對結構功能分析的意義產生了懷疑。

功能集大大多于部落組織存在的條件集，這是20世紀文化人類學的一個重要發(fā)現(xiàn)。我認為，這恰恰證明了功能多余度的存在。其實，正因為組織結構具有維持生存以外的多余功能，它們的長期作用才會造成功能異化和結構畸變，這是社會結構演化的內部動力。我們看到，那些對結構功能方法構成的挑戰(zhàn)，恰好是我和劉青峰提出的用于理解組織演化的基礎。

古文明的宿命：起源、演化和滅絕

社會中無組織力量增長不可抗拒，最早是在古文明中顯現(xiàn)出來的。文明起源意味著龐大的跨地域組織的出現(xiàn)，長期生活在小組織系統(tǒng)中的人類，從來沒有意識到跨地域的組織會有那么多的多余功能。

在研究古埃及社會時，我曾舉過很多這方面的例子。如古埃及神廟的功能本是維系多神崇拜，但它占有的土地越來越多，權力越來越大，甚至可以取代或更換法老。功能多余度在積累起來后會產生巨大的破壞力量，最后把整個系統(tǒng)摧毀。最著名的例子是灌溉。

我們知道，最早的古文明建立在兩河流域的灌溉之上，灌溉產生了農業(yè)經濟，它是古代國家的一部分。我們雖然不能準確地知道何種普遍觀念導致灌溉這一社會行動的發(fā)生，但卻知道灌溉這一社會行動的功能。灌溉使得糧食生產集約化，而糧食維系著政治經濟系統(tǒng)的運行。灌溉功能有多余度，也就是帶來鹽堿化。每次灌溉的時候都有鹽分殘留在土地中。所以光灌溉不下雨的話，土地的鹽分會不斷增加，每年增加的鹽量雖很少，1000年下來卻不得了。兩河流域的鹽堿化非常厲害。

舉一個例子，公元前2500年，小麥減少到1000年前產量的15％（小麥是對鹽堿很敏感的植物），到公元前2000年，只剩下2％。大麥（對鹽堿不敏感的植物）的產量在公元前2400年是每公頃2600千克，到公元前1700年只有每公頃1000千克。因此，今天一些歷史學家將兩河流域文明滅亡的原因歸為土地鹽堿化。

其實，鹽堿化只是無組織力量增長的一方面。政治結構、經濟結構、文化結構的功能多余度比灌溉更多。一個組織越龐大、復雜，無組織力量增加得越快，功能耦合系統(tǒng)的原有穩(wěn)態(tài)一定會解體。一旦穩(wěn)態(tài)消失，普遍觀念和社會行動都處于不斷變動之中。

有些社會行動消失了，有些社會行動變成新的社會行動，新的觀念產生了新的社會結構。即使達到新的穩(wěn)態(tài)，功能多余度還會產生，所以穩(wěn)態(tài)會不斷地變動，直到有一天社會崩潰為止。系統(tǒng)解體是什么意思呢？一旦無組織力量積累到一定程度，社會行動就不可能組織起來了。我們知道普遍觀念的存在需要社會行動來維系，普遍觀念的消失意味著古文明在演化中滅絕。

系統(tǒng)的無組織力量有時候可以通過系統(tǒng)崩潰或部分解體被清除掉，如中國傳統(tǒng)社會因吏治腐敗和土地兼并而解體時，腐敗和土地兼并可以被大動亂清除，只要普遍觀念還存在，社會就可以重建。社會演化呈崩潰、修復的周期性振蕩。我和劉青峰在討論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演化時，稱之為“超穩(wěn)定系統(tǒng)”。這對于發(fā)生超越突破前的古文明是不可能的，因為古文明社會一旦崩潰，維系其普遍觀念的機制不復存在，這時用什么重建文明？

當然，如果古文明處于和外界隔離的狀態(tài)，不易受外來入侵，再假定社會半解體能清除無組織力量，而社會半解體時普遍觀念尚存在，在這種情況下，重建社會仍是可能的。但只要有外來入侵，它最后還是要滅絕的。因此，古文明的命運一定是滅絕，無非是滅絕模式不同：一種是處于開放狀態(tài)中，在演化中滅絕；另一種是處于相對封閉的狀態(tài)，在沒有外來沖擊時呈繁榮和衰落之周期性振蕩，最后在外來沖擊下滅絕。

