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勤福：恩師楊公翼驤先生二三事

圖為作者1995年答辯時與楊先生合影

恩師楊公翼驤先生于2003年駕鶴西歸，至今15年了。每每想起恩師，許多親歷之事如同就在眼前，久久不能忘懷。茲謹記數事，以資紀念。

首次拜見先生

1991年上半年，北京大學湯一介教授來信通知我，說我獲得美國夏威夷大學著名教授成中英先生的推薦，成為在德國慕尼黑大學召開的“國際中國哲學學會第六屆年會”的中國學者代表團一員。代表團共10人，由南開大學方克立教授、武漢大學蕭萐父教授作為正副領隊，規定組團由北京機場進出。8月初，我從德國返回北京，特意赴天津看望我東北師大同學巴新生先生。巴先生設家宴款待，席間，他向我建議攻讀博士學位，這激起我心中極大波瀾。坦率說，這次僥幸出國參加會議，接觸到的國外學者及港臺學者個個都有“博士”頭銜、教授職稱，而象我這個77級專科中文畢業、當時僅是講師的只有一個。我當然希望能夠深造，但我十分猶豫，一是我外語太差，恐無望達到分數線，二是不知哪位先生能夠垂以青眼。巴新生建議我考南開大學楊翼驤先生的博士。他介紹道，楊先生人極為厚道，非常器重努力做學問的年輕人，建議我不妨試試，并說他可以帶我去拜訪楊先生。權衡再三，我終于同意了巴先生的建議。

第二天上午，巴先生帶我到楊先生家。這是我首次見到先生。先生是個清瘦而精神不錯、和藹而謙和的老人。他讓我們坐定在沙發上，師母也端上了茶水。坐下后，先生掏出煙來讓我抽，我推辭了，首次見面實在不敢在先生面前放肆。先生先與巴新生閑聊幾句，然后問我本科是哪個學校畢業的，我回答是江西上饒師專，是專科。他又問上饒師專有歷史系？我回答沒有，我學的是中文。先生哦了一下，停了幾分鐘，說道：我年齡大了，身體不太好，精力也不逮，或許招你有些困難，請能夠理解。僅幾分鐘時間，我從滿懷希望迅速墜入到無底冰窖，一時無語以對。好在巴先生從中轉圜，他說：小湯77年參加高考，成績優秀，但因家庭出身不好，復旦大學沒有錄取。先生說，77屆是有這個問題。巴先生又說：小湯雖然畢業于專科，但自己還比較努力，發表過一些論文，上過《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還翻譯了他一篇論文，并且剛參加德國的“國際中國哲學學會第六屆年會”返回。先生似乎有點吃驚，看著還處于十分尶尬境地的我，略略停頓了一下，就問我參加德國會議提交什么論文，是什么觀點。我如實作了回答。先生又詳細問我讀過哪些書、目前研究什么課題，還不時提出幾個專業問題。我也老老實實回答了，只是在先生面前感到心中有點虛，不知道答得對不對。過一陣，先生又點了一支煙，給我遞上一支。我還是推辭，先生說，你抽煙的，就不要客氣了。我馬上醒悟過來，大概先生看到我一口大黃牙了，這才不好意思地接下了，還略帶自嘲地解釋：在先生面前不敢抽。先生笑了：什么先生先生的，抽煙沒關系。這下緩和了氣氛。先生說，你想讀書，這是好事，也應該讀一點書，做點學問。先生又問我外語怎么樣，我說外語不好。先生說外語很重要，需要學。又問我上什么課，我說教中國通史。他問我上哪段，我回答說，因為我校教師少，我從先秦到近代都上，分兩個學期，每次兩個班，已經教了十年了。先生說貫通很好，這樣對整個歷史情況有個了解，分斷代教也有局限性。氣氛融洽了一些，巴先生抓住機會，提議讓我寄論文給先生審查一下。先生同意了，說讓巴新生轉給他。還特意叫我留個聯系電話給他（當時我家沒有電話，家住在太太單位的宿舍，很近，因此留了我太太辦公室和我辦公室的電話。）。巴先生看到這情況，便說楊先生工作很忙，不要再打擾了，于是我們就告辭了。先生送我們到他門口，我請先生返回，先生執意不肯，一直站在他家門口鐵圍欄（先生住頂樓）看著我們下樓。我們走到三層，才聽到關門的聲音。

