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業動態丨從“被監督者”到“監督者”，慈善信息公開進入“評議時代”

近日，民政部公布了新修訂的《慈善組織信息公開辦法》（以下簡稱《辦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與之前的信息公開制度相比，《辦法》明確，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應當在公開募捐活動結束后三個月內，對外公開對公開募捐合作方的評估和指導監督情況等信息，引發行業關注。

在監管邏輯上，這一條款意味著慈善組織將從“被監督者”轉變為“監督者”，從“曬賬本”邁向“評價合作伙伴”。

制度的初衷是補齊行業信任短板，但其執行過程也顯露出慈善生態在資源、能力與邊界上的新挑戰。《辦法》的意義在于讓信任變成可驗證的事實，如何在保持合作關系與履行評估責任之間找到平衡？如何在“信息公開”與“隱私保護”的邊界上，既不“裸曬”，又不“失信”？

從“曬賬本”到“評合作伙伴”

在《辦法》眾多條款中，合作方評估與指導監督成為業內熱議焦點。

《辦法》第七條規定，慈善組織與其他組織或者個人合作開展公開募捐的，應當公開合作方的有關信息。

“新規的界定需基于法律體系和慈善運作邏輯把握。”海南亞洲公益研究院院長黃浩明對記者表示，具備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與非公募機構合作時，前者需評估后者在組織管理、信息公開、項目執行等方面的情況，這是《辦法》的核心要求。

他進一步舉例說，慈善募捐鏈條中雖包含募捐方、捐贈方、募捐對象等多個主體，但法律責任的歸屬決定了監督的范圍。“最后‘打板子’的對象是具備公開募捐資格的主體機構，而非捐贈方或志愿者團隊。”如某基金會的專項基金或志愿者團隊出了問題，法律責任最終由基金會承擔，這也是新規聚焦不具備公募資格合作方監督的重要原因。

然而，不具備公募資質的機構體量龐大，慈善組織能否有效開展監督？

對此，黃浩明表示，在法律面前所有合作方一律平等，監督效力與機構規模無關，關鍵在于建立科學的評估機制。

他提出三種切實可行的評估模式，一是基金會設立內部內審機構，專門負責合作方評估；二是內部人員與外部專家聯合評估，整合內部經驗與外部專業視角；三是委托第三方專業機構，如高校科研院所或專業評估機構開展評估。

但黃浩明坦言，慈善領域的評估存在專業性不足、資金投入不夠的問題。“評估是專業工作，需要全方位調研、數據采集與分析，如果評估投入偏低，評估將會流于形式。”

他同時強調，“評估的核心目的是‘以評促改、以評促升’，推動合作方合規運作，而非單純的‘挑錯’。”

“這一規定強化了慈善組織的合作管理責任。”北京加速基金會理事長李鵬對記者表示，“以前我們只披露自己的賬，現在要對聯合募捐的合作方負責。這要求機構建立合作方評估機制，相當于承擔了‘信任過濾器’的角色。”

但在李鵬看來，很多中小基金會風控人員較少，更別提獨立評估機制。他建議，行業主管部門制定統一的評估指引或模板，讓機構“有章可循”。

方向無疑正確，但執行層面的挑戰仍然巨大。

金山軟件公益基金會副秘書長冉朝陽也認為，新規在理念上進步，但在操作上缺乏抓手。“評估必須有標準、有樣本。否則易引發糾紛。”她建議，行業要制定統一的慈善合作方評估指南或合作白名單，讓機構敢評、能評。

誰來分擔合規成本？

《辦法》還對公開的時間節點作出了詳細規定：年報、財報須在每年5月31日前公開；突發事件募捐階段，每5天更新一次善款信息；項目終止后，三個月內披露剩余財產處理；慈善信托須每年至少公開一次……

截至目前，全國登記認定慈善組織近1.6萬家，其中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3324家；累計備案慈善信托2470單，信托財產合同規模95億元。

上述高頻率的披露要求極大提升了透明度，也讓機構的行政負擔和成本水漲船高。而與頭部機構相比，中小機構的執行壓力尤為突出。

“頭部基金會有法務、財務、外聯專員，可以標準化流程；但一些小機構只有三五個人兼職運作，連信息上傳都要加班。”江蘇徐州一家機構負責人坦言，“我們需要花更多時間在表格上，保證合規性。”

