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礦權困局：礦山整合爛尾企業損失慘重，誰來為停滯項目買單？

　　在湖南有一家礦山企業，命運令人唏噓。2008年，這家企業通過“招拍掛”程序，依法合規地取得了某處礦山的礦業權。這本應是企業開啟發展的起點，然而，現實卻給了它沉重一擊——還未正式投入開采，地方主管部門便啟動了區域礦山資源整合計劃，要求該礦被整體整合并由指定主體企業進行收購。

　　從此，這家企業的命運被徹底改寫。整合工作一度推進，但因主導整合的主體企業資金鏈斷裂、政策環境變化等多重原因，整合進程戛然而止。更令人無奈的是，整合雖未完成，原企業的生產權利卻被實質性凍結：既不能獨立開采，也無法退出變現。這一停，就是將近二十年。

（北京楹庭律師事務所 路永強博士）

　　二十年，足以改變一座城市的面貌，也足以耗盡一家企業的生命力。這期間，企業前期投入的巨額資金無法收回，購置的機械設備在荒廢中銹蝕損毀，技術人員流失，經營陷入停滯。而最讓人心寒的是，面對如此巨大的損失，企業多年申訴無門，補償遙遙無期，仿佛被遺忘在政策的夾縫之中。

　　這樣的案例，在礦業發展史上并不鮮見。特別是在2010年前后，尤其是2013年至2017年期間，多地掀起了一輪大規模的礦山整合浪潮。出于提升資源利用效率、保障安全生產、加強環境保護和優化產業結構等公共利益考量，各級地方相關部門紛紛出臺政策，推動“小礦變大礦”“多礦合一”的整合模式。

　　整合的初衷無疑是積極的。小而散的礦山往往存在安全隱患大、環保不達標、產能低下等問題，通過整合實現規?；⒓s化經營，有利于行業健康發展。為此，地方通常會出臺整合方案，明確整合主體，并對被整合企業的礦業權進行收回或轉讓。

　　然而，問題的關鍵在于：當整合由行政機關主導推動，且企業的生產活動因行政指令而被迫中止時，其合法權益就應當受到法律的嚴格保護。特別是當整合最終未能完成，原企業的礦業權既未被合法收購，也未獲準恢復生產的情況下，其長期停滯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究竟該由誰來承擔?

　　答案其實非常明確——這屬于典型的行政機關未履行法定職責的情形。

　　首先，整合行為本身具有強烈的行政主導色彩。無論是發布整合通知、制定實施方案，還是指定整合主體、批復整合方案，都是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力的具體表現。企業之所以停止生產，不是出于市場選擇，而是服從行政命令的結果。

　　其次，根據《行政許可法》第八條的規定，公民、法人依法取得的行政許可受法律保護，行政機關不得擅自改變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如因公共利益需要必須撤回或變更許可，給當事人造成財產損失的，應當依法給予補償。

　　再者，《民法典》第一百一十七條也明確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征收、征用不動產或者動產的，應當給予公平、合理的補償。

　　本案中，主管部門以“公共利益”為由要求企業參與整合，實質上等同于對礦業權這一用益物權的限制甚至收回。即便沒有完成正式的征收程序，只要因行政行為導致企業無法行使權利并造成實際損失，就構成了行政補償的法定事由。

　　遺憾的是，現實中許多類似案件長期得不到解決，背后往往存在嚴重的“不作為”甚至“亂作為”現象。一些地方行政機關以“歷史遺留問題”為由推諉塞責，新任領導奉行“新官不理舊賬”的消極態度，導致企業維權之路舉步維艱。

　　更有甚者，部分地方在推動整合時缺乏科學規劃和資金保障，盲目上馬項目，一旦整合失敗便撒手不管，把風險完全轉嫁給民營企業。這種“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行政邏輯，嚴重違背了法治的基本原則。

　　需要強調的是，行政補償責任不因領導更替而免除，也不因時間推移而消失。相反，拖延越久，損失越大，補償金額不僅應涵蓋企業的直接投資成本，還應包括資金占用的利息損失、設備折舊、人員安置費用以及可預期的經營利潤等間接損失。

　　從法理上看，這類案件的定性非常清晰：行政機關在推動整合過程中，作出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決定，導致企業喪失生產條件，卻未依法履行補償義務，已構成行政不作為。企業完全有權依據《行政訴訟法》提起訴訟，請求確認行政機關未依法履職違法，并主張國家賠償或行政補償。

　　解決路徑也并非無章可循：

　　第一，地方主管部門應主動擔當，對轄區內類似的歷史遺留問題進行全面梳理，建立專項臺賬，明確責任主體和解決時限，避免問題積重難返。

　　第二，對于符合條件的企業，應盡快啟動補償評估程序，委托第三方機構對其投資損失、停產損失等進行專業核算，確保補償公平合理。

　　第三，若當前政策允許且具備恢復生產的客觀條件，行政機關也應積極協調，幫助企業恢復礦業權的正常行使，并對停產期間的全部損失依法予以補償。

　　第四，對于拒不履職的行政機關，上級主管部門或監察機關應依法問責，杜絕“破窗效應”，維護行政機關的公信力。

　　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近年來，不斷強調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合法權益，明確提出要“解決一批典型性、標志性產權糾紛案件”，堅決糾正“行政違約、新官不理舊賬”等問題。

　　對于廣大企業主而言，此案是一個深刻的警示：面對行政權力的干預，沉默和等待只會讓損失不斷擴大，證據也可能隨著時間流逝而滅失。越早通過法律途徑維權，越有可能爭取到合理的解決方案。

　　人生能有幾個二十年?一個企業又能承受多久的“合法停滯”?每一份依法取得的礦業權都應該得到尊重，每一個因公共利益而受到損失的企業都應該獲得合理的補償。

　　這不僅是對企業負責，更是對法治精神的捍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