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讓中美決定未來！特朗普要單開一桌，德國為什么跳出來反對？

掐起來了啊！特朗普要單開一桌搞兩國聯盟，默茨第一個站出來反對，表示不想被當盤菜端上桌子。

10月30日釜山會晤期間，特朗普和德國總理默茨來了一次隔空交鋒。

先是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發文：“G2峰會即將召開！”暗示全球格局將進入中美主導的時代。緊接著萬里之外的柏林“德國高科技議程”啟動儀式上，默茨就于演講中高呼：“我們歐洲，決不能讓美國和中國獨自決定技術未來。”

屬實沒想到，對于特朗普的冒犯，人家印度都還沒有發話，德國這邊先破防了。不過默茨的擔憂并非空穴來風。

因為特朗普這番表態直接戳中了德國的敏感神經——作為歐盟經濟的“發動機”，德國長期依賴美歐同盟體系維護自身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優勢地位，而特朗普的“單開一桌”，意味著德國可能被排除在新一代技術規則制定的核心圈之外。

換而言之當美國選擇繞過傳統盟友與東大“單開一桌”，曾經穩居西方陣營核心的德國，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被時代浪潮邊緣化的恐慌。

這種擔憂背后，是德國對自身戰略定位的深刻不安。自二戰后，德國始終在美歐框架內尋求發展空間，通過融入西方陣營實現了經濟復蘇與國際地位提升。

但“G2”構想的提出，意味著傳統的跨大西洋伙伴關系可能被重新定義——當美國將東大視為“平等的對話者”，德國等歐洲國家的話語權自然會被稀釋。

更關鍵的是，在人工智能、半導體、新能源等決定未來的戰略領域，德國正面臨著“不進則退”的嚴峻局面，而中美主導的技術格局，可能讓德國失去最后的追趕機會。

默茨的擔憂絕非政治作秀，而是源于“G2”時代對德國國家利益的切實威脅，這種沖擊主要體現在三個維度：

第一種沖擊：工業優勢的瓦解風險。德國經濟的核心競爭力在于高端制造，從汽車工業到精密機械，從化工產品到醫療器械，“德國制造”長期占據全球價值鏈的頂端。但這一優勢建立在兩個前提之上：一是美歐主導的技術標準體系，二是穩定的跨大西洋市場聯盟。

如今，中美在5G通信、工業互聯網、自動駕駛等領域的技術競爭已進入白熱化階段，雙方都在積極推動符合自身利益的技術標準。

一旦中美達成某種程度的技術共識，德國企業將面臨“二選一”的尷尬境地。要么投入巨資改造生產線以適應新標準，要么被排除在全球最大的兩個市場之外。

2024年數據顯示，德國汽車工業對中美市場的依賴度高達42%，這種“兩頭在外”的產業結構，使其在“G2”格局下格外脆弱。

第二重沖擊：能源轉型的雪上加霜。德國早已將“能源轉型”作為國家戰略，試圖通過發展可再生能源實現“碳中和”目標。但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政策卻與此背道而馳——美國不僅加大頁巖氣開采，還積極推動全球能源市場的“美國化”，而中國在光伏、風電、儲能等領域的技術優勢，已形成對德國的“降維打擊”。

當中美在能源技術領域展開合作或競爭時，德國原本引以為傲的西門子風電、博世儲能等企業，正面臨市場份額被擠壓的困境。

歐盟領導力的空心化。德國一直以歐盟“領導者”自居，試圖通過整合歐洲資源提升國際話語權。但“G2”構想的提出，直接削弱了德國在歐盟內部的談判地位。當中美成為全球事務的主要決策者，法國、意大利等歐盟成員國可能會尋求與中美直接對話，導致歐盟的集體行動能力進一步下降。

2025年歐洲理事會的一項內部調查顯示，已有63%的成員國認為“應重新評估與中美關系的優先級”，這意味著德國苦心經營的“歐洲一體化”進程，可能在“G2”時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

盡管默茨態度強硬，但現實卻給了德國一記響亮的耳光。“G2”時代的到來并非特朗普的個人臆斷，而是全球力量對比演變的必然結果，而德國的反對終究只是“螳臂當車”。

首先從實力角度出發，中美的實力優勢，早已奠定了“G2”格局的基礎。據2024年IMF數據顯示，東大GDP約19萬億美元，美國則是接近30萬億美元，兩國合計占全球GDP的43%，而德國僅為4.3萬億美元，不足東大的四分之一、美國的六分之一。

在軍費開支方面，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數據顯示，中美兩國2024年軍費總和超過1.3萬億美元，占全球軍費總額的58%，德國軍費僅為570億美元，甚至不及美國軍費的零頭。這種懸殊的實力差距，決定了在全球規則制定中，德國難以擁有與中美抗衡的話語權。

更關鍵的是，中美兩國的經濟韌性與產業完整性遠超德國。東大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體系，涵蓋了小到螺絲螺帽，大到航母飛機的幾乎所有門類不說，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更是超過30%。而美國則在高端制造、金融科技、軍事工業等領域保持絕對優勢，兩國形成了“制造+創新”的雙引擎格局。

相比之下，德國經濟過度依賴汽車、化工等傳統產業，在新興產業領域布局滯后，這種結構性缺陷使其在中美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中，只能扮演“追隨者”而非“引領者”的角色。

其次在決定人類未來的戰略技術領域，中美兩國已形成“雙寡頭”壟斷格局，德國早已失去先機。美國彭博社2025年10月的報道顯示，在中美聯合科研項目中，東大主導的比例已達45%，較2010年提升15個百分點，預計到2030年，在人工智能、半導體、能源及材料科學等8個關鍵領域，中國將與美國實現主導地位持平。

這意味著，未來的技術規則將主要由中美兩國共同制定，德國等歐洲國家只能被動接受。而當技術創新的“第一梯隊”只剩下中美兩國時，默茨“不讓中美決定技術未來”的表態，更像是一種無力的吶喊。

最后德國的“敗家操作”也加速了自身的衰落。如果說外部競爭是德國面臨的挑戰，那么內部的決策失誤則是加速其衰落的“催化劑”。

2025年10月25日，德國巴伐利亞州貢德雷明根核電站的兩座冷卻塔在定向爆破中轟然倒塌，這一標志性事件不僅宣告了德國核能時代的正式終結，更標志著德國的能源危機雪上加霜。

更荒謬的是，為了彌補能源缺口，德國不得不重啟煤電并加大天然氣進口，這不僅使其“碳中和”目標淪為笑柄，還讓能源安全受制于俄羅斯和美國。正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在能源危機的背景下，德國的工業發展自然難有起色，曾經躊躇滿志的工業4.0都快成0.4了。

德國的棄核決策，本質上是政治正確壓倒經濟理性的典型案例，這種“敗家操作”使其在中美主導的能源轉型浪潮中徹底掉隊。此外，德國在移民政策、財政緊縮等問題上的爭議，也加劇了社會分裂，內耗不斷的德國，已無力與中美在全球舞臺上展開全面競爭。

德國的焦慮并非個例，而是整個西方世界面臨的集體困境。自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列強憑借技術優勢和殖民擴張，長期占據全球權力中心，但這種格局正在被徹底打破。

總結來說，時代變了，世界中心該換了。這不是一句口號，而是正在發生的事實。當貢德雷明根核電站的冷卻塔轟然倒塌時，它不僅象征著德國核能時代的終結，更象征著一個舊世界秩序的落幕。

默茨的擔憂可以理解，但歷史潮流不可逆轉——“G2”時代的來臨，不是中美強加給世界的選擇，而是全球力量對比演變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