第一次接到先生電話

按照先生吩咐，我寄上了幾篇習作。大概過了半個月，我正在辦公室看書，接到楊先生給我打電話。先生在電話中告訴我，他已經同意我報考他的博士，希望我能夠考取。我自然表示萬分感激。先生問我專業方面準備情況，我匯報自己已經看了一些專業書與自己的認識。先生又問我外語準備如何，我匯報說已經購買了日語教材，正在自學。先生認為我外語不好，指出這是個關鍵問題，囑咐我一定要抓緊時間復習外語。還說南開大學外語要求45分以上，如果略缺幾分，他可以打報告爭取。他在電話中對我專業與外語作了分析，認為專業方面估計問題不是太大，因為我上中國通史，各斷代面上情況比較熟悉了，但外語是個薄弱環節，因此建議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外語上，爭取考好。最后他還關切地說，不要為考試而影響身體，否則得不償失。這個電話打了大概20多分鐘，我深深體會到先生對我的關心。此后到次年3月的南開考試前，先生還來過幾次電話，我也打過電話給先生。每次先生都關心我的外語進展情況。

博士考試，我外語考了66.5分，總算過關了，接到了南開大學的錄取通知。入校報到那天，我到先生家去，衷心感謝他的提攜，并表示我會努力學習。交談中，有電話打進來，我看到先生站著接電話，一直到打完才坐下，心中感到十分疑惑。后來我問了幾位師兄，他們告訴我，先生無論是接電話還是打電話，也不論對方我打了20多分鐘電話，也是站著的，心中確實非常感動，也后悔自己話講得多了一些，讓先生站得太久。后來我在先生家聽課，曾經婉轉地勸說先生，年齡大了，打電話還是坐著好，先生十分嚴肅地說，打電話雖然不是與別人直接見面，但也應當尊重他人，坐著接電話顯得不太尊重。

這雖然是件小事，確實體現出先生為人表里如一，對他人極為尊重。

第一堂課

先生授課在他家里，每周一次，下午一點半到四點半，有時稍延長一些。他上課時只有一頁紙，上面寫著提綱，然后一講便是三小時，中間不休息，只是抽煙、點煙、或上廁所間斷一下。先生也讓我在聽課時抽煙，說不礙事。但先生給我煙時，我大多放在茶幾上，等上完課才抽幾口，閑聊一下，因為怕抽煙記不全先生的講課內容。而師母每次看到我到先生書房，就會送上一杯茶，自然過一陣師母還會給先生和我續水。

第一次上課，先生并沒有講專業問題，而是講了一個下午如何做人和如何求學。他的觀點是：做學問便是做人，即使學問做得再好，做人不好學問也就廢了，沒有用。因此做學問一定首先在自身的修養上下功夫，不能只關注學術。他古今中外地舉例子，甚至還講了身邊一些學者正反兩方面的例子，指點我如何走學問這條路。他講做學問，大意是：要有信心，樹立目標，不怕吃苦，持之以恒。先生講，做學問不能一曝十寒，學問是一點一滴增長起來的，不會一蹴而就。先生也大量舉學有成就者為例子，來解說如何做學問。同時，先生還講了他自己當年為求學，走路赴昆明到西南聯大復學事。當年，先生身上沒有什么錢，一路走一路打工，賺點錢就走一段路，有時沒有錢，一個大餅吃一天，睡在公園的石條上。他還在工地上當記賬員，最后轉道越南河內才到達昆明。他提到在一個鐵路工地上，白天工作，晚上到縣圖書館看書，都是點著煤油燈，抄下了許多資料。在西南聯大讀書條件也極差，歷史專業學生雖不多，但大家都極其珍惜讀書的機會。先生提到王玉哲、楊志玖、李埏、程應鏐等等同學，都是非常努力才成為著名學者。

聽完第一堂課，我深深理解先生的深意，他希望我珍惜機會，努力學習，加強修養，當個合格的學者。自此，我也努力遵循先生的教誨，至今不敢忘記，不敢掉以輕心。而且我每年對新入學的學生講的第一事件，也是照搬先生做學問先做人、學習需要刻苦的說法。我想，這應當是做學問的首要大事。

記得有一次，楊先生特意召集我們在校的幾位師兄弟，在古籍所會議室里連續兩周圍繞著做學問與做人作了專題講座，特意關照要錄音，還讓姜勝利師兄作記錄。事后才知道，起因是先生聽到有關學生的一些事情，他認為這不是小事，應該進行批評并讓大家吸取教訓。先生還強調師兄弟要團結，要相互幫助，真誠友善，共同提高，切不可自以為是。記得先生講的時候十分嚴肅，甚至可以說有點動容。通過這件事，我感到先生在培養學生時，非常注意學生的道德培養，不希望自己學生犯錯誤，期盼我們既能做好學問，又提升道德，謙虛謹慎，成為一個好學者。

