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玩的中國人

本文是圓方的第1335篇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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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今天早上直播的時候，收到一位小伙伴的連線，他問：

“圓方，最近一段時間不知道為什么，特別想出去玩，但是又總感覺不應該這樣。而真出去了，又感覺心里有事，工作還有進步的空間，很多事情也要處理，玩的也不開心……”

不知道小伙伴們有沒有類似的情況，是屬于哪個情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許許多多中國人一直不敢玩，不會玩，甚至不想玩。

和我們看許多國外的情況不一樣，似乎感覺許多外國人都特別會玩，特別能玩，特別敢玩。

而大多數中國人似乎被困在了一種情緒的框架里，一方面是承擔著巨大的壓力，一方面又感覺緩解這種壓力是不合時宜的。

這是為什么呢？

02

首先，這種“不敢玩”的基因，或許在我們童年時就已被悄悄植入。

回想一下，小時候當我們捧著玩具興致正濃時，耳邊是否總響起這樣的聲音：“作業寫完了嗎就玩？”“就知道玩，你看隔壁家孩子又在做題”。

玩，從來不被視為成長中理直氣壯的一部分，而是被異化成“努力學習的獎勵”——必須用“表現好”來兌換，且隨時可能因成績單上的一個數字而被收回。

久而久之，我們內化了一種認知：純粹的快樂是可疑的，沉溺玩耍等同于“不務正業”。玩耍的正當性，在童年就被悄悄剝奪了。

而當我們步入社會，這種對“玩”的羞恥感非但沒有消散，反而被成年人的身份進一步強化。

一個成年人若直言“我要去玩了”，往往需要一層“有用”的外衣來包裝。

爬山得叫“戶外鍛煉”，聚餐得稱“資源整合”，就連旅行也常要賦予“開闊眼界”的意義。

仿佛純粹的愉悅不值一提，唯有將其嫁接在“健康”“人脈”“自我提升”等功利價值上，玩樂才顯得名正言順。

我們偷偷摸摸地享受閑暇，就像在完成某種不可告人的秘密交易。

更值得深思的是，整個社會對“玩”的產業也常抱持著若即若離的審視態度。

游戲行業總被貼上“精神鴉片”的標簽，娛樂消費屢屢面臨“防止過度”的政策調控，就連新興的劇本殺、露營熱潮，也常在整頓與鼓勵的夾縫中生長。

當一個社會對“玩”的產業投以警惕的目光時，無形中便傳遞出某種信號：追求快樂是需要被約束的，純粹的娛樂是危險的。

于是，我們一代代人就這樣背負著“不該玩”的道德枷鎖，在渴望放松與恐懼虛度的矛盾中反復撕扯。

我們似乎總在等待一個“更有資格玩樂”的未來，卻不知那份理直氣壯享受快樂的能力，早已在漫長的規訓中悄然消失。

03

這層層束縛所結出的苦果，遠比我們想象的更為沉重。

于個人而言，當“不敢玩”成為習慣，我們逐漸喪失了與內心真實快樂連接的能力。

生活被簡化成任務清單，精神如緊繃的弦，創造力在“有用”的牢籠里日漸枯竭。最終，不是工作壓垮了我們，而是這種無法松弛、恥于享樂的內心秩序，讓焦慮如影隨形，讓生命體驗變得單一而貧瘠。

在家庭層面，這種對“玩”的集體無意識，讓家庭空間也異化為延伸的“功績社會”。

親子關系圍繞著成績與前途打轉，缺乏純粹快樂的滋養；夫妻相處被實用主義主導，共同愛好在柴米油鹽中消磨。

家，本應是休憩的港灣，卻可能因不會“玩”而失去了最生動的煙火氣，變成了第二個“職場”。

放眼社會，一個普遍“不想玩”的群體，必然會削弱社會的活力與韌性。

它壓抑了文化創意產業的蓬勃生長，也鈍化了整個民族感受幸福、創造驚喜的敏感度。

當每個細胞都習慣于緊繃，整個社會肌體便難以在高速運轉后獲得真正的修復，也失去了那些在非功利性探索中可能迸發的創新火花。

我們馴服了玩的天性，卻也可能因此，失去了平衡沉重生活的唯一砝碼。

04

那么，我們該如何打破這沉重的枷鎖，尋回那份理直氣壯的快樂？

圓方覺得，答案或許在于我們必須從內心深處為“玩”正名，主動進行一場價值重構。

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或許要清晰地認識到，玩樂并非人生的偏差，而是生命不可或缺的維度。

它不是為了更好地工作而存在的充電器，其本身就是目的。

不妨從微小的“叛逆”開始：

允許自己無所事事地散步，理直氣壯地看一場無用的電影，或在周末徹底屏蔽工作消息。

在家庭中，創造“共同虛度光陰”的快樂記憶

在社會層面，則需逐步營造更為寬松的氛圍，讓追求快樂不再是需要辯解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讓玩樂回歸其純粹的本質，不必非要賦予它“鍛煉”或“學習”的意義。

或許，真正最需要打破的，不是玩耍的時機，而是那個深植于心底的、認為“快樂有罪”的沉重框架。

重新學會玩耍，或許正是這個時代，我們所能進行的最深刻、也最迫切的自我拯救。

最后的最后，圓方希望所有小伙伴們都能夠敢于去玩，學會去玩，享受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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