需要說明的是，所謂“文明滅絕”不是指這個社會的人消失了、死光了，而是指這個跨地域的文明沒有了，社會分裂為很多的部落，即文明起源前的小群體。這時語言依舊存在，沒有滅絕，但文字消失了。

如前所述，普遍觀念存在是社會行動的前提，它又為社會行動所維系。當跨地域組織解體，又沒有一種機制來維系普遍觀念，使得普遍觀念不復存在時，跨地域的社會行動是組織不起來的。沒有普遍觀念的傳播，文字還有什么用呢？跨地域組織的滅絕和文字消失是同步的。這時，人還是用原來的語言，甚至文明創(chuàng)造的新知識都會用口語一代代傳下去，只是文明解體，文字再無人認識。

20世紀以來，歷史學家發(fā)現(xiàn)，我們至今連很多文明的名字都不知道。它們在古代十分繁榮，由于尚不了解的原因滅亡了。文明似乎和物種一樣，滅絕的比生存下來的要多得多。埃伯拉城的發(fā)現(xiàn)是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1955年，一個農民在敘利亞沙漠里挖出一件用灰色玄武巖雕刻成的石獅子。

根據這一線索，考古學家進行了挖掘，找到了一個公元前三千紀古銅器時代的農業(yè)定居點。據考古文獻判斷，埃伯拉城市在公元前2300年發(fā)展到頂峰。有一塊碑上記載了260個城市的名字。一個大商業(yè)城市里聚集了大約3萬個商人、農民、官吏、工匠，還有一座學生人數(shù)很多的大學。但是一個世紀后，這個文明衰落了，來自南方的敵人掠奪了它的財富，毀滅了城市。

圖：卡納萊托《布辛托雷在升天日返回莫洛》

地球上到處可見滅絕文明的遺跡，為什么它們如此普遍呢？原因不難理解，早在2萬年前，有著相同智力的、會用工具的人類已經到達各大洲。他們只要發(fā)明文字，形成普遍觀念，就能創(chuàng)造文明。而滅絕是古文明的宿命。正因如此，文明滅絕才這樣普遍。

其實，我們發(fā)現(xiàn)的一些歷史上的文明甚至部落社會，很可能是古文明滅絕的遺留物。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瑪雅文明。大約在2000年以前，瑪雅文明難以置信地在美洲密林中誕生了。它曾經有過龐大的城市、眾多的人口、發(fā)達的古代技術。它的繁榮期是公元250—900年。此后，它放棄了宏偉的廟宇和宮殿，轉入密林。瑪雅文明滅亡一直是一個謎。

20世紀50年代，人們普遍認為瑪雅的經濟結構極為簡單，它和今天中美洲盛行的“密爾帕”休耕制類似。瑪雅人在密林中開墾土地，為了保持土壤的肥力，一塊土地在耕作過后，一般要棄置10年，讓叢林重新遮覆以恢復地力。根據“密爾帕”休耕制可以算出每個農民都要擁有6—10倍于其每年耕作的土地。而農民又需要住在自己土地的附近。

因此，這樣的經濟組織必定是地廣人稀，社會結構也一定不復雜。于是一些學者認為，瑪雅社會僅由兩個階級——祭司和農民——組成。這種社會人口很少，剩余產品不多，因而貴族階級人數(shù)也不多。根據這種分析，很難理解瑪雅人為何有能力建筑宏偉的宮殿。

20世紀70年代初，考古學家終于發(fā)現(xiàn)，用今天中美洲近于原始部落中盛行的經濟結構來想象瑪雅文明是錯誤的。“密爾帕”經濟很可能是古代文明崩潰后的遺物。因為他們在瑪雅低地發(fā)現(xiàn)了人工臺地。

它證明：這里有一年幾熟的集約農業(yè)的生產方式。花粉分析表明，這里曾種植過玉米和棉花。接著，他們又發(fā)現(xiàn)了低地中部的山坡梯田。這些土地曾長期被精耕細作，曾經有很大一部分勞動力被用于這些梯田的維修。這些田地足以維持城市的存在。

據考證，當時較大的城市提卡爾的人口規(guī)模可能超過10萬，其社會結構也十分復雜。對瑪雅人的宗教，當時的研究者也有了很多新的看法，“原先認為泛神的、溫雅的瑪雅宗教，現(xiàn)在證明是獸性的、邪蕩的、血腥的。宗教的藝術用于鞏固貴族在政治上的地位，為他們控制經濟提供神的辯護”。

