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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養士經歷百年之久,終于要收到他的成效。
宋朝對士大夫,并不能有教育指導的能力,只能嫗姁涵育,讓他們自己發榮滋長,這是一件費時而沒把握的事。
在真宗時,宋朝文教算是培養到相當程度了,然而一旦強敵侵凌,則相率主張遷都。和約簽定后,又誘導皇帝來做封禪巡狩的勾當。說是"欲假以動敵人之聽聞,而潛銷其窺伺之心"。
那時的文學,只是有名的所謂"西昆體",汲晚唐、五代之余潤。那時的政治,最高不過養尊持重,無動為大,敷衍場面捱日子。【如李沆(hang)等。呂東萊謂:"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所以積而為慶歷、皇佑之綏勢也。"】那時稍稍帶有教育和思想意味的,只在出世的和尚們,乃至求長生的道士們那里。
士大夫中間,最為舉世推重的,便有一些所謂隱士,【如陳摶、種放、魏野、林逋之流。】居然在讀書人中而能無意于做官。
宋朝的時代,在太平景況下,一天一天的嚴重,而一種自覺的精神,亦終于在士大夫社會中漸漸萌茁。
所謂"自覺精神"者,正是那輩讀書人漸漸自己從內心深處涌現出一種感覺,覺到他們應該起來擔負著天下的重任。【并不是望進士及第和做官。范仲淹為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他提出兩句最有名的口號來,說:"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是那時士大夫社會中一種自覺精神之最好的榜樣。
范仲淹并不是一個貴族,【仲淹乃唐宰相范履冰之后,然至仲淹時已微。其父早死,母改嫁。仲淹隨母易姓朱,后復宗姓范。】亦未經國家有意識的教養,他只在和尚寺里自己讀書。【當時讀書人大半到佛寺、道院中去,因國家并無正式教育機關,私人亦極少從事講學,無師弟子之傳授。】
在"斷虀畫粥"的苦況下,而感到一種應以天下為己任的意識,這顯然是一種精神上的自覺。然而這并不是范仲淹個人的精神無端感覺到此,這已是一種時代的精神,早已隱藏在同時人的心中,而為范仲淹正式呼喚出來。【此即是范仲淹之偉大處。】
范仲淹曾至睢陽書院,書院源于戚同文。同文幼孤,邑人楊愨(què)教授生徒,同文日過其學舍,得受學。時當五代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因名同文。愨依將軍趙直。愨卒,直為同文筑室聚徒,請益者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十六人,皆踐臺閣。惟仲淹已不及見。【仲淹生太宗端拱二年。】
仲淹讀書處為山東長白山之醴泉寺。真宗祥符三年睢陽應天書院賜額成立,翌年仲淹至書院。是時仲淹年二十三,戚同文已先卒矣。【據史,戚長子維,為隨州書記,戚就養而卒,年七十三。書院復建于曹誠。宋史、宋元學案謂范依同文學,誤也。】
惟仲淹之在睢陽,其精神上當有得于同文之感發者甚多。史稱同文純質尚信義,人有喪,力拯濟之,宗族同里貧乏者,周給之,冬月解衣裘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終身不仕,以教育后進為務,而有志于天下之混一。其為人意趣志行如此。仲淹亦幼孤力學,而以天下為己任。其后貴顯,為宗族建義莊,恤貧樂施,蓋亦近同文之遺風,而規模益恢宏耳。
在仲淹同時,尚有有名的學者胡瑗,偕孫復兩人,在泰山一個道院中讀書。【唐為棲真觀,周樸居之,后為普照寺。】
相傳胡瑗接家信,【胡,江蘇如皋人。】茍有"平安"二宇,即投之山澗,不復啟視。如此苦學十年,終于得到他精神上的【內心方面的。】自信而回去。這都是在時代精神的需要下,并不需師承而特達自興的。
