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丨魏天騏 代志新：創新驅動增長的歷史邏輯與時代啟示——2025諾貝爾經濟學獎解讀

魏天騏

中國人民大學行為實驗財稅研究中心研究員

代志新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中國人民大學行為實驗財稅研究中心主任

當前，世界經濟正處于深刻的結構性轉型期。一方面，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方興未艾，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生物技術等前沿領域的突破性進展正在不斷重塑全球產業格局和價值鏈體系；另一方面，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地緣政治沖突加劇、氣候變化威脅加深，傳統經濟增長模式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這一關鍵歷史節點，2025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將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三位經濟學家，以表彰他們在“闡明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機制”方面的開創性貢獻，這無疑具有深遠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這一獎項的頒發，距離2018年保羅·羅默（Paul Romer）因內生增長理論獲獎僅七年時間，體現了國際經濟學界對創新與增長這一核心議題的持續關注。

不同于傳統經濟學將技術進步視為外生變量的分析范式，三位獲獎者從不同維度深入剖析了創新如何成為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即過去200年世界經濟為什么能夠實現前所未有的持續增長？這種增長奇跡背后的深層機制是什么？

莫基爾：從經濟史視角透視增長的文化基礎

喬爾·莫基爾的研究生涯橫跨經濟學與歷史學兩大領域，這種跨學科背景使他能夠從長時段歷史演變的視角審視經濟增長的根源。作為經濟史學家，莫基爾的獨特貢獻在于揭示了技術進步與知識積累之間的深層關聯，本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正是出于他“對通過技術進步實現持續增長所需條件的識別”。

在探究現代經濟起源這一宏大歷史命題的學術殿堂中，莫基爾的著作如《增長的文化》《財富的杠桿》等無疑共同鑄就了一座堅實而又獨特的豐碑。從經濟史視角出發，莫基爾系統考察了歐洲工業革命以來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的歷史進程，并 提 出 了“ 有 用 知 識 ”（useful knowledge）理論。他將知識分為兩類：一是“命題性知識”（propositional knowledge），即關于自然規律的科學認識，解釋“為什么”；二是“規范性知識”（prescriptive knowledge），即實踐技能和操作規程，說明“怎么做”。莫基爾指出，在工業革命之前，技術創新主要依賴于經驗性的規范性知識。人們知道某種方法有效，但不知道其背后的原理，這導致創新往往是偶發的、不可持續的。比如，古代的工匠可能通過反復試驗掌握了制作某種工具的技巧，但對其物理原理卻一無所知，這使得技術改進受到很大限制。而16 至 17 世紀的科學革命作為啟蒙運動的一部分根本改變了這一狀況?？茖W家開始強調精確的測量方法、受控實驗以及研究結果的可重復性，這使得命題性知識與規范性知識之間建立了良性反饋機制。更重要的是，這種制度性知識基礎的形成，使技術創新不再依賴個別天才的偶發靈感，而成為社會可持續生產的結果。

此外，莫基爾的研究還強調了文化與制度在創新中的關鍵作用。他認為歐洲啟蒙運動培育了一種對進步的集體信念，即相信自然可以被理解、知識可以被共享、技術可以被改進，進而形成一種跨國界的知識共同體，即所謂的“文人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這種文化氛圍，配合專利制度、學術社群、出版體系等制度創新，使得知識生產從個體偶發行為轉變為社會系統工程。英國之所以成為工業革命的發源地，關鍵在于其擁有大量技能嫻熟的工匠和工程師，他們能夠將科學原理轉化為實用技術，同時議會制度等政治創新減少了既得利益集團對變革的阻撓。

阿吉翁與豪伊特：數學化的創造性破壞與理論創新

如果說莫基爾從歷史維度解釋了創新的知識基礎，那么阿吉翁和豪伊特則從理論層面刻畫了創新的動態過程。兩人在1992年合作發表的開創性論文《創造性破壞與增長模型》中，首次將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這一核心概念數學化并納入主流經濟學分析。

1942 年，約瑟夫·熊彼特在其著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中提出“創造性破壞”概念，并將創新定義為“生產要素實施新組合”的過程，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在于企業家通過創新不斷打破舊的經濟結構，創新生產方式、開發新產品、開拓新市場，從而獲得暫時壟斷利潤，但這一過程隨即又會被新的創新者所取代，市場正是在這種不斷由創造到破壞再到創造的循環中推動了經濟發展。然而，熊彼特的洞見主要停留在定性描述層面，缺乏嚴格的數學表述。

