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出自《國語·魯語》,是春秋時期魯國大夫臧文仲主動請纓解決饑荒問題時提出的為官之道。此句意為,為官之人行事應當不回避困難和挑戰。這一觀點深刻揭示居官者要有擔當作為的精神、格局、能力。
“事不避難”是衡量居官者是否賢能的試金石。一方面,“事不難無以知君子”。《后漢書·虞詡傳》記載,東漢安帝永初年間,冀州朝歌縣深受叛亂困擾,“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成為朝廷的“燙手山芋”。在朝廷為選派朝歌縣令犯難之際,時任司隸校尉的虞詡,因此前在平定羌亂中展現出卓越的軍事才能與剛直作風,進入朝廷視野。然而,當任命消息傳出時,虞詡的親友故舊皆憂心“朝歌盜匪猖獗,君往必危”。面對勸阻,虞詡以“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笑答,并以為“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最終,虞詡一舉平定朝歌之亂,并在臨終時坦言“吾事君直道,行己無愧”。另一方面,居官者“因禍福避趨之”是為恥。明末時期,朝政腐敗,宦官專權,外有后金入侵,內有農民起義,朝廷陷入深重危機。然而,當時的許多士大夫與官員卻喪失擔當精神,面對朝堂紛爭,明哲保身,緘口不言;面對民生疾苦,敷衍塞責,搜刮民財;面對外敵與起義軍,棄城而逃,茍且偷生。顧炎武目睹這一亂象,在《日知錄》卷十三中尖銳批評士大夫群體的避事與茍活是為“恥”,“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事不避難”是成就事業之道。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歷史表明,前進之路不會一帆風順,一切事業的成功都是“惟其磨礪,始得玉成”。其一,“居官者當事不避難”方能“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北宋王朝表面維持太平,實則積貧積弱的問題早已形成,社會矛盾日益加劇。此前,慶歷三年(1043年)范仲淹主導的“慶歷新政”,雖試圖革除弊政,卻因阻力過大僅兩年便失敗。面對這一局面,時任大理寺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的蘇軾作《思治論》,以史為例,論證不避天下之難才可達成遠大目標。其二,“居官者當事不避難”方能以誠心凝聚力量。《列子·湯問》記載,冀州南部、河陽北部有太行、王屋兩座大山,長期阻礙附近之人的出行。北山愚公年近九十,仍召集全家“畢力平險”,不畏艱險,持之以恒,挖山不止。最終,天帝被愚公的誠心感動,命夸娥氏之二子背走兩座大山,“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1945年6月11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閉幕會上作《愚公移山》的著名講話,同樣深刻詮釋了“事不避難”的道理。在抗日戰爭即將勝利之際,他號召全黨發揚愚公移山的精神,直面“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兩座大山,并強調:“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事不避難”的本質是勇于和善于擔當作為,其中蘊含豐富內涵。其一,立高遠之志,不“安于一隅”。王陽明于《教條示龍場諸生》中云,“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于志者”;而立志在于高遠,“立志而圣,則圣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其二,持直面難題之勇,不回避矛盾、不畏懼挑戰。戰國時期的趙武靈王,面對趙國在軍事上的落后局面,深知“胡服騎射”是強國之途,但重臣以為“變古之道,逆人之心”。對此,趙武靈王親自登門勸說,直言“兵不當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變?”之理,最終成功推行改革,使趙國成為戰國后期的強國。其三,胸懷解決難題之智,不盲動蠻干、不硬拼硬闖。東漢末年,諸葛亮懷赤誠之心,察天下大勢,在《隆中對》中透過“豪杰并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的混亂表象,精準分析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的現實格局,為劉備擘畫“先取荊州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業,以成鼎足之勢,然后可圖中原也”的戰略,在亂世中迎難而上,屢屢破局。其四,踐不懈之行,不淺嘗輒止、不半途而廢、不為山止簣。堯舜時期,中原遭遇數十年大洪水,百姓流離失所。鯀用堵截之法治水而九年無果,后大禹臨危受命接下治水重任。他摒棄舊法,在實地勘察水情基礎上定下“疏川導滯”策略,隨后帶領百姓寒暑不輟地疏通河道、開鑿山脈,即便工具短缺、糧食不足也未停步。治水十三年間,他“三過家門而不入”,終使洪水經疏通后匯入大海,水患平息,使百姓得以重建家園、開墾耕作,華夏農耕文明趨向穩定。
“事不避難”需匯聚個人與社會的合力。于個人而言,要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與使命,將個人成長與國家發展、人民幸福始終緊密相連,以“事不避難”作為個人實現人生價值的路徑;要有“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的格局與作風,遇到困難挑戰不推諉、不扯皮、不回避,積極承擔、主動應對、務求實效,彰顯個人涵養與品格;要有“不厚其棟,不能任重”的能力與本領,既要在有字之書中學習,又要在無字之書中淬煉,以獲得誠正的心意、科學的方法、有效的舉措,解決和克服困難挑戰。于社會而言,既要營造擔當作為的文化風氣,傳揚“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等箴言,使擔當作為的精神、格局、能力融入民族血脈之中;又要以政策制度保障和鼓勵擔當作為。如中國古代在選官時,看重“有犯而無隱”的直臣,宋代曾設立言事官并作出“不殺大臣及言事官”的承諾;在評價功過是非時,對因“視民如傷痛中腸,請蠲請賑不遺忘”而越權開倉放糧救濟災民的官員不貶反升,讓“事不避難”者有底氣、有回報。
本文來源:共產黨員微信公眾號
編輯:孫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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