唯一一次挨批評

我受過先生唯一一次批評是在博一上半學期結束前。

由于我外語差，入學后，南開大學規定博士必須學兩門外語，這對我來說壓力極大，因此主要精力化在外語上。上半學期即將結束時，我接到父母來信，說他們到大慶我二哥家，希望我放假到那里去團聚。學期結束前20多天，先生要求我交一篇小論文，5000字左右。自然，我把主要力量放在兩門外語的考試上，寫了篇有關史學評論的小文章，修改后謄抄干凈，送交給先生。誰知三天后，先生打電話到我宿舍，要我馬上到他家去。

我到了先生的書房，就看到我的論文放在書桌上。先生叫我坐下后，一臉嚴肅，問道：你論文是怎么寫的？我一下懞了，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錯誤，只是解釋說，自己想了一個問題就寫了，觀點上有什么問題，請先生批評。先生說，觀點需要用資料來說明，正確與錯誤只是對資料的掌握、判斷、理解問題，這比較容易解決，但你寫的文章不是觀點問題，而是寫論文不認真。我一時沒有反應過來，也不知哪里不認真，腦袋里在轉著，在尋找自己失誤之處。因為我雖然化的時間不多，但畢竟是認真思考過的，也寫了數千字，修改過，再謄抄干凈送交先生的，似乎自己沒有不認真啊。正當我疑惑之時，先生叫我到他桌前看論文，我一看，上面用鉛筆寫了幾個小字，但沒看清楚。先生叫我仔細看，這下看清了，在“斟酌前史”后插入了“而譏正得失”五個字。先生問我，你這四個字怎么來的？我說是根據讀書做下卡片中來的。先生又問我查核過沒有。我老實回答沒有查對。先生批評道：寫論文一定要從原著中摘錄資料，使用時還核對原文，同時要看一下前后文字是什么意思，摘錄下來資料有無問題，否則就會出問題。他指出，您是讀某某先生的書，他只用了前四個字，但后面“譏正得失”更為重要的字沒有引用，而你照抄，不加核實，這是二手資料，而且是一種錯誤的引用。我恍然大悟，深深知道自己錯了，連忙向先生承認錯誤，并說自己其他資料也沒有核對，馬上回去重新核對。

盡管這次批評并不嚴厲，但使我懂得了做學問應當踏踏實實，不能有半點虛偽與浮躁。此后，我在寫博士論文時，文稿改過三遍，每次修訂，都核對一次原文，做到盡可能不出錯。在博士論文答辯時，一位先生提到，他曾查過我論文中一些引文，但一條也沒有錯。這應當是先生教誨與鞭策之下取得的，也是我自己吸取了教訓。這件事，我在給每屆研究生講課時都作為反面教訓告誡他們，希望他們不要犯我這樣的錯誤。

先生第一次改口

自隨先生攻讀博士學位，到先生去世共11年時間。這十余年時間中，我感到先生對問題的考慮都非常周到，不輕易表態，但表態后也不輕易改口。

例如先生同意我報考他的博士，承諾我外語考到40分以上，他就打報告收我。我入學后才知道，先生為了這一承諾，拒絕了當年好幾位要求報考的學生，竟然讓我一個人參加考試。后來我向先生提起這件事，除了表示感謝外，還說到讓我一個人參加考試，真是事后才感到害怕。因為在招我之前，先生身體一直不好，已經五年沒有招生了。按照國家規定，博士點超過五年不招生，那么就要重新評定。因此，萬一我沒有考上，那么就會給先生帶來極大的麻煩。先生笑著說，你應該可以考上。雖然先生輕描淡寫一語，但我知道先生是擔心我外語差，比不了其他同學，只讓我一個人參加考試，是便于錄取我。但是回想起來，先生為我承擔的風險是多大呀！我外語不好，完全有可能過不了關的！

