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丨張棗：詩人注定改變母語

“也許，詩人不能改變生活，但詩人注定會改變母語，而被改變的母語永遠都在說：‘你必須改變你的生活。’

——張棗

“詞語拋下我們不管” ——霍夫曼恩塔《一封信》

在我們承擔中國詩人這一稱號的時候，我們敢不敢去叩問這樣一個致命的問題：我們跟我們的母語到底在發生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這個問題在表面上會像一張簽證一樣將孤懸海外的詩人和孤注一擲留守在國內的詩人分隔開來，實際上卻將大家緊密地摟抱在一起。

首先，母語是什么？

對我們而言，她是漢語。她是那個我們賴以生存和寫作，捧托起我們的內心獨白和靈魂交談的母語。她也就是那個在歷史上從未擺脫過暴力的重壓，備受意識形態的欺凌，懷舊、撒謊，孤立無援卻又美麗無比的漢語。從我們的生命啟程的那一瞬起，母語便將世界和事物的最初形態和方式顯現給我們，是的，強加給我們，讓我們在自由和鐐銬中各自奔赴自己的命運。但母語是我們的血液，我們寧肯死去也不肯換血。

母語在哪兒？

她就在我們身上，她就是我們，是我們挑起事件的手指，是我們面臨世界的臉孔。對于個人而言，活著的母語從來就不是一個依附于某個地理環境的標志，是附體于每個人的。而我們是每個人。我們漂流異鄉可能有五年了，十年了，百年了，或者我們今天才加入流浪的隊伍，或許我們仍滯留在中國，在那個慣常被誤認作是母語的腹腔之中，那兒母語在日常的喧囂之中吞云吐霧，或者在黃昏的廣曠中聲嘶力竭，在那兒，我們的心不同樣在流浪嗎？母語請求我們歌唱，而在那兒，不依舊是“無聲的中國”嗎？對于一個永為異鄉人的個人而言，母語是一支流浪的歌。她在我們心中。

“太初有言。”母語第一次逼視并喊出“山，水，鳥，人，神”的時候，古致翩翩，令人神往。詞與物欣然交融，呼聲中彼此相忘。真理同我們共同午睡。我們的神話以奇異的抒情方式開始：“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通過這一短促、自信、精確并且余音裊裊的口吻，我們那些早已失傳的諸神在陽光朗朗的匿名的自敘中同時向我們昭示了我們誕生的秘密，大地、糧食、祖先、君王與我們的生存關系，并承諾了“百祿是何”那露珠般來自天空的祝福。

我直覺地相信就是那被人為歷史阻隔的神話閃電般的命名喚醒了我們的顯現，使我們和那些饋贈給我們的物的最初關系只是簡單而又純粹的詞化關系。換言之，詞即物，即人，即神，即詞本身。這便是存在本身的原本狀態。存在清脆的命名拋擲出存在物和宇宙圖景，哪兒沒有命名，哪兒便是一片混沌黑暗。為我們點亮世界的母語是我們生存的源泉。但母語在給我們足夠活下去的光亮的同時，也給了我們作為人的最危險本質——我們對我們自身的覺悟。

而在任何自覺發生之前，母語只可能以必然的匿名通過對外在物的命名而輝煌地舉行自指的慶典，在這里，外在化的命名和自指性的命名是同一的，主體或客體不成其對立。對任何匿名性詩行主觀化的別具用心的闡釋皆不能捕捉其“窈窕淑女”的自在性和“宛在水中央”的遠逸性。而這二者屬性就是母語原初命名的關鍵屬性。雖然我們的母語在原初狀態以匿名方式命名這一事實被歷史操縱者置于曖昧不明之中，卻在陽光燦爛的古希臘，在人類的另一個母語中得到了證實。在那里，匿名被轉喻成荷馬，一個盲歌者，一個完全無法把握世界表象的人，卻能侃談百工藝事、政術戰略和人神之交往。詩人只有開宗明義地吁請詩神繆斯假道于自己才能舒展被歌吟的世界藍圖。而這一過程再次使他還原成匿名。

我們的自覺首先爆破的是匿名；我們破殼而出，與世界和母語構成對立面。表征這個對立的不僅僅是詩人即歌者的抒情個性的確立，同時也有一個體現民族文化宿命的聽者即讀者巨人的出現。在古希臘，這個巨人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他們的傾聽傾聽到了人神隔離的尾音，存在本身逃遁后留給萬物的空響；這個傾聽是一場追問。于是詩的模仿說誕生。模仿謀求超越表象的世界而指向一個理念的世界，一種卓然獨立于此種現實的另一種完美即絕對現實。于是，真正的現實只可能恒久地處于被尋找之中。寫作不是再現而是追尋現實，并要求替代現實。在這場純系形而上的追問中，詩歌依靠那不僅僅是修辭手法的象征和暗喻的超度（metaphoric transcendence）而搖身變成超級虛構。這虛構將雙手伸向另一種現實的太陽，人的生存便會因偶賜的光亮而頓顯意義。古希臘第一抒情高手品達（Pindar）寫道：

