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峰會10月31日在韓國舉行,這一地區的發展也進入了一個關鍵時刻。
過去十年,我曾多次走訪東南亞、南美,此前我在這兩個地區工作多年。
但是,近十年的變化讓我深刻感受到了地緣政治對亞太格局的劇烈沖擊。
最明顯的是:十年間,這一地區的經濟發展從高度緊密聯結,滑落到了被撕裂的狀態。
目前"重新縫合"變得極為緊迫,又異常困難。
越南是個典型案例。
2016年我去越南時,那里正處在經濟發展的熱潮中。大批國際名企在當地設廠,無數來自農村的年輕人源源不斷涌入外資工廠,拿到比當地就業者高出數倍的工資。工業園區里甚至出現了工人短缺、企業"搶人"的奇觀。
那時的外資工廠,不僅是越南家庭改善生活的集體希望,也是亞太合作紅利的鮮活縮影。
2018年之后,這種熱潮仍持續升溫。原因很直接——美國對華貿易戰開打,很多外企開始從中國轉移,越南成了重要的"備胎"。訂單多了,工廠多了,就業機會也多了。
好景不長。
一方面是疫情的沖擊,另一方面是美國政策的反復無常徹底打亂了節奏。
轉眼到了2025年,越南的就業生態已經今非昔比。
知名鞋服代工廠如寶元鞋廠連續裁員數千人,連三星、富士康這樣的巨頭也在2024年下半年就啟動了大幅裁員。
這不只是越南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整個亞太地區正在經歷的劇變。
這種變化的主因是美國戰略的調整。具體說,有兩個導火索:
第一個是2018年開始的對華貿易戰,以及后續針對中國制造的全面遏制,導致整個地區的產業鏈、貿易鏈開始斷裂和重構。
說的好聽點是重構,其實沒有哪個企業對未來的產業鏈是怎么回事很清楚,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第二個是特朗普政府發起的關稅戰,打亂了地區的貿易關系,逼得很多國家不得不到處找"備胎",而且還要想方設法減少與中國制造的聯系。
回顧一下數據就能看出這種變化有多劇烈。
根據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2025年10月的報告,從1990年到2023年,中國GDP增長了49倍,美中兩國合計占全球GDP的43%。在這期間,亞太地區國家通過靠近中國市場、進入美國市場實現了飛速增長:越南增長了66倍,新加坡增長了14倍,印尼增長了13倍,馬來西亞增長了9倍。
這種增長不是偶然的,而是建立在深度一體化的基礎上。
制造業集群、物流基礎設施、金融體系、勞動力技能,全都是圍繞中美供應鏈一體化來布局的。
現在,美國的"脫鉤斷鏈"政策正以驚人的速度撕裂這個框架,破壞著本區域數十年來一體化和包容性增長的共同基礎。
這種分裂對美國自己也是負面的。所以不只是中美雙輸,而是多輸。
更讓人捉摸不定的是美國政策的極度矛盾和搖擺。
特朗普第一任期時高調鼓勵"去中國化"和"供應鏈多元化",大批企業響應號召搞"China+1"戰略,推動了越南、泰國、印度等國的出口,越南對美出口甚至增長了近三倍。
但等到市場和企業巨額投入已經形成事實,特朗普第二任期又以"避免轉運"為由,對越南、泰國等國進行最嚴厲的關稅報復,直接否定了之前鼓勵的多元化投資和產業鏈轉移。
企業根本搞不清楚什么算"合法增值"、什么算"規避關稅"。
這種朝令夕改不僅打擊了企業信心,更讓區域國家深刻感到:美國主導下的供應鏈重構根本不可持續。在政策不確定性和高度政治化的環境下,企業和國家都沒法做長遠規劃。
更深層的危害,是美國強推的"選邊站隊"邏輯。
以往"中美雙重市場整合"和產業鏈組合為亞太區域提供了巨大的共贏空間,多個經濟體早已形成了深度的結構性依賴。
現在美國用極高的經濟和政治成本逼迫區域國家割裂這種依賴,要求盟友和優勢產業向"美國主導"的新鏈條靠攏。
選邊站隊意味著地區很多國家面臨市場斷裂、成本上升、就業壓力,中小國家的議價空間和自主決策能力大為削弱。
供應鏈的動蕩只是冰山一角。美國政策更大的破壞,是對亞太多邊經濟合作機制的瓦解。
美國自己搞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定位一直模糊不清,現在又面臨退出風險,使得區域應對供應鏈危機的集體協作基礎更加動搖。
這種短視的鏈條重構,把競爭焦點從開放競爭變成了關稅壁壘與限制措施的接力賽,最終損害的是亞太整體的經濟命運共同體。
現在,APEC走到了一個關鍵時刻,越來越多的成員國在考慮,我們應當怎樣更好地避免美國這種政策的沖擊,轉而找到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新連接、新安排?
對美國來說,這個問題轉而成為,長期下去,美國還能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和貿易中,獲取更多的利益嗎?
美國的"分裂政策"正在倒逼區域國家主動探索替代性方案。
這種矛盾和不確定性,讓所有國家都必須重新評估自己的產業布局、貿易戰略和外交政策。
CSIS報告明確觀察到,中國正通過RCEP(目前已占全球GDP的30%)、東盟-中國自貿區等機制穩步擴大影響。無論是貿易量還是投資政策的協調透明度,都比美國主導的體制更具可預測性和持續性。
對亞太國家來說,那些長期習慣于"中美雙邊保險"的政府與企業,如今感受到美國帶來的風險,都在加快與中國和其他市場的深度綁定。
與此同時,東盟、日韓等國家也在推進更靈活、包容的多邊機制,比如擴員CPTPP、試點跨境經濟特區,減少對單一市場和政策波動的路徑依賴。
以往美國的吸引力、創新力和市場開放曾是亞太繁榮的關鍵支柱。但如果美國繼續用高墻壁壘和強權拉攏代替開放與規則,亞太國家的政策重心必然會流向更穩定、可控和包容的區域合作安排——無論是向RCEP、CPTPP靠攏,還是以"小多邊"為起點建立新型合作機制,"多贏"和"風險對沖"都會是首要考量。
亞太合作面臨的最核心挑戰已經清晰地擺在了臺面上:在美國選擇性、條件化介入,以及繼續重構產業鏈的政策驅動下,亞太到底該怎么合作?
如何在美國政策搖擺不定的情況下,維護區域供應鏈的穩定性?
如何在"選邊站隊"的壓力下,保持經濟自主性和多元化合作空間?
如何推動APEC、RCEP等多邊機制升級,補足美國影響力減弱后的"規則空白"?
如何在數字經濟、綠色發展、供應鏈韌性等新議題上形成區域共識,減少對單一大國的依賴?
這不是理論問題,而是每一個參與者——無論是中國、日本、韓國、東盟國家,還是澳大利亞、新西蘭——都不得不認真思考、謹慎應對的現實難題。
這些問題沒有簡單答案。
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美國繼續將自身偏好凌駕于區域經濟規律和各國自主利益之上,亞太國家就不得不通過新機制、新網絡、新市場來尋求自我保護和自我修復。
表面看來,很多國家都不得不與美國重新展開貿易談判,讓渡更多利益,但在談判背后,幾乎所有國家都在針對與美國的貿易,尋找自己的“多元出路”。
美國仍是最大市場,大家當然不會放棄,但是,以往是迫于美國壓力而減少與中國制造的連接,現在是不得不考慮怎樣能不再更多依賴美國。
從華盛頓的“去中國化”,到整個地區都開始思考如何一點點地“脫美國化”,華盛頓自己給自己畫了個適得其反的戰略怪圈。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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