在我親身經歷的事情中，只有一件事，先生最終改口了――這就是我畢業去向問題。

在學習的前兩年中，先生從來不與我談過我畢業后的去向問題，但從師兄弟們口中得知，先生有意讓我留在南開大學。能隨侍先生身邊，我自然是求之不得，但當時我已有家室，且女兒在我畢業這年將參加高中升學考試。為此，我太太多次要求我回上海老家。我堅持說，先生怎么講我就怎么做，我不會向先生提出去向問題。當然此事我也征求過我父親意見。我知道父母比較喜歡我，而且父親年齡已逾八旬，我一直在外游蕩，沒有好好孝敬過他。但父親明確說，楊先生如此關照你，他與我一樣，就是你父親，聽楊先生的安排；家中還有你幾個兄弟，不必掛慮。

1994年暑假，我太太帶著女兒到天津，要我帶她去先生家，由她向先生提出去向問題。我明確說，先生對我恩重如山，此事我不會表態，先生怎么說就怎么辦。我與太太到先生家，談了一回雜事后，我太太就向先生提出，因女兒明年在上海考高中，如果不讓我回上海，那么今后女兒就一個人在上海讀書，這樣不利于小孩成長。先生回答說，小湯去向問題就不要說了，你們好好在天津玩玩。如此直捷回絕，我太太也就不好再強求了。

此后，先生找我談過，說打算留我，如果我太太愿意來天津，他出面解決工作安排，并說我女兒可以去南開中學，他也會出面解決。我自然表示感謝，也就安心寫論文。當然我也一直在與太太溝通，希望她能夠來天津。

次年4月下旬，我論文基本完成了。一天，先生來電話叫我去他家。坐定后先生問我，你太太想通沒有？我回答說，好象沒有通。先生嘆了口氣說，我想也不會通的，你兩個人都是上海人，而且雙方父母都在，需要你們孝敬。你女兒讀高中，也需要有人照顧。這樣吧，你抓緊把論文完成，回去聯系工作。我知道，先生做出這個決定完全是為我考慮，因此我回答說，我再與太太溝通一下。先生說，從實際情況看，你太太這樣要求也不過分，我能理解，你們在外鄉20多年，回上海也是應該的。如果你一個人留在天津，對家庭不好。就這樣定了我的去向。

我打電話與太太又做了溝通，自然是碰壁而還，因而也就只能按先生意思回上海找工作。誰知僅過幾天，歷史系主任陳振江先生給我打電話，說歷史系開會已決定留我在系里工作，他也已經與母國光校長進行溝通，母校長不但同意，而且還答應給我兩居室房子一套（我兩位師兄都只住一居室，而且當時國外來的博士也基本不提供住房），學校還提供安家費5000元，這在當時可是一筆巨款！陳主任說，房子入住需要5300元，300元由歷史系解決。陳先生如此關愛，我當時又驚又喜，但我告訴陳先生，楊先生已經同意我回上海找工作了，而太太又不愿到天津來。陳主任聽了大吃一驚，說楊先生怎么會同意呀。我把家庭情況向陳主任匯報了，在表示感謝之余，也深深體會到歷史系諸位先生的厚愛。陳主任說，那么這樣吧，你先回去把家安了，什么時候想回來，我們都歡迎。

事后我才知道，陳主任又與先生通了電話，把歷史系開會情況以及與母校長批準的事說了，先生卻說我家庭確實需要我回上海，就讓我回去吧。直至現在，我回想到這件事，心中總是百味雜陳，無法用語言表達內心的感受。

借書證上第一行簽字

我入學的時候，先生已經75歲了，此前又生病，盡管精神不錯，但畢竟做研究顯得力不從心了。先生當時正在校對《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第二冊，書桌上總堆著一摞摞卡片。在我入學后，先生就賜給我此書第一冊，上面還簽了名。先生說，第一冊原來文字很多，但南開大學出版社要求大加刪節，因此只保存了最為基礎的史料了，他感到十分遺憾。他做第二冊時，也是邊改邊刪，想來也是心痛的。

先生曾說過，他年齡大了，眼睛不太好，做研究也就慢了，但還是希望把這套書做出來。我曾經向先生建議，我可以幫他核對書稿，我會認真校對的，先生寫的書稿，我也可以幫助做一些查核資料的工作，這樣可以加快進度。但先生一口回絕，他認為核對資料的事需要他自己做，這樣可以再仔細地看一下原著，以便做得更準確一些。