人曇花一現。他是什么？他不是什么？人是夢中之影；但當天帝撒下光明照耀人之上空生存便變得甜美如蜜。

但我們母語中第一個聽者的耳朵卻沒有朝向虛構。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子對遠古詩歌的闡釋一筆勾銷了它的匿名性而使其獲得他本人意識形態的簽名。詩歌變成堯舜周道的直接傳聲筒進而構建了“超穩定性”封建中心話語的核心。詩歌“興、觀、群、怨”，它化下刺上的社會功能和經驗主義導向無法再使詩指向詩本身。“詩言志”要求詩人言君子之志，言有德者之志，得符合“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公式，以致詩人的前語言狀態通往作品之路成為一個固定的通道，一個公開的秘密，而失去了純粹想象力的冒險。作品中的“我”不是那“虛構的另一個”，經驗之我與抒情之我被混為一談。讀者只有遵循“楚云巫雨皆有托”的教條，否則就無法辨認文學信息。“興、比、賦”哭窮途而歸，事物原封未動，其本身沒有得以超越。綴文者與觀文者就是這樣不動聲色地杜撰了一個連環套從而形成正宗文學傳統。

道家由于相信道無所不在地潛存于現實界的萬事萬物中，便迎合了儒家杜絕另一種現實的口味，從而無意中為封建詩教機制增添了潤滑油。甚至禪宗，也由于其“不落言筌”的實質而不能與中心話語形成對抗。中國古典詩歌沒有尋找、追問現實，也沒有奔赴暗喻的超度。我們的母語是失去了暗喻的母語，我們的民族是沒有暗喻的民族。沒有暗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純文學。

“五四”白話文學運動的最深層動機是尋找暗喻。我們的母語被大換血，大病初愈后漸露生機：她開放，活潑，既可以回瞻過去吸取滋養，又能夠投身于日常口語和翻譯文學的撲面春風里。她在結構上全力靠近西語，甚至詩的音樂性也具備了臨摹的可能：產生意義的不再是單音的字，而是單音或多音的詞。她形式上的開放以及意識形態的空虛使她與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消極超驗思潮即所謂“世紀末的苦汁”（魯迅語）一拍即合。深刻的文化差異被忽略，自信、多產、誤解、偏差共同推動新文學的大躍進。

但是由于缺乏馬拉美將語言本體當作終極現實的專業寫作態度，由于不甘心扮演現代惡魔詩人（Poète Maudit）的角色，作家的創作主體便在社會現實的演變中逐漸讓位于作為經驗之我的知識分子社會良心、道德表率的正面形象。

母語遞交給詩人的是什么？是空白。誰勇于承認這個事實，誰就傾聽到了魯迅“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的偉大控訴。

今天，個人寫作的危機乃發軔于母語本身深刻的危機。它將給詩人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驗，無情地分開“死者”與“生者”的行列：要么卑顏屈膝，以通俗的流利和出口成章的雄辯繼續為官為話語添油加醋；要么醉生夢死，以弱智的想象力為一個小氣、昏庸、虛無、躁動的時代留下可憐的注腳；要么自命為新形式的饋贈者，卻呼嘯成群地彼此派生、舞弊、喂養，甘心做種族萎靡不振的創造性的殉葬品。但真正的詩人必須活下去。他荷戟獨往，舉步維艱，是一個結結巴巴的追問者、顛覆者，是“黑暗中的演講者”（北島語）；他必須越過空白，走出零度，尋找母語，尋找那母語中的母語，在那里“人類詩篇般棲居大地”（荷爾德林語）。

今天詩人仍在期待什么？一個聽者。如果歌者是馬，那么聽者就是騎手。只有共同融入正午的奔跑，奔跑的含義才能抵達暗喻而呈現栩栩如生的形象。

也許，詩人不能改變生活，但詩人注定會改變母語，而被改變的母語永遠都在說：

“你必須改變你的生活。”（里爾克語）

▲ 張棗（1962.12.29 — 2010.3.8），中國當代詩人、學者、詩歌翻譯家，“巴蜀五君子”之一，著有詩集《春秋來信》。

文字丨選自《張棗隨筆集》，張棗 著，顏煉軍 編，東方出版社，2018年。原文有刪減。

來源公眾號丨楚塵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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