關于瑪雅文明衰亡的原因，據歷史學家猜測，很可能是人口過剩和開發(fā)主要資源過度而引起的各種社會危機。雖然關于瑪雅文明滅絕的原因尚未最后搞清，但有一點很明顯，它來自社會結構內部，也就是我和劉青峰所說的各種調節(jié)引起的無組織力量的增長。

古文明的滅絕存在著兩種模式，一種是在環(huán)境開放條件下的演化、競爭和滅絕，另一種是在環(huán)境相對封閉條件下的周期性振蕩，最后在外來沖擊下滅絕。兩河流域的古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分別是這兩種類型的典型例子。

案例之一：兩河流域的古文明

一位歷史學家曾這樣寫道：“世界上幾個文明古國，看起來頗像幾個小島。這些小島周圍，盡是蠻族形成的海。文明代表財富和舒適，野蠻代表饑餓和嫉妒。饑餓和嫉妒像海浪不斷沖向小島，小島雖筑有堤防，但一旦堤防破裂，小島即告淹沒。”這實際上是兩河流域古文明的寫照。

兩河流域的地理條件很特殊，它存在幾個需河水灌溉才能產生農業(yè)的干旱地區(qū)，但這些地區(qū)并非在地理上與外界隔絕，而是處于其他部落和人群容易進入的狀態(tài)。古文明在該地區(qū)起源后，圍繞不同中心演化。當其中某一個強盛之時，它會征服整個兩河流域，從而形成大帝國。

一旦它因無組織力量的積累而衰落，其他剛發(fā)展起來的中心就會超過它，此時，另一個帝國又稱霸兩河流域。這種互相取代的過程可長達數(shù)千年，但依然擋不住所有古文明必定被無組織力量摧毀的命運，文明仍會在動亂和蠻族入侵中滅絕。

眾所周知，大約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從外部遷移到今天伊拉克南部干旱無雨地區(qū)的蘇美爾人發(fā)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并開始利用河水灌溉農田。文明起源了，一批城市出現(xiàn)了。很多人稱之為城邦國家，這其實是不準確的。我們完全不了解當時的社會行動，無法分析其社會結構。除了這一地區(qū)外，公元前三千紀，在美索不達米亞北部出現(xiàn)亞述城，形成兩河流域的另一個文明中心。

因南部文明比北部出現(xiàn)早，故最先進入演化、衰落的歷程。公元前2900年，蘇美爾諸國爭霸，統(tǒng)一帝國開始出現(xiàn)。說塞姆語的阿卡德人和蘇美爾人并肩建立了阿卡德和烏爾第三王朝這兩個帝國，北部的亞述臣服于蘇美爾文明。公元前2006年，蘇美爾文明衰落，亞述立即獨立。

公元前19世紀，烏爾第三王朝終于被阿摩利人滅掉，兩河流域南部動蕩不已，最后古巴比倫國興起。公元前1792年，漢謨拉比王朝建立。《漢謨拉比法典》的頒布，意味著南部經演化達到新的穩(wěn)態(tài)，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這一位于兩河之間最窄處的巴比倫城成為該地區(qū)文明的中心。但是巴比倫亦難逃無組織力量摧毀社會穩(wěn)態(tài)的命運。巴比倫帝國衰落，北方亞述興起。古巴比倫被亞述所滅，亞述成為兩河流域灌溉文明之中心。

圖：烏爾軍旗

亞述人由說印歐語系的胡里特人和說塞姆語系的阿卡德人組成，他們繼承了蘇美爾文明的楔形文字，以底格里斯河岸的阿淑爾城為中心發(fā)展起來。亞述帝國雖在公元前2500年已創(chuàng)立，但也是幾經演化，到公元前1500年前后，才壓倒南部。公元前1294年，亞述擊敗赫梯帝國和巴比倫，稱霸兩河流域，又經過幾個衰落、復興的輪回后，在公元前7世紀成為大帝國。

亞述帝國無組織力量增長極快，在其衰落過程中，南方再次崛起，這就是新巴比倫。亞述于公元前612年被新巴比倫帝國所滅。新巴比倫帝國同樣處于演化、滅絕的模式中。公元前539年波斯興起，巴比倫成為波斯帝國國王的直轄區(qū)。波斯隨后衰落，公元前141年被安息王朝取代。公元224年，薩珊王朝興起。公元642年，薩珊王朝為阿拉伯人所滅，兩河流域的文明史走向終結，古文明昌盛之地終于淪為一片干涸的陸地和沼澤。