不久，先生倒交給我一個任務，就是幫助他借書、還書。他說自己年齡大了，走路慢，從家里到圖書館去，每次都要花很多時間，想叫我幫忙還書借書。我自然十分樂意做這件事，因此只要先生來電話叫我，我就會以最快的速度到先生家。先生會把要還的書，和一張寫著要借的書的紙交給我。有時書名旁還會寫著索書號，這是先生以前借書的記錄。我到圖書館借書還書，只要說是楊先生的，工作人員也會十分客氣地接過還的書和很快找出要借的書，只需要我簽一下名，十分方便。借多了，我發現一個問題：先生要借的書，有相當多的圖書底卡上是楊先生第一個簽名，甚至只有他一個人的簽名。我不禁為先生如此讀書感到十分驚訝，坦率說，許多書我當時根本沒有看過，甚至有些還是我不知道的書！先生能做出《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真是不容易啊！這也使我似乎看到了如何做學問的門徑。

第一次受表揚

畢業后的數年，凡是有北方召開的會議，我都爭取去，目的是順道到天津看先生。每次去，作為學生，自然帶點禮品給先生，其中少不了要給先生帶上兩條中華牌香煙，因為這是上海生產的。每次先生都會說，不用帶什么營養品，更不用帶好香煙，他抽慣了天津生產的恒大牌，抽起來有味。但唯一一次我給先生帶東西，竟然受到他的表揚。

那是1998年，我到北方開會，順便給先生帶了一點東西，其中給先生買了兩雙布底鞋。先生拿到布底鞋，連聲說，這個好這個好！還問我怎么想起來給他買這種鞋。我說，看到先生穿的是硬塑料底的布鞋，很滑；先生又住五樓，上下樓怕先生不小心滑倒，因此才給先生買了。先生說，是呀，天津買不到布底鞋。我笑著說，上海也很難買到呀，這次與我太太兩人，走到許多地方，才在上海城隍廟的一個攤販上看到了。先生表揚說，小湯，你費心了。我說這是應該的，下次再給先生帶。先生說不用不用，兩雙鞋能穿一段時間了。

回想起來，就先生當時的收入來說也不算低，子女都有工作，師母也有退休工資，應當說條件不算差。但先生在生活上確實十分簡樸，平時抽煙就是很便宜的恒大牌，穿著也很樸素，家里沒有怎么裝修過，四壁只是刷白而已，也沒有什么高檔家電及生活用具。書房中擺了一張簡易的木板架子床，一對簡易小沙發，一個舊書桌及幾個書架。按照現在裝修標準實屬最低層次，甚至可以說是簡陋，但先生則在里面著述，過得非常充實。我想，先生精神上是豐贍的，他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是巨大的。

先生指導我確立課題

我畢業那年，臨行前到先生家里辭行。先生曾問我做完朱熹史學思想研究后，再打算做什么課題。我回答說，打算做《宋史·禮志》研究。

其實這個題目是我在做博士論文《朱熹的史學思想研究》時提出的，當時發現《宋史·禮志》記載與其他典籍有不少異同，感到其中有許多問題值得深入研究，當時也受到先生肯定。先生認為《宋史》成書快、部帙大、問題多，是值得加以研究，以便為學界研究提供更為準確的資料。因此我打算對《宋史·禮志》進行研究。

我到上海師范大學工作后，也陸續積累了一些有關《宋史·禮志》的研究資料，為今后研究作準備。后來我在重新閱讀《資治通鑒》時又發現其中一些問題，感到可以對它進行一些研究。有一年我到先生家時，提起想研究《資治通鑒》史料來源問題，先生聽了極表贊同，認為這是個非常重要的研究課題，值得化精力去仔細研究。

此后每次到先生家，先生都會問我資料積累情況及一些問題的思考，給我以點撥，還告誡我要使用好的版本、注意各種版本不同的地方，這樣才能更加準確地做出結論。

實際上，在具體研究中，我也深深感到這兩個課題難度非常大，不容易做。多年來，除其他零星研究外，雖將主要精力集中于此，積累了大量資料，但至今也只完成了120萬字的《宋史禮志辨證》。2012年，我又意外中標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因此《資治通鑒》的相關研究處于停頓狀態。現在回想起來也確實有愧于先生的厚望，但愿能夠早日完成這項研究，以期不辜負先生培養之恩。

先生雖然離我們遠去，但我總感到先生無時不刻就在身邊，他的教誨時常在耳邊響起，囑咐著我刻苦攻讀，努力做出成績；同時也訓誡著我即使做出了一些成績也應當時刻警惕驕傲情緒，切不可狂妄自大，目空一切，踏踏實實地做好研究工作；更提醒著我對人要真誠友善，助人為樂，“做一個有文化素養、品德高尚的人”（先生語，載《治學與做人》）。

2018年5月28日初稿，6月16日修訂于上海寓所

轉自：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