在李鵬看來，公開或許會給機構增加一定負擔，但在陽光下重建信任，透明不是終點，而是信任的起點。《辦法》既是挑戰，也是倒逼行業自我升級的契機。未來，慈善組織的治理能力、專業化水平、數字化能力都將成為“能否透明”的關鍵指標。

“希望有更多的‘高質量公開’——公開該公開的，保護該保護的。”李鵬說，當信息公開成為自覺而非負擔，中國慈善才能真正實現高質量發展。

“僅信息匯總、上傳、審核就要專崗。”冉朝陽說，“大型基金會還能承受，但縣域機構人手只有三五個，幾乎全年都在填表。監管應引入‘分級披露’機制，讓中小機構有過渡期或簡化流程。透明不是比誰曬得多，而是比誰曬得準、曬得明白。”

透明不等于“裸曬”

記者注意到，《辦法》第29條提出“鼓勵慈善組織主動公開辦法規定以外的信息”，這也引發慈善組織是否應當“裸曬”的爭論。

有從業者表示，慈善組織的透明是行業公信力的核心，但透明絕非無底線、無邊界的“裸曬”。真正的慈善透明，是在“公開必要信息”與“保護敏感權益”之間找到平衡點，既通過陽光運作打消公眾疑慮，又嚴守法律紅線與倫理底線，避免因過度公開引發新的問題。

實際上，有很多信息是不應公開的，如捐贈人、受益人不愿公開的信息；合作項目中的涉密數據及商業機密，依法不得公開；再則，慈善組織的內部管理流程、臨時工作溝通記錄、未確定的項目規劃等，若與公眾監督和資金使用無關，也無需公開。

可見，“裸曬式透明”是不必要的，透明的核心是“公開與公眾利益相關的關鍵信息”，而非“公開所有信息”。

黃浩明認為，“上位法明確規定要尊重捐贈人的意愿，若捐贈人要求匿名，慈善組織不得強制公開其信息。”

“信息公開一定有邊界。”李鵬認為，規定以外的信息應更多指機構文化、項目故事、戰略規劃等軟性內容，而非無限制地披露財務明細。“信息越多不代表越透明，無效信息反而會稀釋公眾關注，消耗組織資源。”

“我們要區分‘高質量公開’和‘無底線公開’。”在他看來，慈善組織面向公眾籌款，理應徹底透明，但非公募機構主要面向特定捐贈人，需要依法披露年報與項目情況。

“有的捐贈人要求匿名，如果強制公開，不合規又破壞信任。”李鵬說，“公眾可以監督，但不能窺探。現在很多機構陷入‘被透明’的內耗中。公眾要求全曬、監管要求全管、輿論要求實時反饋——但誰來保障這些人手與經費？”

冉朝陽則認為，捐贈方中有匿名人士，項目中涉及受助人隱私，有的還涉及企業商業信息。“無限公開會侵犯合法權益，這部分的侵權行為怎么維護？”

透明體系的“最后一米”

《辦法》要求，慈善組織應在“慈善中國”（全國慈善信息公開平臺）上公開相關信息。一些業內人士反映，目前部分基金會在上傳年報時仍需反復核對，存在系統卡頓、模板不兼容、信息更新延遲等情況。

“透明不是曝光，而是科學的信息治理。”信息安全專家、中國政法大學網絡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劉昭指出，數據披露既要真實，也要經過脫敏處理，特別是機構的敏感信息，必須加以保護。他建議，“慈善中國”平臺引入AI敏感信息識別與區塊鏈時間戳技術，實現既可查詢又可保護。

“我們建議開發自動化披露模塊，嘗試用數字手段解決合規壓力。”冉朝陽表示，“未來可通過AI系統自動生成評估報告、同步披露節點、校驗文件格式，讓慈善組織省心省力。”

“數字化是讓制度真正落地的關鍵，靠人工監督1.6萬家慈善組織不現實。要用技術讓透明有抓手，更精準高效。”李鵬說。

本文來源于公益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