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浩月｜先生為何寂寞？

文｜韓浩月

最新一期《新華文摘》轉載了《新華每日電訊》題為《寂寞的先生》的長篇報道，是關于揚州大學已故語言文字學家李人鑒先生為學、為師風范的追憶。一氣讀來，深受觸動，深刻地感受到前輩學人執(zhí)著的學術追求和高潔的治學品格。

李人鑒出生于1914年，去世于2004年。他自1936年22歲時開始撰寫《太史公書校讀記》，到1985年71歲時這部130多萬字的巨著定稿，歷時近50年；此后從1985年尋求出版，到1998年該書印刷發(fā)行，又耗時13年。他的學術追求，在時間刻度上，往往以一二十年、四五十年計。去世21年后的今天，因為這篇報道，李人鑒這位“寂寞的先生”得以走入公共視野。

先生為何寂寞？那是因為李人鑒秉承了“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他所從事的事業(yè)，需要長周期才能見成績，過程當中很難得到外界即時的回饋與肯定，個中甘苦，唯有自知。但對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來說，“坐冷板凳”和“吃苦頭”是最基礎的工作，也是不可或缺的考驗，完不成這些工作，通不過這些考驗，就難以觸及深厚文化底蘊的精華。多年以后，“寂寞的先生”之所以受到關注，內(nèi)在的原因，首先在“短平快”的當下，人們被他的“窮經(jīng)皓首”所震撼，其次是人們通過李人鑒，恍然間又看見了一代代中華優(yōu)秀學人為傳承文脈孜孜不倦的集體形象。

李人鑒身為大學教授，能把課講好，讓學生聽進去，這貌似簡單，背后是常人難以想象的付出。在課堂上，他是那位炎炎夏日里全身心投入講課，“甚至腳邊都洇著汗水”的老師，讓“哪怕想開小差的學生也都安靜地聽講”。既要做好本職工作，又要完成目標更遠的學術追求，李人鑒不肯浪費一點時間，他撰寫百余萬言《太史公書校讀記》，是利用教學空隙時間完成的。在一住就是30年的學校宿舍里，他是那位“打一份飯當兩頓吃”的人，省下的時間，都用于埋首典籍、勘誤辨?zhèn)巍Ｔ诶钊髓b的世界里，仿佛沒有其他，當公眾已經(jīng)接受甚至欣賞先生們的生活多一些豐富色彩時，他的生活是單調(diào)且清冷的，因為，他將畢生熱情都傾注在古籍與筆端。

李人鑒的一生，并不像一部充滿轉折、結尾圓滿升華的故事片，而是一部沉靜有序、樸素有力的紀錄片。這部紀錄片不需要炫酷的場景、華彩的配樂、精致的鏡頭，只需要看見一個人從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伏案而坐的背影，聽到筆尖在紙張上“沙沙”的響聲，就會覺得踏實和心安。因為人們會確認，他是在做一件辛勞的、少有人愿意為之付出一生的、極其重要又極其有意義的工作。這份工作帶來的成果，或許不會被每個人用到，但大家深知，這是對文化遺產(chǎn)與精神財富的執(zhí)著發(fā)掘與守護，屬于極少數(shù)人去做，但卻有益于全民族的工作，每一個珍視中華文化遺產(chǎn)的人都會發(fā)自內(nèi)心地敬佩與尊重。

簡單舉例，《史記·刺客列傳》中廣為傳播的一句：“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fā)圖，圖窮而匕首見。”李人鑒指出，“軻既取圖，奏之秦王”才符合情境，李人鑒的學生班吉慶撰文認為，“此敘荊軻事，取圖奏之秦王者荊軻，發(fā)圖者亦荊軻，圖窮匕首見因持匕首以揕秦王者亦荊軻”。一個標點符號的挪動，從細微處還原了一個眾人皆知的重大歷史場景，且更符合邏輯事實。而類似這樣的校勘與糾誤，在中華書局出版的2013年修訂本《史記》中，就有數(shù)十條明確采納自李人鑒的《太史公書校讀記》，他的學術貢獻由此可見一斑。

除了《太史公書校讀記》，李人鑒還有《左傳辨?zhèn)巍贰妒酚浭砜甲C》《史記語法概要》《〈商君書〉校讀記》《關于漢墓帛書及漢墓竹簡中的假借通用字》《現(xiàn)代漢語語法淺見》等書稿未能付梓。這些未刊著作雖已列入揚州大學（李人鑒任教學校）2022年“文脈工程”項目，但《李人鑒文集》的出版仍然處在“默默等待”中。這些著作難以面世的原因，仍然與當年《太史公書校讀記》的出版難一樣，無非是因為缺乏銷量支持、沒有經(jīng)濟效益。李人鑒在世時長期的堅持，需要付出極大的毅力，今天我們應該實現(xiàn)他出版發(fā)行的念想，彌補他曾經(jīng)的寂寥與落寞。