兩河流域文明處于興起—衰落—被鄰近文明征服的輪回中，最后滅絕。這使得楔形文字有很多種類型，而且還不一定相通。文字上有無繼承性和文明有無繼承性同構。其實我上面勾畫的歷史圖像，主要是通過語言文字上的繼承性判定得到的。楔形文字的起源、演化和滅絕就是兩河流域古文明的起源、演化和滅絕的縮影。

兩河流域古文明處在幾個中心交替競爭的格局中，最后因土地鹽堿化和各種無組織力量增長而滅絕，這一過程十分形象地反映在該地區(qū)的地貌演化上。

這一切正如一位作者所描繪的：“古代兩河流域城市的街道由于置放廢物，每年逐漸升高，因此房屋的地面在重建時也用土墊高夯實。當一個城市由于戰(zhàn)爭和其他災害被摧毀后，泥沙不久就積滿了殘垣。當一批新居民來到廢墟重建城市時，他們將殘留泥墻和原來廢棄物一齊夯平，在其上重建新房，于是城市的地面又高了很多。

“這樣的過程反復經歷了百年或千年，到這些城市最終被廢棄時，城市已高出周圍地面許多。風沙塵土最后完全覆蓋了廢墟，把它變成了一個土丘。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居民的變遷，附近的居民再也不知道土丘是古代城市的廢墟，更不必說它們的名字和歷史了。在兩河流域和周圍地區(qū)，有千百個這樣被稱作tell的土丘，其中滄海桑田、百般奧秘只有經過考古發(fā)掘才能知道。”

案例之二：古埃及文明

古埃及是另外一種文明滅絕的典型。古埃及和兩河流域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在尼羅河谷這一上千公里的狹長地帶中發(fā)展起來的，河谷寬只有幾十公里；其四周是沙漠，尼羅河出口是海洋，這是一個相對封閉隔絕的地理環(huán)境。古文明一旦在此起源，就不易受到外部沖擊。這就使得它成為起源—周期性盛衰—在外來沖擊下滅絕的典型例子。

此外，雖然兩河流域楔形文字資料比古埃及象形文字資料多得多，但對于與世隔絕的、在周期性盛衰振蕩中滅絕的文明系統(tǒng)，系統(tǒng)論的分析反而要相對容易一些。用系統(tǒng)論的原理，我們能知道古文明的基本結構，以及它大概是怎樣自我維系的。

古埃及文明起源和定型與兩次大干旱有關。第一次是1.5萬年前的氣候巨變，這正是冰河消失的時候。古氣候學家對人類文明有個說法，說我們生活在漫長的“夏天”。1.5萬年前全球開始變暖，雖然也有寒冷期，但基本是溫暖的。今天的考古發(fā)現(xiàn)不斷地把人類定居、發(fā)明農耕的時間往前推，我想推到1.5萬年前應該是極限。

為什么？1.5萬年前后地球氣候巨變的一個重要結果是干旱，我想它和人類定居有關。非洲是典型例子。撒哈拉沙漠原本是草原和森林，正是從那時開始，大部分草原和森林消失了。那么，撒哈拉沙漠的形成對人類邁向文明有什么影響？更詳細的不知道，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隨著尼羅河谷地帶的形成，人們開始在那里謀生并定居。換言之，雖然農耕和動物馴化并非起源于尼羅河谷地帶，但這個人類最早的聚集和定居地依舊成為古文明的重要搖籃。

傳統(tǒng)觀點認為，古埃及文明的起源受到兩河流域的影響，現(xiàn)在這一說法基本上被推翻了。古埃及文明是獨立起源的。古代埃及分為上、下埃及（upperandlowerEgypt），前者位于尼羅河上游，后者位于尼羅河下游的三角洲，二者在前文明時代各自獨立發(fā)展。

埃及最早的農耕文化出現(xiàn)在下埃及的法雍地區(qū)，它存在于公元前5450年—公元前4400年，考古學家在遺址中發(fā)現(xiàn)了谷物的儲藏窖，其內部還有草席作內襯。上埃及最早的農耕文化出現(xiàn)在巴達里（Badari），它靠近今天埃及的索哈杰地區(qū)（Sohag），很可能出現(xiàn)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但目前能證明的存在日期是公元前4400年—公元前4000年。換言之，下埃及進入農耕比上埃及要早。但是最早的跨地域組織卻出現(xiàn)在上埃及！原因是古埃及象形文字起源于上埃及。

