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世友將王必成帶上革命道路，后來為何關系不睦？主席調和也沒用

1927年11月，鄂豫皖地區爆發了轟轟烈烈的黃麻起義，許多地方武裝迅速組織起來，逐步開始建立根據地與反動派做斗爭。

像開國上將許世友就率領一百多名赤衛隊員加入紅軍，從此開始一段傳奇的革命生涯。

由于道路艱辛，這一百多人中，能活到建國后的不多，80年代還健在的更是少之又少，最后只剩下了許世友和王必成二人。

按道理來說，兩人淵源這么深感情一定很好，可現實正好相反，王必成從南京軍區調走，主要就是許世友的原因，到1984年，許世友還不點名地批評過王必成。

為何二人會到這種地步？最終矛盾是否化解呢？

許世友和王必成老家是相鄰的兩個村，很早就已相識。當地興起農民運動后，兩人也都投身其中，許世友因為有過從軍經驗，當上了赤衛隊隊長，王必成則是下面的隊員。

后來他們一起參加紅軍、一起在紅四方面軍闖出名氣，直到抗戰才在不同地區發展。等到解放戰爭，二人又同在華野麾下作戰，所部都是主力縱隊。

抗美援朝，他們也都是在1953年才率部入朝，在異國他鄉還有過交流。回國后，許世友在華東軍區任副司令員，55年改編后任南京軍區司令員。

王必成則先在南京軍事學院學習，后調任為上海警備區，屬于南京軍區許世友的下屬。著名的“南京路上好八連”，也跟許世友、王必成有關。

1960年初，許世友路過上海，王必成特意宴請，專門買了幾瓶茅臺。

幾番推杯換盞后，王必成說這頓飯必須要留下“買路錢”，讓與許世友同行的宣傳干部沈西蒙幫上海警備區特務團三營第8連寫個戲。

8連駐地位于紅燈綠酒之中，卻始終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整個南京軍區都有耳聞，沈西蒙很早就聽過這些事，眼下王必成親自相邀，自然沒有拒絕的道理。

后來沈西蒙在八連足足待了40天，一邊體驗生活，一邊搜集素材。

經過多次修改，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完成創作，搬上舞臺、熒幕后，“南京路上好八連”名揚四海，一直到現在都是我軍的一面旗幟。

許、王兩位將軍相處多、關系好，本來能將這份革命友誼堅持到最后，可那場史無前例的風波改變了這一切。

據許世友秘書李文清在《近看許世友》中說，大運動初期，南京軍區也受到影響，“造反派”多次針對許世友，讓他不堪其擾，干脆給軍委打報告，跑到大別山里的軍區農場養病。

司令員離開，軍區還是要運轉，時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的王必成以及另一位副司令員林維先、副政委鮑先志等人就代為主持部分工作。

在這段時間里，“造反派”依然多次沖擊軍區機關，勢態在不斷惡化。身處大別山區的許世友非常憤怒，給王必成等人下令堅決抵御這種行為，必要時可以開槍。

但此時中央并沒有給出指示，采取極端手段只會激化矛盾，所以王必成他們沒有照做，這讓許世友認為是不聽自己的話。

為穩定局面，王必成等人還無奈接見了“造反派”代表并被迫在同意搞“四大”的意見書上簽了字，這更添許世友的怒火。

那些“造反派”先前可是把許世友的住處都打砸了一通，眼下軍區內部卻有人搞妥協，這在許世友看來，就是想聯合把自己搞下去。

因此，當一批需要軍區司令員簽字的材料送到許世友面前時，他一把推開，還憤怒地說：這是在亂軍，要自毀長城，告訴軍區，都不準發布。

其實就那個時局而言，王、林、鮑他們也很不容易。面對混亂，主官許世友扛不住壓力抱病了，他們卻不能走，必須留下來應對。

在意見書上簽字也是迫不得已，誰能頂得住那么多人的攻擊。此時上級的態度也不明朗，眼下“造反派”勢大，誰都不知道到底是誰授意，所以他們只能按照所見來做出應對。

這些苦衷，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許世友沒有去想，他只認為是王必成等人在背后“煽風點火”，要奪取軍區大權，所以，心里就存了成見。