對待自己付出一生心血的事業(yè)，李人鑒是無悔的，但對每位讀過他故事的讀者來說，心頭多少會有一點惆悵——如何為“寂寞的先生”創(chuàng)造更好的學術條件和環(huán)境？這一問題，曾是難題，但不應難解。如果說過去一個時期，無法將先生們有價值的研究成果進行良好呈現(xiàn)與傳播，有著一些復雜因素的話，那么在注重弘揚傳統(tǒng)文化、珍視傳統(tǒng)文化的新時代，有必要通過多種方式與途徑，對學術研究環(huán)境與學術著作的出版、傳播，進行真正有效的改善和提升。比如在借助紙張留存研究成果的同時，也期望在數(shù)字時代，能用更多元的出版方式，將李人鑒耗盡多年心血留下的財富做成數(shù)字出版物，便于讀者查詢、閱讀與使用。當然這么做也能激勵更多當代學人，像李人鑒那樣甘坐冷板凳，專注于有意義的文化傳承工作。

先生曾“寂寞”，作品“出版難”，并不是人們關注李人鑒的全部理由。公眾之所以再次“看見”李人鑒，傳播李人鑒，并期望他的全集面世，其實還藏有對文化傳承的諸多心理期待。人們對李人鑒這樣的先生們，抱有一定的歉疚心理，他們在不同年代沒有被潮流左右心態(tài)，一門心思做學問，雖然以苦為樂，失去了一些世俗生活的享受與快樂，終歸也是難以補償?shù)倪z憾，而在名聲與學術成果的傳播層面，如果能做得好一些，未嘗不是對受益者與潛在受益者的一種心理安慰。

在人工智能沖擊下，技術與算法已具備模擬智慧的能力，人們迫切需要更多“文化有用”的實證。文化不是設計出來的，也無法被復制，文化的代際傳承以及這一過程中的澄沙汰礫、得其菁華，只有依靠人類的大腦與情感，才能得體地處理其中的微妙之處。在此背景下，對先生們及其著作的推崇，并非只是簡單的懷古興思，而是出于一種對“文化安全感”的本能需求。人們需要典籍、歷史、語言、禮儀等，來證實自身價值的重要性。在這一宏大背景中，致力于梳爬校勘、守護文脈的先生們，無疑是不可或缺的“文化守望者”。

李人鑒被懷念，是人們對他所代表的一個群體的整體感念。僅在2025年，就有守護古文字的“活化石”“當代中國古文字學研究第一人”裘錫圭、為“敦煌文化”守一生的“苦行僧”“敦煌學的活字典”項楚、中國思想史家“岳麓書院當代復興”的關鍵推動者陳谷嘉等先生們?nèi)ナ溃麄兒屠钊髓b一樣，都是抱樸守拙、固守書齋、甘于坐冷板凳的文化人。他們用一生照亮浩瀚的文化星空，盡管通常都會自謙只是發(fā)出微光，但合在一起，他們是耀眼的，他們不寂寞。

比如，李人鑒在簡樸宿舍內(nèi)潛心治學時，其實并不孤獨。當他沉浸于典籍之海時，有無數(shù)像他一樣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做著共同的事業(yè)。他們的影響或在某一時間段內(nèi)未得到充分擴散，但他們自視的“集腋成裘，積土成丘”，恰恰是文化地圖的重要構成部分。在漫長的時間長河里，先生們的執(zhí)著守望，源自對民族國家文化的堅定自信，耐得住寂寞，是因為先生們看得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精彩和希望——而這些，正是后來人需要傳承與發(fā)揚的。

因此，現(xiàn)在紀念李人鑒，對于從事文化教育行業(yè)的人來說，其實是想記住先生們對學術的嚴謹態(tài)度，對治學品格的堅守，從他們寂寞、清冷的身影那里得到啟示與力量。對于公眾來說，先生們所樹立的一種標準與榜樣，是可以溢出他們的專業(yè)領域，深深為每一個人所尊崇與感念，并且嘗試在工作與生活里，去模仿與學習，不斷嘗試深化自身的文化涵養(yǎng)，學會從傳統(tǒng)文化中得到價值與能量。（刊于2025年10月17日《新華每日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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