胡瑗投書澗畔的十年,和范仲淹僧寺里"斷虀畫粥"的日常生活,【日作粥一器,分四塊,早暮取二塊,斷虀數莖,入少鹽以啖之。如是者三年。】無疑的在他們內心深處,同樣存著一種深厚偉大的活動與變化。他們一個是北宋政治上的模范宰相,【范。】一個是北宋公私學校里的模范教師。【胡。】北宋的學術和政治,終于在此后起了絕大的波瀾。
與胡、范同時前后,新思想、新精神蓬勃四起。
他們開始高唱華夷之防。【這是五胡北朝以來,直到唐人,不很看重的一件事。】又盛唱擁戴中央。【這是唐代安史亂后兩百年來急需提出矯正時弊的一個態度。宋朝王室,只能在政制上稍稍集權中央,至于理論思想上正式的提倡,使人從內心感到中央統一之必需與其尊嚴,則有待于他們。】他們重新抬出孔子儒學來矯正現實。【他們極崇春秋,為"尊王攘夷論"之擁護與發揮。最著如孫復。】他們用明白樸質的古文,【即唐韓愈所倡"文以載道",即文道一貫之理論,】來推翻當時的文體。【最著如柳開、石介,乃至歐陽修。】他們因此辟佛老,【如石介、歐陽修。】尊儒學,尊六經。【他們多推崇易經,來演繹他們的哲理思想。】
他們在政制上,幾乎全體有一種革新的要求。他們更進一步看不起唐代,【連帶而及于漢。】而大呼三代上古。【三代上古是他們的理想。根據此種理想來批評漢、唐之現實。】他們說唐代亂日多,治日少。他們在私生活方面,亦表現出一種嚴肅的制節謹度,【適應于那時的社會經濟,以及他們的身世,與唐代貴族氣氛之極度豪華者不同。】而又帶有一種宗教狂的意味,【非此不足有"以天下為己任"之自覺精神。】
與唐代的士大夫恰恰走上相反的路徑,而互相映照。【他們對于唐人,只看得起韓愈,而終于連韓愈也覺得不夠,因此想到隋末唐初的文中子王通。】因此他們雖則終于要發揮到政治社會的實現問題上來,而他們的精神,要不失為含有一種哲理的或純學術的意味。【范仲淹至陜,張載年十八,慨然有志功名,上書謁,言軍事。范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手授以中庸一編。又按:太宗淳化三年,詔刻禮記儒行篇賜近臣,及京朝官受任于外者,并以賜進士孫何等。真宗天圣五年,賜進士王堯臣以下中庸,八年賜進士王拱辰以下大學,后登第者必賜二書及儒行篇。是此諸篇本為當時所重,故仲淹亦以賜張。下至程、張輩,此諸篇乃發揮益臻精妙。】
所以唐人在政治上表現的是"事功",【比乃貴族學者之意態。即貴族傳統家教,大抵不過保泰持盈,傳世永福,而仍不脫事功的意味。】而他們則要把事功消融于學術里,說成一種"義理"。【此乃平民學者之精神。彼輩要出來轉移世道,而不為世道所轉移。雖亦不離事功,卻不純從事功出發。】"尊王"與"明道",遂為他們當時學術之兩骨干。【尊王明道,即宋學之內圣外王。一進一退,在朝在野,均在此兩點著眼。】
宋朝王室久已渴望著一個文治勢力來助成他的統治,終于有一輩以天下為己任的秀才們出來,帶著宗教性的熱忱,要求對此現實世界,大展抱負。于是上下呼應,宋朝的變法運動,遂如風起浪涌般不可遏抑。
又按:春秋末,孔子自由講學,儒家興起。下逮戰國,百家競興,游士聲勢,遞增遞盛。一面加速了古代封建統治階層之崩潰,一面促成了秦、漢以下統一大運之開始。
中國四民社會以知識分子"士"的一階層為之領導之基礎于以奠定,是為中國史上士階層活動之第一期。
兩漢農村儒學,創設了此下文治政府的傳統,是為士階層活動之第二期。
魏晉南北朝下迄隋 唐,八百年間,士族門第禪續不輟,而成為士的新貴族,是為士階層活動之第三期。
晚唐門第衰落,五代長期黑暗,以迄宋代而有士階層之新覺醒。此下之士,皆由科舉發跡,進而出仕,退而為師,其本身都系一白衣、一秀才。下歷元、明、清一千年不改,是為士階層活動之第四期。
此四期,士之本身地位及其活動內容與其對外態勢各不同,而中國歷史演進,亦隨之而有種種之不同。亦可謂中國史之演進,乃由士之一階層為之主持與領導。此為治中國史者所必當注意之一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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