后來中央認為動亂嚴重影響到群眾生活，再亂下去恐怕難以控制，遂進行了一系列調整。部分單位、省市實行軍管，許世友也回到南京軍區繼續掌權。

時過境遷，先前跟“造反派”妥協過的王必成、林維先、鮑先志等人，處境就比較尷尬了。

好在毛主席知道三人并非要跟中央對著干，也是迫于無奈才做的選擇，就將他們接到北京總參第一招待所安頓，這一住就是一年多。

1969年末，三人得以重新安排工作：王必成調任為昆明軍區副司令員、林維先調任為武漢軍區副司令員、鮑先志調任為濟南軍區副政委。

人雖然是調離了，但許世友依然耿耿于懷，毛主席也是知道此事，多次想辦法為他們化解，可惜沒有效果。

1971年8月南巡，此時另一件大事已迫在眉睫，但主席仍掛念著幾位將軍的恩怨，31日晚專列路過南昌時，主席特意見了許世友。

在講完一些安排后又說道：你要打倒的三個人都是好人，這次就高抬貴手、刀下留人吧。

向來聽主席話的許世友反常地沒有給出肯定的回答，就一直含糊不清，主席當然明白這背后的意思，只能嘆口氣作罷。

在王必成、林維先、鮑先志三人里，許世友最不能原諒的就是王必成，秘書李文清曾詢問過原因，答曰：

我跟王必成是老鄉，我把他帶出來一起參加黃麻起義，這么親密的關系，別人反對我也就算了，就他不該。

1982年春節前夕，時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的王必成因不習慣北方的天氣，申請到南京養病休息，住在普陀路1號。

此時許世友已經離休，住在中山陵8號，兩處相距不遠。王必成還是想解釋一下當初的事，就特意在過年時上門拜會。

伸手不打笑臉人，王必成做到如此，許世友也不好拒之門外，兩位老戰友終于坐下來聊了一聊。

他們從參加革命說起，共同追憶了曾經的戰斗經歷，情至深處，王必成哽咽：許司令，當年赤衛隊100多號人，現在就剩你一個隊長和我一個隊員了，我們都是革命的幸存者啊。

聽到這話，許世友暫時放下別扭，跟王必成握了手，并在分別時將他送到門口。但許世友心中始終有刺，不太愿意跟王必成有過多來往。

正可謂不是冤家不聚頭，兩人退出領導崗位后都定居南京，所以在中顧委里一同被劃在了駐京外委員華南組。

1984年1月，華南組在南京召開了第一次會議，輪到許世友發言時，他再次把往事翻了出來，不點名批評道：

我們的老同志之中，也有犯過錯誤的人，比如原先南京軍區的三個老紅軍，對錯誤至今都沒個表態。

大家都清楚，這“三個老紅軍”指的就是王必成、林維先、鮑先志。如此翻來覆去，王必成脾氣再好也受不了了，立即起身離開。

參會的聶鳳智跟許世友、王必成關系都很好，還是希望幾位老戰友解開心結的。這件事不處理好，只怕他們二人見面都不愿意見了。

想了想，聶鳳智先找到許世友，指出他在會上的言論是錯誤的，南京黨委已經作出過決定，為王必成、林維先和齙先志在過去歲月中的所謂錯誤平了反。還這樣說，實際上是不尊重南京軍區黨委的決定，將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

許世友聽后擺了擺手：我知道錯了，以后不再說了。搞定這邊后，聶鳳智又去找王必成說：我替許司令向你道個歉，他已經表態了，今后不說了。

王必成是爽快人，立即表示此事就算過去了。因為有聶鳳智的調和，同年6月華南組第二次會議，許世友和王必成都出席了。

王必成對許世友還是有感情的，輪到他講話時，他先把當初的來龍去脈完整說了一遍，然后誠摯地看著許世友說：

“老隊長，我們都已經是70多歲的人了，快去馬克思那里報到了。毛主席說過，我們這些老同志要多栽花、少栽刺，有利于團結的話多說，有利于團結的事多做。

當年你要我開槍，但我請示過總參和軍委，都說軍隊不能調，槍不能開。毛主席后來也專門給你講過，他們三個是好人，希望你高抬貴手。”

說完這些，王必成環顧一圈：各位同志，我今天在對當年的往事作了一些說明，提出幾點意見，僅供大家參考。這些說明和意見，我不會加強于人，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見，大家都可以反駁！

隨著他的話音落下，所有人的目光都轉移到了許世友身上，只見老將軍站了起來說：“王必成同志，你說得非常好。”

接著他過去緊緊握住王必成的手，幾十年的恩恩怨怨終于煙消云散。

參考資料：1、李文清.《近看許世友》

2、康月田.《恩怨重重:許世友與王必成》