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區的“打打殺殺”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革命形勢逐漸惡化，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標志著中央蘇區正式形成。

江西中央蘇區在1931年11月蘇維埃共和國宣告成立之時，總共不過控制著瑞金、石城、長汀、雩都、會昌五個縣的范圍，而到1932年4月之際，江西中央蘇區的面積已經跨有18個縣，完全占有了7個全縣及縣城。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和閩浙贛蘇區，也都有了很大發展。

當然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宣告成立后，意味著共產黨人與國民黨的南京政府更加不共戴天、勢不兩立，蘇區共產黨人帶領紅軍不但與國民黨打打殺殺，同樣在蘇區內部也不斷打打殺殺。

在中央蘇區查田查階級運動中，因“只講成分，不講工作”，“不問表現如何”，大批干部黨員已經受到清洗，許多早已劃定的成分還被重新改劃。僅勝利縣一縣，20天內即在1512家里查出翻案地富890家，并新查出地富83家。所有地主富農及所謂階級異已分子，或“驅逐出境”，或“就地槍決”。而大批中農被劃為富農或小地主，更是造成“人人怕上升為富農、小地主，拼命吃穿，不想擴大生產”，以至連田也寧肯荒掉。

1932年7月1日，天津《大公報》發表社論說：“共黨占地，首重分糧分田，故貧民趨之，然戰斗無已，生產不興，糧盡后則如何？此事實問題也。是以共黨之飄忽不定，不久守城邑者，非特軍事上之避沖，實因根本不可久守。故中國現在之經濟環境下，共黨茍非久占一富源雄厚區域，外無戰事，內有建設，則其勢力不足久支，久則窮矣。”

現在來看，《大公報》這篇文章確實有遠見。到了1934年夏秋之交，中央蘇區除了強制性征罰來的糧食暫時尚可支撐外，從武器彈藥到食鹽、服裝等各種物資供應早已陷入絕境，群眾反水和士兵逃亡的現象自1933年夏秋以后就已持續發生。

據《紅色中華》稱，到1934年，已不斷出現區委書記、區蘇主席、副主席、少共區書記和組織科長等領著群眾，成批地帶著鳥槍、梭鏢等武器反水的情況。8、9兩個月，棄械逃歸的士兵竟至發展到數千以至上萬人之多。

不僅如此，由于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是外來干部組成的，而贛西南省行委則主要由本地干部組成。各蘇區的外來干部與本地干部隔閡較深，常常會引發沖突和斗爭，而本地干部相當一部分又出身于較富裕家庭，他們因此認定“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很快發動起反黨內地主富農的斗爭。于是，“嚴刑追問”誕生了AB團分子，到1930年10月，在贛西南3萬多中共黨員中，就開除所謂地主富農分子1000余人，并殺了1000多所謂AB團分子。

反地主富農竟然發現了秘密組織AB團分子，各個蘇區立即成立了各級肅反委員會，在軍隊中清查AB團分子。在1930年的江西中央蘇區，據《紅軍一方面軍總前委發布八個大勝利的條件》披露，僅紅四軍一個軍7000多人，一個月左右時間就在嚴刑逼供下清查出來1300多名所謂 AB 團分子，占該軍總人數的1/5。在整個紅一方面軍，則打出來4000多名AB團分子。

由于嚴刑逼供和亂打濫殺來肅清AB團，有人咬出了省行委常委兼團特委書記段良弼等為AB團頭子，毛于1930年12月初立即派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席李韶九等前往省行委所在地江西省吉安縣富田村實施抓捕，毒刑逼供，一個個“打得手指折斷，滿身燒爛，行動不得”。

咬出一批，再抓一批，無論男女，都是“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燒身，燒陰戶，用小刀割乳”。五天時間里，共在省行委和省蘇維埃兩機關及政治保衛隊中抓出了120余名所謂的AB團分子，先后處決了40余人。后來，激起紅20軍干部的反抗。他們率領部隊將被抓起來的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以及段良弼等數十人營救了出來，史稱富田事變。

據1994年出版的《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記載，事變發生后，段良弼還專程赴上海向中央匯報經過。總前委卻將事變定性為反革命暴動。以項英為代理書記的蘇區中央局隨后采取了調和態度，解散了省行委，宣布開除段良弼等人的黨籍，同時也將亂捕濫殺的李韶九開除黨籍，并否認參加富田事變者都是AB團分子。

然而，中央支持總前委，免去了項英的職務，以毛為代理書記。代表中央前往蘇區解決富田事變的中央代表團，將應邀前來參加會議的省行委及紅20軍領導人一網打盡。隨后又取消了紅20軍的番號，全部編入紅7軍，但卻將所有副排長以上數以百計的軍官全部處決了。短短幾年時間里，因所謂AB團問題被殺害者，就有76000 人之多。