圖：埃及象牙標簽

巴達里是古代上埃及文明的代表，其陶器燒制的工藝相當出色，它使用精細的黏土，燒制出的陶壁非常薄。公元前4000年以后，埃及進入涅伽達（Naqada）時期，它分為三期：涅伽達1期（NaqadaI），又稱阿姆拉特文化（Amratianculture），存在于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500年的上埃及。與巴達里文化相比，阿姆拉特文化的陶器生產從黑陶轉向了紅陶，且不再采用波紋狀的陶面裝飾。

涅伽達2期（NaqadaII），又稱格爾塞文化（Gerzeanculture），存在于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3200年的上埃及，格爾塞文化從它的發(fā)源地——涅伽達——對外擴張，北至尼羅河三角洲，延伸至了下埃及，南至努比亞（Nubia），盡管此時的下埃及存在馬阿底（Maadian）文化，但其成就完全被格爾塞文化掩蓋了。

象形文字是如何起源的？今天還不清楚。我猜想它和陶面裝飾進化有關。正是在象形文字起源過程中，上埃及的一些手工業(yè)中心發(fā)展為城市，涅伽達（Naqada）、希拉康波利斯（Hierakonpolis）和阿拜多斯（Abydos）等城市很可能已經發(fā)展成了獨立的（甚至相互競爭）的政治體。涅伽達3期（NaqadaIII），是埃及文明邁向統(tǒng)一王朝的過渡期，也被稱作零王朝（Dynasty0）。

古埃及文明的起源緣于上埃及對下埃及的征服。如前所述，隨著象形文字的使用，上埃及發(fā)生了獨立政治體的相互聯(lián)合。從當時的陪葬品來看，上埃及趨近于一個等級制社會，地方精英的規(guī)模不斷擴大。這一時期，下埃及本土的文化完全為上埃及文化所取代，越來越多的上埃及人向下埃及移民。

這首先表現(xiàn)為跨地域的貿易活動，上埃及人急于控制埃及與地中海地區(qū)的外貿通道，隨后為軍事擴張。由于考古資料的匱乏，研究者尚不能確定上下埃及統(tǒng)一的具體過程。公元前3000年左右，一個統(tǒng)一的國家出現(xiàn)在了尼羅河流域，這一政權主要被一個來自孟菲斯地區(qū)（Memphisregion）的國王控制著，即埃及的第一王朝（Dynasty1）。

我還要強調的是，4200年前（約為公元前2200年），尼羅河谷地帶出現(xiàn)另外一次更嚴重的干旱。當時西亞北非地區(qū)氣候急劇變化，降雨量銳減，這被稱作“4.2kiloyearevent”。考古學家在尼羅河三角洲的土壤中檢測到4200—4050年前的氫氧化鐵（這代表當時氣候干旱），研究者發(fā)現(xiàn)同一時期白尼羅河的徑流量也很低。這表明，埃及氣候受到干旱的嚴重影響。

干旱到什么程度？古埃及再也不下雨了。今天有人認為獅身人面像中有大雨沖過的痕跡，故斷定它是更早文明的遺物。因為埃及4000年來沒下過雨，獅身人面像上怎么會有水沖的痕跡呢？那次干旱不得了，尼羅河成為一條很窄的綠色河谷。為此，古埃及不得不建立大規(guī)模的水利工程，在某種意義上講，古埃及中王國時期典型的社會結構也是在這一時期成熟的。

除了文字，還有哪些因素促使古埃及文明繁榮呢？我認為，它和尼羅河每年定期泛濫有關。因為尼羅河泛濫帶來一層新泥，當?shù)厝艘匦聞澏ǖ亟纭．斎环簽E過后，埃及人可以用尼羅河水來灌溉，這對農業(yè)很重要。正因為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的起源都和灌溉有關，20世紀有人提出水利文明說，認為水利的需要導致專制國家建立。

一旦把這種說法放到埃及，我們就知道其錯誤了。古埃及的水利工程都是在國家強大了——中王國（MiddleKingdom）——以后才修建的。在古埃及，每一個住在河谷的村莊都能引水灌溉，利用尼羅河水灌溉一開始不需要通過水利工程。相比之下，重新劃定地界比灌溉更需要國家介入。

