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侖：千金難買「我愿意」

封面圖 | 《愛情而已》劇照

文 | 馮侖（公眾號 | 馮侖風馬牛）

有讀者問我，「遇到挫折與困難時，靠什么堅持下去？」

我回答說，「最重要的就一件事，三個字：我愿意。」

人一生有三件事算不準。第一，算不準掙多少錢，沒有人能算準自己一輩子掙多少錢。第二，算不準有多少痛苦和幸福，天天都有人相親，追求幸福，結果一半都離婚了。第三，算不準什么時候以什么方式死。這三件事就是利害、苦樂、生死。

很多人算不準還每天算，于是就焦慮。

不僅焦慮，碰到難題時還會瞻前顧后，不停選擇，不停后悔，來回拉抽屜。結果往往是越來越糟糕。

所以，在做選擇時要遵循自己的價值觀，「我愿意」就是價值觀導向的。用價值觀來做選擇的好處是，之后面對困難和挫折時，基本上都不焦慮，也不后悔，能堅持下去。

釋迦牟尼本來是王子，但是他舍棄王族生活，出家修行。為什么要苦修？因為他愿意。

我認識不少企業家，六十多、七十多歲了，按說早就到了退休的年紀，但還在折騰。折騰當然累，也辛苦，但是他們愿意。

我是做房地產的，在很多地方做過項目。「911事件」之后，紐約世貿中心重建，我們參與了重建工作，在一號樓頂層開發運營「中國中心」。之后，我們在中國臺北的陽明山上開發了「萬通臺北2011」。

這兩個項目都沒賺多少錢，而且過程很曲折。如果投入同樣的資金、時間、精力，在中國大陸其他城市做項目，肯定可以賺更多。所以只從賺錢的角度來看的話，這兩個項目可以說是「費力不討好」。但是我愿意。我希望自己以及自己的企業，在當時的環境下，能為促進中美交流，以及促進兩岸交流做一點事情。

這就是價值觀導向。我們的價值觀是什么呢？

有一句話，叫「追求理想，順便賺錢」。

當然，這句話其實暗含著一個前提，叫「必須賺錢」。也就是，追求理想不影響吃喝。如果沒賺到錢，生活都沒法保證，活不下去了，那可能就得稍微妥協一下，得把賺錢放在前面。

在此基礎上，就得按照價值觀來做判斷，做選擇。所以我們又講「守正出奇」。

所謂「守正」，就是堅持原則、堅持規范、堅持正道、堅持講道德、堅持認真做好企業，清清白白、依法依規做事。

所謂「出奇」，就是變通。「守正」是不變通。

在「野蠻生長」的年代，如果完全不變通，企業大概率活不下去，所以偶爾得變通，得「出奇」。

而在過去30年里，我們國家已經建立起了法制化、市場化、國際化的市場經濟體系、制度。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做生意就得堅持「守正」，不變通。

我發現，很多民營企業出事，都是因為變通太多。

事情辦不下來，找人、送禮、請人吃飯喝酒、勾兌，勉勉強強辦下來了。辦得太慢，又找人、送禮、請人吃飯喝酒，事情又辦得快了點。

為什么中式餐廳里包房特別多？包房就是干這個的。拉關系、搞變通、破壞規則，不能辦的事要辦，慢辦的事要快辦……包房越來越多，關系越來越復雜。短期看，如此操作多數時候確實管用，但其潛在的成本非常高，出事的概率也非常大。

所以我們選擇不變通。不能辦？那我就不辦。只能緩辦？那我就慢慢辦。我不找領導，也不請吃飯，我們就依法依規去做。

這樣會少掙錢？那就少掙點。反正能掙多少錢也算不清。掙那么多干啥，只要公司的經營行為最后是正的就可以了。

況且，如果把時間拉長了看，以50年、100年的尺度來看的話，這點錢就更不算啥了。

清代的廣州十三行里，有一批大商人，其中首富伍秉鑒號稱「富可敵國」，更被一些研究者稱為19世紀上半葉的「全球首富」。一百多年過去，現在很少人知道他，更別說他的財富了。

所以，做生意還是得堅持守正、不變通，能做就做，不能做就算了，也不請客了，少去包房，在大廳吃飯就挺好。

因為堅持按照這樣的價值觀算賬，做生意這么多年，我很少為錢的事，因為算賬得失而郁悶。我們做的都是我們愿意做的事。在公司里，我們有一個說法，叫「先算是非，后算得失」。做事之前，先看這事對不對？這樣的話，做一輩子生意也不會出事。

要知道，錢分為三類：善款、利潤、贓款。中性的是利潤，好的是善款，壞的是贓款。怎么保證自己的利潤不轉化為贓款？那就得先算是非，后算得失，用價值觀來算。

正因為如此，我們依據自己的價值觀，做了紐約的項目，做了中國臺北的項目，賺得不多，哪怕中間出現了虧損，而這個損失是我承受得了的，我就不后悔。

這是我的價值觀，我愿意。

俗話說，「千金難買我愿意」。以前看小說，常見為愛私奔的情節。私奔就是「他們愿意」，而且是別人干預得越厲害，他們越愿意。因為愿意，顛沛流離都是愛情，寒窯苦守也是幸福，生死與共那叫長情。如果不愿意，再怎么光鮮也都是湊合。

人得活一個「我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