1931年，閩西蘇區僅因青年軍人喊錯了口號，就立即展開了追查所謂“社會民主黨”分子的肅反斗爭。據《閩西“肅清社會民主黨”歷史冤案已平反昭雪》、《黨史通訊》記載，閩西蘇維埃政府中半數的執行委員因此被殺，共青團30多個區委幾乎全部瓦解，閩西紅12軍因此大量減員，一些地方接連發生武力反抗事件，全蘇區黨員人數由8000人銳減了3000 余人。全蘇區被扣上“社會民主黨”分子而遭殺害者達到6352人。

1931年，鄂豫皖蘇區也在張國燾主導展開肅反。據《徐向前元帥回憶錄》稱，根據酷刑下咬出來的證據，捕殺了紅12師師長許繼慎、紅12師政委龐永俊、繼任政委吳荊赤、紅12師副師長肖方、紅12師參謀長魏孟賢、紅11師師長周維炯、紅11師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紅10師副師長程紹山、參謀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關叔衣、紅33師政委姜鏡堂、軍政治部主任王培吾、軍委參謀主任李榮桂，以及團營級干部一大批人。

隨后，全蘇區展開整肅，僅據當年11月公布的統計結果，就消滅了所謂“改組派”1000人，富農及不好的分子1500多人。據徐向前回憶，在三個月左右的肅反斗爭中，“就肅掉了2500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十分之六七的團以上干部被逮捕、殺害”，“被肅掉的大都是有能力、有戰斗經驗，和群眾有密切聯系的領導骨干”。

蘇區中六安、霍邱、英山等縣委，幾乎全體干部都被殺害了。紅安獨立師一個晚上就殺了200多人，六安獨立團也被殺害200余人，紅山警衛團第八連100余人全部殺光。甚至紅軍被迫離開鄂豫皖，退入四川之后，這種肅反仍在繼續。不僅繼續殺害大批軍政干部，而且殺害四川省委和原川東游擊隊的干部，就連200多名前來參加工作的知識分子，最后也被殺得只剩下五六人了。

1932年，湘鄂西蘇區在夏曦主導下就連續進行了四次肅反。據1934年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報告》記載，數以千計的人，從蘇區及紅軍創建人，到省委委員、特委書記、中央分局巡視員，以及紅三軍參謀長、政治部主任等等，均被殺害。各個根據地總共肅出3萬人，其中2萬多人慘遭殺害。原來有2萬多人的紅三軍，最后只剩下了三四千人。整個蘇區和紅軍黨的組織，最后只剩下了四五名所謂信得過的黨員。

在湘贛蘇區肅反運動中，紅七軍因為是廣西舊軍隊起義過來的，其領導人無端被懷疑，以至團以上干部幾乎全部被捕、被殺，甚至連投身革命的總指揮李明瑞也因此死于非命。粵東北蘇區的紅49團1932年只因誤聽敵特謠言，就在不過兩三千人的隊伍中殺害了千余人。

后來形勢越來越惡化，中央蘇區無法生存，把干部分為幾類，除需要帶走的和必須要留在根據地堅持作戰的外，有些信不過的就留下來打游擊，如瞿秋白等。對那些可能成為隱患者，則干脆殺掉。相當一批紅軍學校的教員、被俘軍官，甚至是起義人員和被認為不可靠的高級干部，如與參謀長趙博生、70旅旅長董振堂一起，率領國民黨第26軍1.7萬人起義的74旅旅長季振同、團長黃中岳及紅軍學校總教官張少宜、湘贛省首任蘇維埃政府主席袁德生、湘贛省軍區政治部主任于兆龍、紅8軍政委鄧乾元、閩西12軍代軍長李中佛等，都被秘密處決了……

強敵在前，蘇區內部卻不斷的打打殺殺，為淵驅魚、自毀長城、內囊掏盡，中央紅軍和中央不得不于1934年秋天西撤開始長征。1935年1月在貴州召開了“遵義會議”，在沒有得到共產國際首肯下，會議增補毛為常委，會后常委分工“決定以洛甫（即張聞天）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不久，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會師，擁兵10萬的張國燾發現原有8.7萬的中央紅軍竟然只有數千人槍，而且新一屆中共中央并非經由莫斯科認可，無疑使張國燾等四方面軍高層對中央的權威性發生了動搖。

另外，張國燾堅持反對北上（蘇聯曾多次表示希望紅軍向四川等地發展，不愿意紅軍太過靠近中蘇中蒙邊境地區，擔心會給日本進攻蘇聯和外蒙古造成口實）。于是，很快雙方一個南下，一個北上，分道揚鑣，這次幸虧沒有發生打打殺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