尼羅河灌溉除了其高度地方性外，還有一個和兩河流域不同的重大特點，這就是不會發(fā)生鹽堿化。因為每年河水都要泛濫，泛濫就相當于對鹽堿化土地的沖洗。所以尼羅河兩岸沒有像兩河流域那樣，因上千年的灌溉導致土地鹽堿化而荒蕪，人們不得不遷到他處，當無處可遷時，文明就滅絕了。所以，這個灌溉文明是可以長期存在的。或者說，如果把鹽堿化看成無組織力量，這個文明有種自動消除無組織力量的辦法。

如前所述，國家解體是清除政治、經濟結構中無組織力量的最重要手段。但對于兩河流域以城市為中心的國家，這個辦法基本無效。國家解體就是社會瓦解，社會行動不再存在，文明就滅絕了。而古埃及國家是由尼羅河谷一個個諾姆（州）組成的，這些州有自己的主神和灌溉系統(tǒng)，即使統(tǒng)一國家被無組織力量瓦解，諾姆仍然存在，國家可以重建。

也就是說，古埃及文明可以用王朝更替和國家解體來清除不斷積累的無組織力量。和兩河流域古文明不同，只要沒有強大的外來沖擊，古埃及文明是可以處在“崩潰—修復”循環(huán)中的。

我曾用古埃及的社會結構分析來說明這一點。古埃及政治結構是神權官僚政治，法老用官僚和書吏統(tǒng)治國家。經濟是百分之百的農業(yè)計劃經濟，我在下一講會談到古埃及市場發(fā)育的困難。其觀念系統(tǒng)被數(shù)以千計的神統(tǒng)治，神權政治和計劃經濟中的無組織力量增長得極快，但王朝崩潰和社會動亂均可清除無組織力量。因無組織力量被清除，王朝又可以被重建，故在埃及被羅馬帝國占領前，我們在尼羅河谷看到的是改朝換代而非文明滅絕。

古埃及和兩河流域不同，文明史即王朝更替史。從公元前3100年出現(xiàn)第一個王朝，到公元前332年的托勒密王朝（即希臘化時代），古埃及大概經歷過31個王朝。早期王朝414年，古王朝506年，第一個中間期141年，中王國347年，第二個中間期219年，新王國482年，晚期王國744年。朝代更替有兩種方式：一個是國王家族的變換；另一個是整個社會大解體，由地方勢力，也就是尼羅河各個州中的某一個新的諾姆，重新建立王朝。

古埃及王朝有時會發(fā)生主神的更替，即不同王朝的主神是不一樣的。第一王朝是荷魯斯，第二王朝是塞特神，第三王朝又是荷魯斯，第四王朝是荷魯斯（拉），第五王朝是拉，第六王朝是拉—阿圖姆，中王國各期是阿蒙，新王國各朝也是阿蒙。

為什么主神會變換？我對它的解釋就是，王朝解體以后，由諾姆進行修復，各諾姆信奉的主神不一定相同，故出現(xiàn)主神變換。古埃及在王朝崩潰后之所以可以被修復，除了王朝解體能夠清除無組織力量外，還在于王朝崩潰的時候，仍有一部分社會沒有解體，它可以發(fā)揮修復國家的功能。

正因如此，從公元前3100年文明起源到受古希臘羅馬文明沖擊前，古埃及存在一個連續(xù)的文明。我在《悲壯的衰落》一書中曾將其稱為和中國類似的“超穩(wěn)定系統(tǒng)”。其實古埃及文明和中國文明不同，它只是一個準超穩(wěn)定系統(tǒng)。為什么要加一個“準”字呢？因為超穩(wěn)定系統(tǒng)的文化是不會滅絕的，即使受到強大的外來沖擊，它也不會滅絕。

中國文明在兩千年間一方面處于社會周期性的大動蕩（即崩潰—修復）中，另一方面在受到強大外來沖擊時，其文化不僅不滅絕，反而有融合外來文化的能力。原因是儒家文化是經過超越突破的文化，古埃及文化則不是，其普遍觀念必須由社會行動來維系，而不是建立在個體之上。

因此，埃及在被希臘化，特別是被羅馬帝國征服以后，當它的最后一個神廟廢棄時，埃及的文字、埃及的神——古埃及文化就消失了，和兩河流域一樣，這里發(fā)生了文明滅絕。古埃及的文字要到19世紀才被解讀出來。

本文系摘選自《軸心文明與現(xiàn)代社會》一書第一講第3節(jié)。為便于閱讀，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刪減，推文標題為編者所擬，學術討論請以原文為準。文中部分配圖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請聯(lián)系公眾號后臺刪除。

內容編校：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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