阿吉翁和豪伊特的貢獻在于使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理論從哲學性敘述轉化為可操作的分析系統，將“創新”確立為經濟科學解釋現實的核心范疇。他們建立了一個以創新為主導的內生增長模型。該模型將“創造性破壞”這一過程構建成為具有一般均衡結構的宏觀經濟模型，揭示了創新激勵具有的雙重性，即一方面，潛在的壟斷利潤預期激勵了企業的投資研發；另一方面，過度競爭可能會削弱創新回報，從而抑制研發投入。

該模型分析了創新的外部性問題。從社會角度看，創新的社會價值大于私人價值，因為創新可以建立在前人做法的基礎上，具有正外部性，這為政府補貼研發的行為提供了理論依據；從私人角度看，新技術會使舊技術貶值，新企業通過“商業竊取”（business stealing）奪走原有企業的利潤，導致過度創新。 因此，市場均衡的研發水平可能高于或低于社會最優水平，需要政府通過補貼、稅收等政策工具進行調節。

此外，該模型解釋了為什么創新和經濟增長會呈現出波動現象。當企業家引入創新后，會吸引大量模仿者跟進，形成創新過程中的“成群現象”，導致該行業競爭加劇，利潤率下降。同時，創新帶來的經濟擴張也會提高通貨膨脹壓力、加劇社會矛盾，最終導致經濟衰退的出現，比如20世紀20年代的大蕭條。因此，創新雖然是經濟發展的源泉，但也內生出周期性波動，這種波動形成一般意義上的經濟發展的高峰和低谷、繁榮和蕭條。阿吉翁與豪伊特的研究，重新定義了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即經濟增長不再是“外生給定的趨勢”，而是由制度、文化與創新行為共同塑造的動態過程。

創新驅動增長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此次諾貝爾經濟學獎為理解現代經濟增長的持久動力提供了深刻的理論框架。三位學者的研究成果從歷史、制度與理論的不同維度揭示了技術創新如何成為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并對當代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重要啟示。

首先，該理論框架為評估新一輪技術革命的潛在影響提供了分析工具。莫基爾的“有用知識”理論為以人工智能為例的技術革命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解釋視角。人工智能作為一種通用目的技術，其核心能力在于加速數據處理和識別，這極大地強化了“命題性知識”與“規范性知識”之間的反饋循環。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以分析海量實驗數據，幫助科學家發現新的科學規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能基于既有科學原理進行仿真和設計，從而快速生成新的技術解決方案。這種雙向加速效應可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促進“有用知識”的積累，成為未來經濟增長的強大引擎。這也對勞動者的技能結構、教育體系的適應性調整提出了更高要求。

其次，該理論框架為破解“經濟增長”與“可持續性”之間的困境指明了方向。持續增長不等于可持續增長。莫基爾認為，技術進步往往伴隨環境污染、資源透支、氣候變化和社會不平等等復雜問題，雖然科學與技術體系具有一定的自我糾錯能力，即舊問題會催生解決問題的新技術，但這種自我修復機制依賴于制度環境與政策設計的配合，無法自動發生。因此，創新驅動增長不僅是經濟機制，更是一項制度工程。政府在應對現代社會的系統性風險，尤其是綠色轉型、公平分配與社會穩定三方面的矛盾時，需要制定科學的政策引導機制與協調的創新治理體系，在競爭、開放與規制之間尋求平衡。

最后，三位學者的研究也為當前世界經濟發展敲響了警鐘。持續的經濟增長并非歷史必然，事實上，經濟停滯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是常態，現代增長奇跡則依賴于特定的制度文化條件。當前，全球貿易危機導致市場要素交流受阻，地緣政治沖突阻礙全球知識流動，市場壟斷抑制創新活力，全球經濟增長面臨多重威脅。如果不能有效應對這些挑戰，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發動機”可能停止運作，人類社會或將重新面臨停滯。因此，維護開放的知識網絡、競爭性的市場結構以及包容性的社會文化，是延續創新驅動增長的關鍵前提。

文章來源：《中國財經報》

微信編輯：張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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